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2月28日訊】政府越大，辦事越多，越難監督。稅收多不是政績，而是相反，可現在這樣的事卻常常被堂而皇之地寫入公僕業績清單。
稅收是萬能的?
從月亮上看，中國人也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一頂破草帽居然有幾十頂大蓋帽跟著伺候;中國人也許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因為人均擁有的公僕名列世界前茅。
凱迪網上的一份資料透露，山東東營，一個小小地方共有235個部門，還不包括未列入的非公開及遺漏的機構。30多年來，每5年一次的機構改革，竟然把一個縣級政府的機構由幾十個「精簡」成幾百個了!
最近國稅總局局長撰文稱，目前中國約30%的宏觀稅負還無法滿足公共支出需求，今後10年中國稅收占GDP的比重還將繼續上升。這意味著，還將有更多的公僕走上崗位，還要有更多的財富供他們開銷。
從地球上看，中國人的稅負幾乎是世界上最重的，而且重量還在快速增加。現在，每出現一個社會問題，就新增一項稅收。房價高?房產稅!污染?環保稅!堵車?擁堵費!缺電?加電費!股價高?印花稅!攜帶iPad、iPhone入境?加征關稅!有甚麼難題，那就開徵甚麼稅。一些機構和官員的信條是，稅收是萬能的。他們唯獨不信的是，還有問題靠加稅解決不了。
我們是官僚主義作風嚴重的國家。公民辦件小事，都不知要蓋多少公章，跑多少次衙門。但是，開徵新稅卻是程序上最容易的事情。新稅出台，根本不用跟納稅人商量。每個部門、每個主管都在為「加稅」奔走呼號，財政部稅務局一紙通知，新稅就開徵了，舊稅就加重了，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從納稅人口袋裡掏錢了。在經濟危機給土地財政帶來的重大壓力下，政府試圖加大從民間汲取財富的力度。財稅部門還一直在等待時機給物業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奢侈品消費稅、贈與稅等頒發出生證。一串長長的新稅種正在排隊等待光臨納稅人。所以，可以預計，納稅人的稅負將進一步爆發式地增長。一道道已經出台和正在醞釀的新稅都在向世界宣佈，中國的重稅時代已經來臨。
有不少官員與體制內專家認為，中國貧富差距顯著，加大稅收，剝奪富人，可以縮小貧富差距;加大稅收，用行政權力調節收入分配，還有利於擴大內需，拉動中國經濟走出危機。其實，貧富差距不是像某些宣傳那樣，僅僅存在於窮人與富人之間，而是同時存在於政府與民眾之間。箇中原因並不是市場經濟造成的，而是由官員腐敗和權力介入導致的。經濟學家陳志武的研究表明，極強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是導致貧富差距加大的根本原因。如果進一步用權力取代市場，必將進一步加大貧富差距，尤其是官民之間的貧富差距。
加稅能拉動內需嗎?表面上看是消費過低造成了內需不足。中國的民眾消費過低是因為他們手頭的錢少，而且對自己未來的經濟狀況沒有信心。重稅將使納稅人更窮，對未來更沒有信心，需求也必將進一步萎縮。前不久，美國《福布斯》雜誌再次發佈最新的各國稅負排行榜，中國排名亞洲第一，世界第二。在高稅收低福利方面，中國名列世界前茅。
政府機構有何獨特神秘之處，可以稅收的形式徵收民眾財產?在我看來，政府沒有任何神秘之處，公民作為納稅人與政府(官員)是主僕關係。政府為納稅人服務，就像保姆為主人服務一樣，是天經地義的。政府官員不是父母官，納稅人才是政府及其官員的真正衣食父母。人類建立政府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財產權，而不是為了剝奪財產權。賦稅和財產權有很大的衝突，因為徵稅是把公民財產權的一部份變成了政府的收入。所以稅收越多，被政府拿走的私人財產就越多，而攫取民眾的私有財產違背人們建立政府的目的。因此政府必須儘可能少地徵稅斂賦，把儘可能多的財產留在民間。
警惕權力汲取財富的意外後果
