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薛伯陵长沙展军威
二、不堪回首的长沙大火
抗日卫国战争正当同日寇酣战之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夜，十三日凌晨在长沙发生了一场人为的毁灭性大火。因为十二日所发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十二日的夜里（即夕），所以这场大火又称为“文夕大火”。火势猛烈，持续数日，人员、房屋、物资损失惨重。
陈诚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感慨万端地说，抗战八年，有两件最使人痛心的事：一件就是汪兆铭甘心作汉奸，一件就是张治中长沙放火。
中国军队撤出武汉后，统帅部原本预定设于湖南长沙，不料就在其时发生了长沙大火，于是蒋委员长飞驻衡山，转往重庆。
据《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中史料记载，长沙大火，原是张治中等人之阴谋，声言日本军队已过新墙河，应当坚壁清野，仿照俄共对抗德军之策略，若倭寇进攻长沙，应采行“焦土政策”，烧光长沙再撤退。于是张治中便一面秘密命令准备许多放火材料，如汽油、破布……等；一面将警卫团士兵分编为三人一个小组，名之为放火小组，命令如见市区内起火，便以之为信号，大家即对市内重要设施目标一齐纵火。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张治中曾召集湖南各厅处长委员齐集在城外省主席官邸开会，会上张治中指示说：“日军已由岳州南下，过新墙河，省府还是先撤退到湘西沅陵去较妥，我与财政厅尹厅长暂留在长沙，秘书处酌留一两位秘书及科员待命。其余由秘书长厅长率领，当晚出发前往沅陵，至迟在明晨必须完成撤退事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28-329）
就在这次省府会议上，关于有计划纵火焚烧长沙城，事关长沙市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张治中竟不作说明，更未做行动前必须提前发出警报、通报市民的任何安排。
张治中也并未暂留长沙，而是会后即暗中走往湘潭，对他采用的“焦土政策”，对长沙市民毫无预告指导疏散措施，就这样，在历史上不能不给世人留下“蓄意使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在敌人未来之前，先一律葬身火海”的事实。
“十二月（应为十一月，可能是排版出错。）十二日晚上十二点半左右，所谓“文夕大火”，街上没有一个行人，未料此时南门外伤兵医院，突然失火发生火警。于是警卫团放火小组的士兵，误认为就是信号，乃照预定计划纷纷放起火来。加上事先既未对市民预告和指导疏散措施，军警间也无联系，以致火舌席卷了整个长沙城。在午夜二时三十分左右，张治中的副官敲他的房门，报告长沙城内有大火。此时张治中在湘潭还假装不知道有这回事，就披衣下床，假惺惺打电话到警备司令部查询。……隔了一小时，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匆匆忙忙坐车赶向张治中请示：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酆悌司令也正是在睡梦之中被惊醒的，立即发动消防人员及警察局警卫团人员分头救火，可是哪里救得熄呢？救的救，纵的纵，乱成一团，一直烧到第二天下午，火势才慢慢缓下来，然而长沙城中，八角亭、中正路、南正路一带街市及机关、官署、学校、第一纱厂……等等，都已化为灰烬，全城精华变为颓垣残壁，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最可怜的是老百姓，事前不知道，许多人关上了门在屋内做好梦，临时单身逃命或葬身火海的军民为数不少。此次大火对民心士气之影响极大。”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29-330）
至于十二夜里火警的起源究竟是什么，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之谜，不过一般的说法是由伤兵医院不慎失火引发而起的。十三日大火整整烧了一天，十四日以后火势始渐小，直到十六日犹有未熄之余烬。
文夕大火，长沙全城近七百条街道被烧得片瓦不存，五百多条街道仅存几栋房屋；明德中学、周南中学等数十所学校变成废墟；两千多年的贾谊故居付之一炬；千年名楼定王台连同所藏的万卷善本古籍，在大火中毁之殆尽；全市250多家米厂、粮行烧掉谷米190多万担，损失银元1000万元以上；大火中所有湘绣绣庄连同绣品、画稿无一幸存。长沙有名的江西富商余太华金号，其珍藏的国宝44颗汉印，在大火中连同保险柜一起被熔化成铜块铁饼。上述损失虽说巨大惨烈，但毕竟是物质上损失，可以用金钱来计算，令人最为痛心的是数万同胞葬身火海，成为中华民族最为痛心的伤痕。
“所谓“民主将军”张治中早已丧失人格，其祸国殃民，长沙大火即为明显之一例。大火后第四天，即十二月（应为十一月，可能是排版出错。）十六日，蒋委员长惊闻其讯，亲由南岳赶到长沙，视察火灾状况，并慰问民众，市内遍地瓦砾，步履困难，目击惨状心酸，忍不住落泪。当时想设一个茶会招待受火灾之难民及尚留在长沙的外侨，哪知道连茶叶都买不到。后来还是在一位教友家中，邀请居留在长沙的外侨们茶会，亲自表达沉痛遗憾之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30）
