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僧介紹:太虛大師

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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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
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

這是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傾畢生心血致力於「人生佛學」、「人間佛教」與「人間淨土」之實現的太虛大師,於民國廿七年(紀元一九三八年)五十歲生日時所透露的心語。縱觀清末民初的教內外情勢,滿懷宏法利生熱忱的太虛大師,除了積極倡導「人間佛教」的理念外,更大聲疾呼革新僧伽制度、整頓僧伽教育,並親身參與世界性佛教合作事宜的拓展,以期完成「覺世覺人的佛化運動」。從七百萬字的《太虛大師全書》,我們不得不再三歎服大師為護國護教、濟世利群所展現的前瞻性智慧與過人的膽識!而從大師自言:「少壯的我,曾有撥一代之亂,而致全世界於治的雄圖,期以人的菩薩心行(無我、大悲、六度、十善),造成人間淨土。」我們則不難窺知:大師蓋世的功業,實奠基於「不忍眾生苦、不忍聖教衰」的廣大悲心與堅固行願上。

光緒十五年(紀元一八八九年)農曆十二月十八日,師誕生於浙江海寧縣長安鎮,俗姓呂,乳名淦森。父親呂公駿發,原是浙江石門(今崇德縣)貧苦農家子弟,十多歲到長安縣,從泥水工巨擘張其仁學藝;數年後入贅張家(時為光緒十五年春)。不幸,父親在婚後第二年秋病故;母親張氏時年十七,於守寡四年後,奉母命再嫁他鄉。自此,師改由道、佛兼奉的外祖母周氏撫養。師十歲前後,曾跟隨外祖母,朝禮九華山與普陀山,並因此結下日後投蘇州小九華寺出家的宿緣。

師十六歲出家前,只斷斷續續在舅父張子綱所主持的蒙館受學,然從光緒卅年(紀元一九零四年)出家,至光緒卅三年(紀元一九零七年)前後三年期間,卻在浙江名剎天童寺,受到完整的傳統叢林教育;由於師「少年聰敏,有志進修」,遂得到名師的特別器重與苦心栽培,「如參禪方面,有八指頭陀寄禪(紀元一八五二至一九一二年)的指引。在佛學的啟蒙上,有歧昌、道階法師(紀元一八六六至一九三二年)的照顧」。復由於師有機緣從容優遊於三藏十二部經典,其佛學根柢,因而得以深固。故謂此修學時期為師「日後能夠融會貫通大小乘諸論,進而旁攝、會通世間學問的重要階段」。

光緒卅三年秋,師十九歲,至慈溪西方寺閱《大藏經》,因而結識「真摯高純,為生平第一益友」的昱山法師。師宿慧深植,不久即因閱讀《般若經》而初獲定境;師在《我的宗教經驗》文中,有如下描述:

「看了個把月,身心漸漸地安定了。四百卷的《大般若》尚未看完,有一日,看到『 一切法不可得,乃至有一法過於涅槃,亦不可得』!身心世界忽然地頓空,但並沒有失去知覺。在這一剎那空覺中,沒有我和萬物的世界對待。一轉瞬間,明見世界萬物,都在無邊的大空覺中,而都是沒有實體的影子一般。這種境界,經過一兩點鐘。起座後,仍覺到身心非常地輕快、恬適。在二三十天的中間,都是如此。」而在自傳中,師有云:「從此,我以前禪錄上的疑團一概冰釋,心智透脫無滯,曾學過的台、賢、相宗以及世間文字,亦隨心所用,悟解非凡。師一生總計有三次悟境,不止生理、心理有所改變,思想、文字的風格,亦由空靈活潑,轉為條理深細縝密。

師於西方寺閱藏的第二年(光緒卅四年),巧遇深受西洋新思潮影響、具革新思想的華山和尚(覓元一八七零至一九一八年)。華山和尚「見大師神慧,乃為力陳世界與中國之新趨勢,及佛教非速革流弊、振興僧學不為功」。師初不信華山所言,還與彼「筆墨舌辯十餘日,累數十萬言」;及至看了華山和尚出示的「新學」書籍:康有為的《大同書》、梁啟超的《新民說》、章太炎的《告佛子書》、嚴復譯的《天演論》,不禁深心折服,尤其欽佩譚嗣同的《仁學》,師「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國、救民的悲願心」,亦因此機緣,而勃然興發,不可自已!與華山和尚成為莫逆之交後,師進一步認識了革命僧人棲雲,得閱《民報》《新民叢報》及《革命軍》等革命書刊,萌發 「中國佛教亦需經過革命」的思想。