現代文明社會是一個由不分高低貴賤的全體納稅人結合成的納稅人共同體。政府的徵稅決定應當得到被征者的同意。公民應當享有稅賦立法的參與權。原則上立法機關制定出台每一項稅收法律，都要由納稅人的代表來審議，都要在媒體中進行公開討論。稅，不僅在於征多征少，更在於徵稅是否得到納稅人及其代表的同意，稅收的用途是否經過審議與批准，稅款的支出是否受到監督。否則，多征一分錢、亂花一分錢都是不應該的。
官員們花的錢是課徵來的，當然就不像老百姓那樣珍惜，使用的效率肯定低，這是人性使然。如果官員花錢比老百姓還仔細，那計劃經濟肯定比市場經濟優越。所以，對於政府，一是決不能讓它從事任何生產活動，決不能有官辦企業;二是像對待孩子的零花錢一樣，一定要對其支出從嚴控制。要儘可能地把每一分錢都留在民間，而不是收進官府。
目前，服務型政府的主張受到了熱捧。然而，在我看來，這一口號中藏有很大的陷阱。它為多徵稅提供了冠冕堂皇的藉口。因為，保姆干的活必須受到主人的委託。要不然，保姆幹甚麼活都跟主人要錢，主人就養不起這樣的保姆。政府的任務是把受到委託的服務以最小的成本做好。服務越少的政府也越容易監督。政府越大，辦事越多，越難監督。稅收多不是政績，而是相反，可現在這樣的事卻常常被堂而皇之地寫入公僕業績清單。
要讓老百姓心甘情願地納稅，起碼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是有議稅代表;二是有退稅政策，稅收多了要退還。三是食稅者收入公開。
反過來看，如果納稅人看到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形象工程、豪華的稅務大樓，再看到一輛又一輛掛著公家車牌的豪華轎車的時候，納稅人還能確定那些坐在豪華舒適環境中辦公兼辦私的官員們心裏會惦記著他們嗎?對納稅人來說，最壞的情形是納了稅，自己沒有得到相應的服務，甚至受到不公平對待。
其實，財富放在民間，比放在政府手裡更有效率。讓權力直接代替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這就等於把老百姓的資源交給不會被問責的當權者去支配。然後，這些機構再把集中控制起來的資源和發展機會優先分配給那些有權力、有關係的地區和個人。行政權力掌握了所有重大的經濟資源和項目審批權，也逼著每個想發財的人走「官商結合」的道路。結果是權力越集中的地方財富也越集中，收入金字塔結構與權力金字塔完全同構。於是出現了這樣的民諺：城市像歐洲一樣，農村像非洲一樣，官員像大款一樣，農民像難民一樣。有一種政治哲學是：再窮不能窮政府，再富不能富百姓。我的看法是：再富不能富政府，再窮不能窮百姓。這才應該是良善的政治所應該追求的。
最近還有人說，通過加大稅負、用權力進行收入再分配，有助於緩解社會矛盾。這一判斷認為收入差距過大必將積聚、誘發諸多社會矛盾，必將導致社會不安定。在中國歷史上，從未聽說輕徭薄賦、讓利於民導致政治不穩定的，從來都是竭澤而漁導致民眾鋌而走險。不論是貧富衝突還是官民衝突，其背後都是不受約束的權力在作祟，不論這種權力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
所以，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是用重稅剝奪，不在於權力主導的再分配制度，而在於限制權力，不論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官民衝突可以說是中國數千年曆史的主調。有趣的是，官民衝突卻常常被偷換為貧富矛盾。但結果是，貧富矛盾因為戰爭與革命而暫時得到解決，官民衝突的脈絡卻從未中斷，兩者往往緊密地糾纏在一起。
當今，隨著國企壟斷民間創富的主要商機，稅務拿走散落在民間的大筆財富，官民衝突也可能會愈演愈烈。權力汲取財富的意外後果，到了該警惕的時候了。
——原載《同舟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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