我开始意识到应该做些什么，我催促妻子赶紧与其他来宾打招呼和交换名片。然后我们和那名南斯拉夫记者一起出发，骑着自行车朝东直奔美国大使馆而去。路上我们向一名叫汤迪的中国朋友打招呼，她当时正要去做按摩。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就像梦境一样，途中我们几乎改变主意到书市去，但就在那时，南斯拉夫记者的手机响了起来，他被告知，大使馆附近确实有事情正在发生。
在建国门大街上，当我和妻子接近戒备森严的北京市使馆区时，我们经过了一群正在急行军的警察，他们的指挥官骑着一辆时髦的黑色自行车向他们发号施令。拐过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旁边的街角，可以看到警察的数量不断增加：开始是十码一个，然后是五码一个，三码一个。当我们拐入使馆路的时候，听到了远处传来一声咆哮，那声音就像风笛一样召唤着人们。
我的心跳加速。我们飞快踩着自行车直到接近一处警察设置的路障前，大概有五十多名旁观的中国人隔着障碍物向使馆里窥探。我和妻子径自走过警察的封锁线，明目张胆且若无其事地把自行车用铁链锁在领事处旁边的一面围墙上。警察不会阻止像我们这样的人进入警戒区，因为外国人在北京还是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我们刚才听到的咆哮声来自一群沿着街道走过来的大学生，我分辨不出他们是北京哪所院校的学生。他们显得有些煞有介事，举着长长的写着汉语的红底黑字的横幅，小拳头机械地挥舞着，大多数是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一些穿着入时的学生将丝巾撕成条状系在头上，但大多数的穿着都比较整洁。我们从他们的身边向美国大使馆跑去，发现大使馆就在咫尺之外。
门内，一切是那么的正常。浓密的枝叶像一把大伞把使馆笼罩其中，阳光穿过枝叶温柔地洒在树荫下，留下点点光点，这时风已经停了。美国大使馆和往常一样总是收拾得利索，从它的正面看不见任何人在里面。哎呀，这个周六他们不会都出去打高尔夫球了吧？使馆的周围站满了摄影记者，大部分是外国记者，也有少数来自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台的记者。大约十五名身着绿色制服的警察在使馆门前一字排开，他们的表情很轻松，脸上带着笑容，完全沉浸在节日的状态中。（正如妻子所指出的，在独裁国家里，任何打破单调生活的事情都是令人感到高兴的！因为他们会发现有事情可做。）
大概有五百名示威的学生站在使馆门前，打着红色和黄色的标语，上面写着：USA GO TO HELL（美国下地狱），FUCK USA（去他妈的美国），US KILLER（美国是杀人犯），FUCK NATO（去他妈的北约），NATO=NAZI（北约是纳粹）。妻子将这些口号译出：有罪！美国人是凶手！滚回家去，凶手！美国猪，滚回家去！大使出来，出来！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他们在一个手拿扩音器的男子带领下，不停地喊着口号，声音既宏亮又刺耳。这些尖叫声的音调和节奏不断地变化，他们每喊一次，脸上都会露出轻松的表情。他们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他们喜悦的眼睛似乎在笑着回答“是的”。只要拿着扩音器的领导手臂开始上下舞动，学生的口号就会响起，手臂不断地指向空中，就像集体被轻度的电流击中而做出的反应似的，动作是那么的整齐划一，听从指挥。尽管如此，现场还是笼罩着一股节日的气氛。总之，宣示纯洁、义愤和正直是全世界大学生的梦想。在中国，天安事件已经结束十年了，在这十年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然而现在，这种场景又再次出现了！
没有人碰我们，也没有人推挤我们。围墙后面的庭院里是属于我们的一面国旗和一小块安全区。身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强国的首都，听着她的年轻一代对着我们国旗和那一小块土地咬牙切齿地以一种贵族朗诵诗文般的语调在反复唾骂，我感到有点困惑。
不一会，声浪慢慢沉寂下来，拿着扩音器的领导开始领唱一段简短的国歌。这是一个信号，抗议者即将撤走，把示威的机会让给来自另外一所大学的学生。
当新的一批大学生抵达时，我和几位英国记者正在估算游行的人数。英国人的估计比较保守，他们认为大约有三千人。就像在玩一种中国障眼戏法，同样一群学生在街区绕了一圈后又回来了，所以我们见到的都是似曾相识的面孔。一名学生在单独接受采访时显得非常的天真和坦率，他用蹩脚的英语认真地向我们解释：校方一大早就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让他们制作好标语横幅，并安排巴士把他们送到这里来。
这样看来，整个示威活动都是精心策划的，虽然如此，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已经到达现场。做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曾经在天安门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游行示威已然成为北京大学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的场合怎么可以少了他们呢？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也不外乎就是那些套路，唱完爱国歌曲就准备离开，突然，有个学生坐了下来。紧接着又有五十多人跟着坐下来，然后是全部，领导企图阻止的叫喊显得苍白而无力。自从我到达北京的那一刻起，我就能感觉到弥漫在中国人头上的怪诞的政治压抑感，一旦蓄势爆发能在瞬间摧毁一切形式的束缚，或者演变成不可预知的疯狂挑衅和破坏行为。
当北京大学的学生坐下时，我们在想，当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否会重演呢？但是很快，事实证明他们并不适合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们是如此的年轻稚嫩，不够老成持重。只是在他们那小小勇气的激励下，静静地坐了一会就自行离开了。警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手挽着手站在使馆的门前。我让妻子保藏好拍摄的照片。
不一会，被誉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清华大学学生折了回来，他们当中还搀杂着一些北京大学的学生。口号的呐喊达到了近似疯狂的程度。忽然，一切嘎然而止，从人群中飞出某个物体，狠狠地砸在使馆的围墙上，离我所在的位置不远。人群首先是一片静默，然后爆出雷鸣般的欢呼。连着又有两个物体砸向使馆，碰击的声音就像飞虫撞到挡风玻璃一样。这时候，我们看见大块的混凝土障碍物被搬开，使馆围墙上的灯很快被捣碎，接着是房间的窗户，然而警察却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白天过去了，黑夜即将来临，然而使馆前的戏码和破坏仅仅是个开端。我在一阵眩晕中开始意识到我的电视节目可能会泡汤，甚至连我的工作也会不保。事隔十年，这个国家再次向人们伸出了他的拳头，这次可不只是向那几个研究中国的观察家或中国通，而是向整个世界。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我的头脑充满了各种奇怪的想像，以致无法预见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电视反复播放仇视外国人的言论，画面中是一位哭泣的老父亲，他在贝尔格莱德，胸前举着女儿的血衣。听不到任何关于美国方面的解释和抱歉的声明；所有的美国电影和音乐都被封杀；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被人纵火；电影院下午开始播放波湾战争的影片；美国记者被殴打；大街上民族主义的叫嚣声此起彼落。那种装模作样的“忍让”暴露无遗。最糟糕的是，我感到脚下的大地正在躁动。
一直到我离开中国之前，我无法完全理解所看到的事情。我遇到了王，一位戴着金丝眼镜、个头矮小、信仰回教的北京大学学生，他用一种听起来令我神经紧绷的细小声音，小心翼翼地，断断续续地向我讲述关于他的故事。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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