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2月29日訊】在中共的監獄裏，我遇見過這樣的人，因為監獄裏不讓說話太鬱悶，就去問管教自己能夠和誰說說話？管教給了他一個很好的答覆：「和自己說話去」。那名囚徒如獲至寶，從此開始了用筆和自己說話的歷程，那篇和自己說話的文章，還被刊在了某《監獄報》上，有了這樣的「獎勵」，從此更是筆耕不輟。
即使是站在瑞典的土地上，莫言也不敢「放肆」，因為在體制內多年了，最知道自己能說什麼不能說什麼，所以如何的「措辭」就是他絞盡腦汁要想的。既要寫出世界「水準」，還得讓自己的主子高興，所以就出來了「莫言式的演講詞」。他的長長的演講詞講完了，他交差了，全世界的聽眾卻不知他所云什麼，就像他的獲獎理由，「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
對於中國體制內的作家來說，也許很多人意識到了中國是個大監獄，可是能夠認識到自己是「囚徒」的人就很少了，相反甘願對當局的暴政盡心盡力的歌頌與讚美的人，用專業的、華麗的、乖巧的文字製造所謂和諧氣氛的可以排長隊了。其實他們真實的身份不過是蒙恩奉召的文化「囚徒」而已，他們從這寫作中得到了好處，展示了自己的 「才華」，從而獲得物質利益和浮名，可是太多聰明的文人們卻忽略了這一點，自己的寫作是一種對為人尊嚴的出賣。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夠站出來講真話的人，誰都會說那是真正的勇士，不能夠站出來講真話的，一個人太鬱悶了，就寫點東西和自己說說話也不為過，而那種說著一些事是而非的話語的「大師們」，我覺得其實很危險了。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把自己定位為「一個講故事的人」， 當然寫小說的人都會去講故事，誰都有權利可以去講自己的故事，可是不知道莫言有沒有想到，他所講的故事並沒有什麼新鮮感，或者換一個角度說，所有的故事都被人講完了，那麼講故事的莫言就沒有什麼好「顯擺」的。恰恰他在「顯擺」自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時，暴露了自己的致命之處，實在是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在大庭廣眾之下，其實莫言選擇的餘地很小很小。因為他的世界性的演講詞，那也必須是要通過「安全」檢查的，特別是他本人又那麼認可中共各種各樣的「安檢」。
莫言講了自己母親的故事，講的很精彩，聽得我淚流滿面(我看見講臺下也有很多人在拭淚)，我能夠理解莫言有太多的苦楚要述說，莫言把自己母親的善良當作世界上最偉大的語言拿出來了，這是讓我們感動的，可是讓人感覺可悲的是，莫言至今都不知道自己和母親悲慘生活的根源是什麼？
莫言一定以為自己站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領獎臺上的時刻，母親該含笑九泉了，可是他真的沒有讀懂得自己母親的心，就像母親當年嫌他話多而對他擔憂一樣（莫言還因此給自己起了筆名「莫言」，意思是讓自己少說話。）
可惜的是母親的擔憂不幸言中，自己的兒子最終還是淪為了靠耍貧嘴吃飯的地步了。我相信他的善良的母親一定不喜歡自己的兒子為了吃五斗米而折腰寫作。在母親的眼裏重要的不是寫作本身和「功成名就」，而最要緊的是做人。莫言背離了自己母親的善良的願望。
莫言如果真的能夠像母親所希望的那樣實現 「莫言」，也許對莫言來說真的是一種大幸。而在莫言「功成名就」的背後，有多少恥辱等待莫言去發現啊！
我一直認為莫言是得益於善良這種普世價值的，他的良知的一面，本性的一面知道自己要寫什麼才能「成功」，在寫作中他抓住了善良就像抓住了一顆救命的稻草，可是善良對他來說不過是一個跳板，莫言不僅得益於善良也得益於天命（就像莫言的獲獎作品《生死疲勞》也沒有逃脫掉關於命運、關於生死輪迴的宿命。），可是等自己「功成名就」的時候，莫言又把自己高高的擺在命運之上，他說自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強調了自己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卻沒有提自己是因為講了一個什麼樣的故事而得獎。當名利拿到手的時候，他很輕易的把善良出賣了。
可憐的莫言也不過是體制內的一個「高級囚徒」而已，其實更確切的說，莫言不過是一個講故事的「囚徒」而已。若是沉默不語就罷了，可惜他沒有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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