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移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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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9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何蔚澳洲悉尼報導)每一個移民,每一個移民家庭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故事也不同。本報記者有機會瞭解了來之不同國家的幾位移民的故事。

簡妮絲•皮特森的故事

澳洲SBS電視台新聞主持人簡妮絲•皮特森(Janice Peterson)的父母是來自南非的移民


澳洲SBS電視台新聞主持人簡妮絲•皮特森(Janice Peterson)。(攝影:何蔚/大紀元)

簡妮絲說:我的父母在70年代中期乘坐一艘意大利客輪,從南非的開普敦啟航,來到西澳的弗里曼特爾(Fremantle)。我的父母也可稱之為是船民,只不過他們有護照和合法的文件。但他們同樣是為了逃離獨裁政權和迫害,希望在澳洲實現對美好生活的願望。

那個時期的南非政權推行極端的種族歧視政策,生活令人窒息。我父母的生活和機遇都取決於他們的膚色。我父親小的時候,因為有著深色的皮膚竟然不能與他的白膚色的媽媽同乘一輛巴士。種族歧視和仇恨令人無法承受。我的父母,因為勇敢地發言反對政府,被人告密而被當局拘留。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經歷他們所經歷的,所以,他們帶著幼小的兒子 – 我的大哥戴爾,告別家人和朋友,來到澳洲。

在抵達西澳的弗雷曼特爾(Fremantle)後,他們走進一家商店,櫃檯後面一位年輕的金髮女子微笑著抄著濃重的澳洲口音招呼他們:「Gday」,並問他們需要甚麼幫助。那一刻,我的父母的心被這簡單的熱情所溫暖,也第一次體驗了澳洲社會的膚色平等。

幾年後我在悉尼出生,我兩歲時,我們搬到了離悉尼一個半小時車程的中央海岸。在那裏,我們是唯一的深膚色的家庭。但我必須說,我從來沒受到過歧視,我在那裏度過了一個美好的童年。

今天,我住在我最喜歡的城市—悉尼,有一個美好的伴侶和一個美麗的小女兒。我擁有我理想的事業,我經常很榮幸地被邀請人去別人家裏作客。我生活在我的夢想中,我想,這也是我父母的夢想。

卓婭•哈里森的故事

卓婭•哈里森(Zoia Harrison)是俄羅斯人。她的移民故事卻是有關中國的。她說,我的祖父在俄國布爾甚維克革命時期,帶著妻子和當時才5歲的我的父親艾利克斯(Alex)越過中俄邊境,逃亡到中國。在位於中國西北古代絲綢之路北部的一個小鎮定居下來。


卓婭•哈里森(Zoia Harrison)。(攝影:何蔚/大紀元)

我的父親艾利克斯在中國長大,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並成立了家庭。直到1949年,毛澤東掌握了中國的政權,在共產黨的統治下,我們的生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卓婭回憶說,1957年,我四歲的時候,毛澤東的共產黨政府沒收了地主的財產,強迫人們加入人民公社。中國的監獄和勞改營到處都是,囚犯被迫在非人的條件下工作。

她講到在1958年,毛澤東宣佈大躍進,他認為可以在鋼產量上超過英國。他強迫所有的農民放棄種田去煉鋼,如果發現有人在種地,所有的人都跟著遭殃。毛澤東的所為與俄羅斯的斯大林一樣,在製造飢荒。他強迫人們做所有的事情,給的只是一碗湯。當人們開始抱怨飢荒時,毛澤東說是麻雀吃了糧食才發生飢荒。他發出命令,消滅麻雀,然後,再是消滅蒼蠅,蚱蜢等。

不久我的家人都處在飢餓之中,我的父母告訴當地的共產黨政府,我們希望去美國,我們立即被戴上美國間諜的帽子,並被告知,我們將永遠不被允許離開中國。1959年我們試圖逃往美國,但我們被中國士兵截獲,並把我父親關到監獄裡。而我的母親被迫長時間站在冰塊上,直到她腿麻木後人癱倒在地。