宣統元年(紀元一九零九年),師受華山與棲雲的影響,就學於「現代中國佛教之父」 楊仁山居士創辦的南京「祗洹精舍」(光緒卅四年創辦,中國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學堂)。雖然師在祗洹精舍,只待了半年,但該精舍的新式教育與國際觀的弘法理想,無疑「影響其後來僧教育及佛學院的創辦理念」,並「直接促成其未來世界性的佛教發展運動」。

師自廿二歲開始講學著述,時為宣統二年(紀元一九一零年)夏;旋於該年秋季,出任廣東白雲山雙溪寺住持。爾後卅七年中,師孳孳於改革僧制、講學論著、出版刊物、興學育才、護國衛教、弘化國外,為法奔波,矢勤矢勇,直到民國卅六年(紀元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於上海玉佛寺安詳捨報。

師卅六歲時(民國十三年)作《志行自述》,表白個人的心志是:「志在整興僧(住持僧)會(正信會),行在瑜伽菩薩戒本。」文中特別強調佛法貴行;而行法以戒為本;而戒又必以菩薩戒為依歸。蓋因菩薩戒圓具三聚淨戒(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涵蓋斷惡、修善及廣度眾生的一切佛法,而以廣度一切眾生的「饒益有情戒 」為菩薩戒的特殊勝處。師云:「必能踐行此菩薩戒,乃足以整興佛教之僧會。必整興佛教之僧會,此菩薩戒之精神乃實現。吾之志行如是,如有同志同行者,則何樂如之!」終其一生,師稟持如是志行躬行實踐,以身示教,謙稱自己是「為學菩薩發心而修行者」,而「非研究佛書之學者」、「不為專承一宗之徒裔」,更無求「及時成佛」之貪心。

師四十七歲(民國廿四年)時,發表《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指陳「願以凡夫之身,學菩薩發心修行」為其意趣之所在,強調真發菩提心,為修菩薩行的首著,而後歷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等階段後,才得名為「集福智資糧之菩薩」,可惜「今人每多稍具信行,便爾心高氣傲,不知尚未做到發菩提心之少分!」聆聽師之自白,實足為今人學佛每多忘失宗旨、好高騖遠之針砭!

民國廿九年(紀元一九四0年)師五十二歲,率領中國佛教國際訪問團,自南洋歸來,提出「今菩薩行」行動,傚法觀世音菩薩大悲無畏、普門示現的精神,去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一切需要,以革除中國佛教積弱不振的病因――空談大乘、不重實行。而「今菩薩行的實行者,要養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優良的佛學和科學知識,參加社會各部門的工作」,多做救世利人的事業,使大眾得到佛法的受用,進而對佛教生起信仰心和擁護心。師諄諄告誡:「我們想復興中國的佛教,樹立現代的中國佛教,就得實現整興僧寺、服務人群的今菩薩行!」

師的改革理想,雖未能收立竿見影之效於當時,但「太虛精神」卻藉由師的思想著作,傳承下來,持續引導現代中國佛教的發展。在師圓寂五十年後的今日,事實證明:師是一位高瞻遠矚的先知先覺――現今「領導台灣佛教界,成功地推動佛教轉型,包括教育、文化、弘化組織及社會福利等各種傑出建設的教界領袖們,皆大都直接或間接地淵源於太虛的座下或法脈傳承」,如印順長老、星雲法師、聖嚴法師與證嚴法師等。

師圓寂於民國卅六年(紀元一九四七年),世壽五十九,僧臘四十四;荼毗後,得舍利三百餘粒,而心臟不壞,亦綴滿舍利。若非「天縱之聖」,師如何能在短暫的生命中,發揮對近代佛教如此深遠而巨大的影響,成為眾所公認的佛教大師。八指頭陀推崇師為「玄奘再來」;有人以師之夙慧幾可與六祖惠能媲美;也有人將師與孔子相提並論;而師「生平第一益友」昱山法師,則稱美師是「青蓮火裡光華燦,信是人間第一僧」。古德有云:「超倫每效高僧行,得力全賴古佛經。」惟願有緣人,皆能「以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師及門弟子慈航法師自箴語),共同效學太虛大師的菩薩心行,為人間淨土的實現,善盡一己之力!

(文據《高僧行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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