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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哲凯:别让观念的偏差 挡住可能的希望

采访整理/柯弦

前列腺癌是男性相当常见的一种癌症。(fotolia)
临床试验能为病人提供最新的药物、前沿的治疗和良好的照顾。(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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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我对面时,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肾癌四期,扩散到肺、肝。右肾的肿瘤已经侵蚀到大血管,如果完全压住血管,血液将无法流通,就会死亡。

他原是一名军人,40多岁,身体健壮得像美式足球运动员。单看外表,没有人能把他和癌症晚期联系在一起。癌症没磨去他的男人气性和决断,他在华府咨询了两个大医院,没有任何一种治疗能说服他,他便拖延不治。结果病情越来越重。

第一次见面,我们谈了很久。最后他同意先切除右肾的肿瘤。但这无法解决后患,他的肺和另一颗肾里,还有很多的肿瘤。

怎样扼制住他体内飞速生长的癌细胞,让他平顺地活下去?我们都在思考。

一日,我与他通电话。我说,现在有一种针对肾癌研发的免疫系统新药,处于临床试验的阶段,搭配现有的标靶药可能提高控制癌细胞的概率,你愿不愿意尝试这个方案?

彼时,临床试验在美国已较为普及,即新研发的药品在最后阶段,请病人试用。因新药尚未经大量病人使用,故有一定风险,但治疗成功率也可能比现有药物高很多。

他考虑近一个月,期间又去另一个医疗中心咨询。最后他同意了。

谁想,治疗的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他疼痛剧烈、发高烧、吃不下东西,几种副作用纷纷出现,身体剧烈反抗,看起来就快要承受不了。我和他一起紧张,常常打电话给他,问他身体怎么样。一天夜里12点多,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自己发烧厉害,很难过,我不停安慰他多喝水,告诉他如果症状很急,赶快来医院做检查。

好在过了一阵子,他的身体慢慢开始好转起来,副作用也渐渐消失。我终于心下稍宽。一年过去了,他的肿瘤控制得很好,没有再出现问题。两周前回诊时见到他,他精神很足,身体状况稳定,令我安心。

我无法确定是否是新药增加的概率救了他,毕竟任何药物都有概率性和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他完好地活了下来,这是最让我欣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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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想:试验性的东西为什么要轮到我?”

我做临床试验已有八年,像他这样让我印象深刻的病人并不少。他们大多与我年岁相仿,受过高等教育,对新疗法的接受程度也很高。一些人也通过临床试验得到了未曾想到的帮助。

但也有很多病人,在我提起临床试验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排斥和不解,他们会想:试验性的东西为什么要轮到我?特别是一些刚来美国的华人,对这个陌生的名词无法接受。

这并不奇怪。我记得我小时候刚移民来美国,牙痛都不敢去看医生,因为医疗费用太高。并且,华人怕繁琐,觉得临床试验治疗太麻烦,隔两周就要跑一趟医院。但人的观念都在变化,随着来美国久了,看到、听到的多了,自己的孩子也接受美国的教育,渐渐的,他们发现一些临床试验确实能够为他们的病情带来好转,排斥感也开始淡化。

临床试验能为病人提供最新的药物、前沿的治疗和良好的照顾。在美国法律规定下,新药通过严格的安全检测才能进入临床试验,用于病人身上。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对病人进行细致的照料,随时跟踪他们的病情,并及时处理可能的副作用。相比之下,在普通治疗中,医生忙于太多的病人,很难细心追踪每一个病人的情况。

在与病人沟通时,我也发现一个现象:很多病人总是把临床试验作为最后一个选项,他们往往尝试了所有的治疗,等到病情走到末期,才决定做临床试验,其实这时成功率已经很低了。尤其比较难治的肿瘤,不是很多病人都有很多治疗选择。在美国,超过20~30%的人在肿瘤末期都没有受到治疗,因为发现的时候身体负担已经太大,已无办法做任何的治疗。并且,病人每用一种药物,若没起到效果,肿瘤继续增长,身体负担也在不断加大,未必能等到用第二种、第三种药。如果真的有很合适的临床试验药物,最好不要等到试过所有的治疗后再做临床试验。到了那时,治愈的概率已经非常之低。

“尽管如此,我并不会对所有人推荐临床试验。”

诚然,如今医学能有这样的发展,临床试验功不可没。我们现今用的很多有效的治疗药物,都是由临床试验测试而来。参与临床试验的病人,则是第一批受益于新药的人。

尽管如此,我并不会对所有人推荐临床试验。在提出治疗建议前,我会把自己想像成坐在那里的病人,对自己说:如果我是他,我会接受一个普通治疗、还是临床试验的治疗?有些病人可能服用现有的药物就有很大概率痊愈,我会建议他们做普通治疗。临床试验需要病人经常往返医院,便于医生随时检查、照顾病人的身体,但有些病人交通不方便,没有办法经常到医院复查;有些病人已到晚期,生活已经不能自理,意识可能不再清晰,这些情况下,我也不会建议他们做临床试验的治疗。

临床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救治病人,改善病人的生活品质。当病人有可能从中受益,我才会建议他们去做。

“我每天都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

其实,给病人做临床试验,对于医生本身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毕竟,没人能确定这个药物会有什么副作用。普通的药物,医生用药已很有经验,对于副作用很了解,一旦出现问题,知道怎样去控制,停药、减药、做调整;而在临床试验中,有些时候不知道副作用的起因,就会有压力。就像那个得了肾癌的男病人,治疗初期时发烧、身体不舒服、消瘦……那时候我接完他的电话,晚上自己会想,他在电话里讲的这个症状,是尿道感染吗,还是皮肤感染,还是……

然而,我却还是选择了这条路。我的很多家人都曾得过癌症,甚至也有家人不幸因癌病过世。那时我每天看一个病人,都觉得对他们的健康有贡献就是好的。后来我发现,我做临床试验药物治疗,当新药通过的时候,可以为以后的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疾病做出贡献,我的这一点点绵薄之力,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成就。每个癌症病人精神、健康的一点点变化,都令我快乐。

我遇到过各种癌症病人,看着他们来来走走。例如一些二三十岁的睾丸癌病人,在父母、未婚妻的陪伴下来接受治疗,后来病愈、结婚生子,回归了安稳幸福的生活。

我每天都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

作为癌症的临床研究者,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病人。他们罹患癌症,已有很大的心理负担,却还选择做临床试验。他们在给自己机会的同时,何尝不是在给他人希望?

受访者介绍   曹哲凯

曹哲凯医生(Dr. Che-Kai Tsao)是美国西奈山医院Ruttenberg治疗中心医疗主任,从事临床研究八年,是目前数个临床试验的首席研究员。他专注于泌尿生殖系统癌症如前列腺癌、肾癌、膀胱癌等新疗法的研究,并著作了40余本同行评审刊物。

责任编辑: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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