經歷了很多的曲折,我們終於得到了去海外的旅遊簽證。在過廣東邊界進入香港之前,中國共產黨的官員剝奪了我們所有的財物,包括我父親為舊中國政府工作時所掙得的黃金。

我們被警告,對我們在中國所見、所聞、所經歷的不能說一個字。在香港待了三個月後,我們沒有按原計劃去美國,而是到了澳洲,這個幸運的國家。

我們全家在悉尼住了下來。我的父母租了一個白俄羅斯女子的私人房子。這名婦女患有精神病,她告訴我們,我們只能在我們臥室的地板上吃飯,談話聲音不能大過耳語聲。

幸運的是,不到一年的時間,我的父母在紅坊(Redfern)的路易街(Louis street)買了一間有陽台的房子。然而,我的父親在一次事故中傷了他的手,傷很重,傷口花了很長的時間才癒合,我父親因此失去了工作。

我的父母沒有了收入,無法支付他們的抵押貸款,也沒有錢購買食物,即使有地方可以請求幫助,當時我的父母也不知道去哪裏找,因為他們不會說英語,我記得他們當時非常擔心。但澳大利亞是一個幸運的國家,我的兩個哥哥開始在我們家門口的人行道上賣藝。在早上,他們為走在上班路上的人們演奏手風琴和口琴,我的任務是揮舞我父親的禮帽,問候路人,並用帽子收集他們給的錢。如果捐贈錢的人不多,我就唱俄羅斯教堂的讚美詩。

不久,我的哥哥們在悉尼市場找到了工作。每天早晨上學前,他們跑著去市場,賺取我們的午餐費。這個工作是很累的,有時我的哥哥們在課堂上睡著了。

一天,捨甫琴科(Shevchenko)先生來看望我們,他說,他是紅十字會的,並問了很多問題。在他的訪問之後,我們在經濟上得到了幫助,還有人送給我們食物,我們不再挨餓了。我的父母常常回憶起他們在中國的艱苦生活,說他們是多麼幸運來到了澳大利亞。他們形容說,生活在澳大利亞,就像生活在上帝的懷抱裡。

將我父母的名字刻在「歡迎牆」上,是我對我父母表示感謝的一個方式,我感謝我的父母盡他們的一切力量,給我創造了一個良好的人生開端。

科皮夫婦的故事

馬利•科皮(Mauri Korpis)和妻子莉(Lea)是1960年從芬蘭移民來澳的。科皮先生說,移民前的一年,報紙上一個有關澳洲的廣告引起了他的注意,廣告上描繪澳洲是一個溫暖而充滿陽光的地方。


馬利•科皮(Mauri Korpis)。(攝影:何蔚/大紀元)

1959年12月,他與妻子莉結婚,他們年輕而無牽掛,因為對陽光和溫暖的嚮往,他們選擇了到澳洲度蜜月。他們當初打算,如果他們喜歡澳洲,就在澳洲生活一年,然後回去。

科皮先生記得很清楚,當時正值芬蘭的隆冬季節,離開芬蘭的那天,氣溫在零下36度。他們所乘的客輪一路衝破寒冷而黑暗的海浪,將他們帶到西澳的弗里曼特爾(Fremantle)—一個有著金色海灘和明媚陽光的海港。

從冰天雪地的歐洲北方,來到溫暖的澳洲,科皮夫婦發現他們再也不想離開了,於是,他們在悉尼定居下來,並很快接受了澳洲的生活方式。科皮先生是一名建築工人,他很快就在悉尼找到了他的用武之地。1963年至1973年之間,他榮幸地參與了悉尼歌劇院的建造工作,作為一個領班,他帶領建築工人,以辛勤的付出,使這座世界著名的建築從圖紙成為一個建築藝術的實體。科皮先生感到能為他的新國家做出這個貢獻是他的榮耀。

科皮先生風趣地說,他的妻子莉是通過閱讀澳大利亞婦女週刊(Woman』s Weekly)自學英語的。最初莉很想家,但她覺得澳洲是一個可以實現生活夢想的地方,她下決心瞭解和學習對他們來說是全新的文化,並在澳洲創造一個美好的生活。莉說,我認為學會愛你所生活的地方,愛澳洲這個我們稱她為自己的家的國家,是很重要的。

雖然科皮先生的家現在是典型的澳洲式的,在後院有一個游泳池。他們的生活仍然保留著一些芬蘭的小特點,如在車庫裡的桑拿浴室。

(責任編輯:袁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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