此时陈诚是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长沙是第九战区的心脏地带，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给长沙民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大火，职责所在，不能置身事外，乃于十七日上书自劾，书云：
“委员长蒋钧鉴：此次长沙有计划、有组织之暴行，其惨状令人闻而心酸，何况目睹？影响所及，足使军心动摇、民众失望，显可成为抗战之危机。昨闻钧座莅临，实不胜喜惧。喜者，必有以昭示天下而挽人心也；惧者，此种惨状，钧座目睹，必增加烦恼与 忧虑也。今数聆训示，仅及扫街、巡查、救护、警戒、收容等末节，则钧麾似无莅止长沙之必要矣。以职之愚，实深感姑息优容、讳疾忌医之非计，忧愤曷胜！窃维一切大计，钧座固自有成竹，今日职之态度，自知失体，顾心所谓危，不能不痛切陈之。尤恳明令处职以应得之罪，以慰湘民，而定军心，迫切陈词，伏维垂察。谨此，敬叩钧安。” （《陈诚回忆录》（十五）： 长沙大火）
陈诚将军非常痛心的对部属说，仅仅为了坚壁清野之名而放火烧城，并不计较有无成效，致使万万千千无辜的人民作毫无代价的牺牲，这就谈不到什么计划或政策了，而是一种无可原恕的残暴。“为成功不择手段”，我们犹且以为不可，何况既不择手段，又不能成功，这岂是有天良的人所忍出此！有知识的人所肯出此！
“长沙大火”是一桩空前大案，自然要严办。军法单位会审结果，警备司令酆悌处有期徒刑十年，警卫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各判有期徒刑七年。专案呈报最高当局核示，奉批：“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张治中撤职查办。”长沙大火，最高当局挥泪斩马谡，非如此紧急处置不足以平息舆情。
“ 书上，委员长令组织高等军法会审，严惩肇事人员。二十日，军法会审讯结：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此为断，罪魁祸首应当是酆悌以下三人，但省主席张治中又为什么革职留任呢？倘因其为主使者，则罪应在酆等三人之上；倘如全不知情，似又不应有罪。于是街谈巷议颇不以此种处置为然，公开张贴文字诋斥张治中者，随处可见。有一副嵌入张治中姓名的联语及横额，最为一时传诵。联云：“治绩云何，两大政策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额云：“张皇失措”。即就文字而论，亦是可传之作。两大政策云者，张于到任之初，即宣布组织全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团，归他自己统率，此其一；再则就是宣布于寇兵进犯之时，实行焦土政策，此其二。这两大政策之前者，未闻有何交代，大概是说说算了。后者算是兑现了，但却是在寇军并未进犯之时付诸实施的，未免荒唐得出奇。” （《陈诚回忆录》（十五）： 长沙大火）
据说，长沙大火酆悌并不是主谋，勉强说只能是个从犯，因为他是长沙警备司令，直接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张治中指挥，而张治中之所以要他放火，是因为匪谍故意造谣，说敌人已越过新墙河，以为新墙河距长沙很近，无险可守，张治中就下达乱命，祸国殃民了。
“酆悌一身承担，颇有好汉气概，酆悌个性固然如此，但其中尚有内幕。当在大火发生后，张治中自知难逃法律制裁，乃先把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找来，当面同他们商量，认为在蒋委员长震怒之下，没人敢出面说情，唯一的办法只有他置身事外，方可向委员长为他们三人求情。酆悌等三人认为也只好如此，攀上张治中则四人同死，不攀张治中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是酆悌等为张治中洗脱之原因。但张治中脱罪后，根本就未为酆悌等人去求情，也许正是他事先早已安排之脱身毒计，这种毫无人格的人，其狠毒心肠，也非常人可比。”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31）
陈诚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十三日午间见到了张治中，问起大火起因，他说大火的事他全不知情，定系另一系统所为，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真亏他说得出口！
毫无疑问，长沙大火之发生，是抗战八年中一大惨剧，对民心士气之打击实在太大，当时不少人的内心中曾有这样一个问号？像这样不负责任的张治中，如何能带好兵？又如何能打胜仗？！
文夕大火虽然将古老的长沙毁灭了，但嗣后薛岳将军同日寇厮杀中的长沙三次大捷，可昭告天下，古老的长沙浩气永存。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五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