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中的為政理念

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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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為政理念是為政以德,包括「敬天、敬德、保民」等,也就是維護天理、倫理,潔己愛民,認為民心的向背決定著國家的盛衰、興亡。這種德治思想經過歷代思想家、政治家的闡發,內涵更加豐富而深刻,值得後人學習和借鑒。

為政者修身明德

為政者首先必須從修身做起,作民眾的道德表率,這是為政的前提和基礎。

孔子較早的提出了為政者「修己」的思想,他說「修己而安百姓」(《論語.憲問》)、「其身正,不令而行」(《論語.子路》)、「克己復禮」(《論語.顏淵》)等。孔子認為為政者修身至關重要,要不斷摒除自己的私心雜念,遵守禮的規定,才能歸於天理,民眾才能敬畏。修己而身正,才能正人、安百姓。

孟子提出了「正君而國定」的思想,他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盡心下》)。孟子認為為政者要不斷完善,以倫理道德為內涵的思想修養,要培養心中的浩然之氣。只有擁有這種充塞天地的浩然正氣,才能夠承擔起以天下為己任的大任。

荀子提出君主為儀表的思想,他認為君應為民之儀表,就像標桿和它的影子一樣。標桿正,影子才能正。君主應以身作則,以身示範,為民作出表率。

唐太宗提出了君主「正身」的思想,他說:「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民。」(《貞觀政要.君道》)他認為作為君主,無道有道至關重要,必須做到身正。他嚴於律己,從善如流,為後世作出了楷模。

司馬光提出了「人君德明」的思想,他認為君主的一言一行十分重要,君德昭明,臣下才能盡忠。作為君主,應該禁暴除害,賞善罰惡,才能使君德昭明,百姓安定,國家得到治理。

二程(程顥、程頤)提出「天者理也」的觀點和「恕己及人」的思想,認為為政者要遵循天理,謹守綱常,仁民而愛物,行仁政。以人心悅服作為根本,使四海之民蒙受其恩澤。

朱熹提出了「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正君心」等,認為為政者修身正心是根本,就是要心存天理,去除人的各種慾望和私心,胸懷天下之大公,申明正義。

為政者仁民愛民

民為國之基礎,為政者必須以仁民愛民為要務,這是為政的關鍵。

孔子認為為政者要以仁為基礎,愛民、富民、寬民,愛民是貫穿始終的基本點。他說「仁者愛人」,要站在百姓的立場上,了解民心,順應民意,與民同憂樂,愛惜民力,取信於民。他認為推行仁政的根本手段,是對民眾進行道德和禮儀的教化,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惠民利民」、「富之教之」等,使德入人心,民風淳厚,社會和諧。

孟子說「民事不可緩也」,把民眾擺在重要的地位,認為民眾的事是不可怠慢的。行仁政就能得到人民的擁護,使近處的人安居樂業,使遠方的人來歸附,就能天下無敵。他指出為政者「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者無敵」 (《孟子.梁惠王上》)等。

荀子繼承孔子和孟子的愛民思想,提出「平政愛民」的主張,他認為君與民的關係就如舟與水的關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必須做到平政愛民,才能有江山社稷的穩定。

唐太宗說:「人民是國家的根本,道德是做人的根本;一個人的道德若是積的厚,則永遠令人懷念感佩;而人民能夠安居樂業的生活,則國家自然就鞏固安全了。」他提出「民為邦本」,並告誡群臣說:「立國,先須存民;國家富庶,先須百姓衣食有餘。民怨不除,乃國之大患,其它俱不足道。」他寬厚愛民,恭儉節用,制定了許多利民惠民措施,使國富民強,史稱「貞觀之治」。

二程的愛民思想講道:「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憂為本。」(《程氏文集》)治理國家的首要問題是民志定、民力足,民眾生活富足。提出為政者要「視民如傷」,就是把百姓當作受傷受痛苦的人一樣照顧,體現了對人民的愛護之深。

朱熹的愛民思想主要是「恤民」。朱熹認為治國的根本是得到民眾的擁護,作為為政者要愛民如子,體國恤民,興利除弊,正如他所說「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為先,其它事難預論」。

為政之要惟在得人

為政者要做到尊賢任賢,這是使國家仁政德治的保證。

孔子提出了「舉賢才」(《為政》)的思想,他主張任用賢才,認為任用正直的人,民眾才能信服,反之,任用不賢者,則民不服。他說道:「善言不進,則政事不明;要聞善言,需要任用賢人。身邊多賢人,所聞也就多善言;身邊多奸佞,所聞也就多諂媚;身邊多小人,所聞也就多名利。」孔子的任賢思想得到後世思想家的繼承和發揮。

孟子提出了「尊賢使能」的思想,他說「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子.公孫丑上》),主張任用官吏要尊尚賢者、使用能者,讓他們在位在職,才能導人以正。

荀子提出了「尚賢使能」的思想,著重闡發了任賢思想,他認為應尊尚賢者、使用能人,不賢者不能授官。

唐太宗提出了「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思想,把任用賢才看作是治理國家的重中之重,他說「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正是唐太宗這種愛才重賢、知人善任的為政之德,使得貞觀時期人才濟濟,多士盈廷,各顯其能,各盡其力,保證了國家政治清明和各種政策的推行。

司馬光也提出了舉用賢才的思想,他說「為政之要,在於用人」(《上皇太后疏》)。他根據人的德才情況劃分為:德才兼備為「聖人」,德才全無為「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在選人用人時,司馬光的觀點是必須重用聖人、君子,倘若無聖人、君子,寧可用「愚人」也不用「小人」,因為小人對國家的危害是最大的。

二程提出了「擇任賢俊」的思想,認為君主必須任賢選能,把擇任賢俊作為根本大事來辦,得到賢才後才能共同治理國家,認為治理國家的根本保證就是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朱熹也主張任用德行高尚之人,認為賢人敢於直言極諫,小人則阿諛諂媚。他指出為政者要「光明正大,講義理,立綱紀,親賢臣,遠小人,閉塞私邪之路,才能有利於治國安邦」。

實踐證明,為政者能否行「德政」關係到民心的向背。綜觀古今中外歷史上的聖王明君和清官廉吏,都是道德仁厚,仁民愛物,視民如傷。只有上順天意,下應民心,才是真正的為百姓造福,才能使民風正,萬事興,天下太平。

--轉載自明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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