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1月08日訊】週末，在德國餐館裡用餐。正餐吃完了，開始點咖啡甜點的時候，我把徵簽簿遞給餐桌對面的德國先生G.S.，他習慣性地伸手去掏懷裡的花鏡，沒摸到。我說，是敦促聯合國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進行獨立調查的徵簽。他瞇著眼睛逐一填寫了各項，把征簽簿遞回給我時說：「這樣推動有必要，哪怕聯合國也被收買了。」
我問，那些民主國家政府，為甚麼對這麼大的人權災難熟視無睹，連活摘器官都無動於衷？G.S.看著我搖頭：「我真的無法解釋。」
他說，「我忘不了你們傳單上的一張照片，一個躺在床上的女人被折磨得枯瘦如柴，那副樣子和德國納粹集中營中猶太婦女一樣，只剩下了一身骨架。」我知道他說的是江蘇無錫市法輪功學員戴禮娟，她遭藥物摧殘、毒打而致癱瘓，八年後於2011年去世，時年48歲。他說，凡是長期挨餓，受苦役，遭非人待遇的人才會變成這樣。「從蘇聯西伯利亞集中營裡出來的人都是這樣瘦得嚇人，我姥姥家鄰居是從那裏回來的，老婆孩子認不出他是誰。」
G.S.看著眼前的高腳杯陷入沉思。他說，不僅在照片上，他還親眼見過這樣的人。那是二戰結束前一年，即1944年的冬天，當時他六歲，一天在父親幹活的火藥廠外面玩，突然看見一隊人從大門裡出來，他們小孩子本想站在小路邊上看熱鬧，但被一隊端著長槍、穿著長大衣的人轟開了。他看見在小路上推車的人都非常瘦，雙腿用繩子捆著報紙禦寒。他們每人推著一輛小推車，車上是光著身子的人，頭和雙臂、雙腿都懸在小車外。瘦得皮包骨的雙臂、雙腿支在車外晃動著，這個鏡頭在他腦海裡晃動了近七十年。
當時他回家問過父親，那是怎麼回事？沒想到父親勃然大怒，對母親吼道：「再去那裏玩，小心打斷他的腿！」但是，他還是背著父母去過那裏多次，他又看見了被槍逼著推人的場面。成年後，他知道那裏曾是納粹的火藥兵工廠，裡面幹活的是猶太人、波蘭人和戰俘。小推車上的裸體是屍體，被推去集中處理。再後來，有一個疑問開始困擾著他，那就是，父親當時在那個鐵絲網圍著的工廠裡在幹甚麼，他是不是也像那些端著長槍的人？他殺過人嗎？
二戰結束後的第二年，父親從英國的戰俘營被放了回來，在一個小城裡找到一份餬口的工作，直至66歲因再次腦溢血病故。因為火藥廠的疑問，G.S.和父親始終無法親近。他多次想挑起那段往事的話題，但都被父親岔開了，所以他越發懷疑父親心裏有鬼，是在有意迴避那段見不得人的歷史。在父親最後的幾年裡，G.S.更想問清那個火藥廠裡的事，想聽父親親口告訴自己：「爸爸在那裏沒拿過長槍殺過人，沒做過壞良心的事。」
但是，父親突然走了，犯病沒有任何先兆。他後悔，為甚麼自己不能看著父親的眼睛問他一回那個問題？三十多年來，火藥廠的秘密一直在他心裏是塊心病。他說，很可能火藥廠的歷史已經建檔案了，參與納粹迫害的人和事是要交代清楚記錄在案的，只是父親沒和家裏人說。其實是自己沒有勇氣去查那個火藥廠的檔案資料，一旦疑慮成真，那種羞辱會更加沉重。現在，他每年捐獻慈善事業，更多的是想為父親贖罪，因為負罪感，是非常折磨人的，尤其一個人，夜深人靜的時候……
他說沒想到的是，竟然在有生之年，又看到了新集中營的囚徒。歐洲人信誓旦旦地說永不忘記的納粹「大屠殺」，跑到東方那裏上演。我說，中共迫害法輪功比納粹屠殺猶太人有過之而不及。活摘器官、販賣屍體，迫害的對象是修煉「真、善、認」的好人群體。他說：「更加邪惡！」
我問，如果德國對納粹「大屠殺」歷史真有反思的話，為甚麼不站出來制止中共的暴行？他用拇指捻了一下食指和中指說：「這很清楚，是為了錢閉嘴不說話的。」他望著窗外飄零的落葉，憂心忡忡地說：「各有各的債啊，德國政府欠新債了！」
他轉而問我，中國人為甚麼不翻開納粹大屠殺的歷史檔案看一看？中共在重蹈納粹的覆轍，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國家在犯反人類罪，虐殺了大批生命。中共政權不是在向納粹看齊嗎？中共領導人尤其應該重溫這段歷史。問為甚麼？他說，從那些頭目的結局下場看，也該驚醒。納粹政權的高層，不是自殺就是被絞死。希特勒夫婦、戈培爾全家、希姆萊、格林……都選擇了自殺，為甚麼？因為他們清楚自己做了甚麼，那是人類社會所不容的。
他指著桌上的徵簽簿說，活摘器官就更沒有甚麼可辯白的了。幹下這種罪惡的政權，當然會被世人永遠唾棄，像納粹一樣。活摘器官和中共連在一起，「中共活摘器官」將成為歷史名詞，像「納粹屠殺猶太人」一樣，是人類歷史反面教材的專有名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