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丹麥學者的反思:丹麥人的中國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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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9月04日訊】(大紀元記者童景、林達丹麥編譯報導)6月13日至15日,胡錦濤訪問丹麥。之後,丹麥社會圍繞著丹麥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從經濟利益到丹麥人引以為立國之本的人權、民主、自由等基本問題,引起人們廣泛而熱烈的討論至今。

丹麥羅斯基勒大學 (Roskilde Universitet) 社會和全球化研究院副教授歐勒•布魯恩(OLE BRUUN)曾經在中國進行過深入的社會調查與研究,他回國後不久,針對當年丹麥科技大臣海格•山德(Helge Sander)訪問中國以及隨後的一系列合作項目等,於2009年1月在丹麥《政治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目為「丹麥人的中國幻想」的評論文章。他以研究學者的嚴謹治學態度,舉出許多他在中國親身體驗與調查到的實例,對當今中國現狀作了獨到而深刻的分析。此文雖然時過三年有餘,但是文章中的論點至今仍深具啟發性。為此我們把文章編譯如下,以饗讀者朋友。

在北京建立大學中心,一個對中國政府絕對屈從的合作

2007年,丹麥科技大臣海格•山德(Helge Sander)訪問中國,之後我們經歷了丹麥的財團派大臣隨聲附和這個共產政權,並表示支持這個政權「將中國打造成創新社會」的項目。

科技部的戰略計劃中這樣形容道:「這幾年裡,我們見證了這個有著千年古老文化的國度,以其無與倫比的人力資源、能源及其非凡的雄心勃勃,所進行的現代化偉業。」 因此,「全球的知識中心正在轉移——它正在向中國轉移。」

其結果是,我們現在要花費幾億克朗去中國建立並營運一個丹麥大學中心。而與此同時, 丹麥大學卻遭受著財政壓力,許多丹麥研究人員因教學的沉重負荷,研究工作卻成了他們可望不可及的幻想。

誠然,從順應全球化的趨勢來講,我們要走向世界,丹麥的研究應該對促進全球性的知識型社會有所貢獻,特別是當其符合丹麥的利益時。但是問題在於,在目前的這個投資計劃中,沒有看到任何知識型社會的影子,更罔論看到丹麥模式——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與技術和自然科學的交匯融合的蹤跡。

丹麥代表團陳述道:「我們必須接受的是,中國人對某些事物比其它事更感興趣。」因此,丹麥(大學)中心必須專注於生物醫藥和生物技術,這是中國政府優先考慮的領域,以及中國(政府)感興趣的其它領域包括納米、環境和信息技術。一些規模較小的領域,如建築領域和教育科學領域幾乎只是象徵性的。因此這是一個完全屈從於中國政府的合作,他們能夠專斷哪些領域可以進行研究。或者更確切地說,這是投中國政府興趣與短視的丹麥商業興趣之所好,這一切被包裝在所謂中國作為國際知識中心的空洞大話中。

最基本的言論自由是知識型社會的試金石

中國可以是其它形式的社會,但絕對不是知識型社會,他也根本沒有此願望。2006年中國全國代表大會宣佈說,他們的目標是打造一個「創新型的社會」,其實他真正的目的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對於知識型社會的通常理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出的,知識的平等和普遍認同是知識型社會的基石之一,就像普通教育、批判性思維是使用新信息技術的先決條件一樣。因此,知識型社會是建立在教育、信息、媒體自由、參與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學術自由和研究自由等基本權利基礎上的。 此外,保護各種形式的多樣性,是知識型社會中培養創造力的先決條件。根據教科文組織的定義,最基本的言論自由是知識型社會的試金石。

以上的描述並不適用中國的現狀。這個丹麥在中國的項目完全是一個技術型社會的項目,它明確分割在國家強力支持下技術領域的創新,與文化、社會或政治的創新——這經常被當局定為犯罪行為。

這也許就是為甚麼這個政權在陳述自己目的時用了「向創新轉型的社會」的說法。這是一個推行鎮壓的政權統治之下只求純技術科學的模式。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在中國一樣,它採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監控、過濾信息,並控制所有形式的通訊。與其說中國正在走向知識型社會,不如說正在走向技術法西斯主義。

大學教授沒有與學生討論政治或社會問題的自由

把丹麥中心稱為大學,這是一種政治手腕。在中國,大學教授不可以和學生討論政治或社會問題,中國設定這樣的禁區已經是很長的一段歷史了。教授因為民主和人權的講學或僅僅提到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而被趕走。是否丹麥的研究人員也要閉嘴?如果一個丹麥研究人員對法輪功感興趣或者在他的辦公室掛起達賴喇嘛的照片,是否他也要被開除?

中國渴望更多創新技術的原因很簡單。這個國家顯著的經濟增長是因為大量出口廉價的低附加值的工業產品。這種生產技術含量低,並以巨大的原材料和能源消耗為基礎,而原材料的價格在不斷地上漲。同時污染已成為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此外,中國由於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順差,同時又不願開放自己的市場,而越來越受到外界壓力。

中國政權正試圖通過給外資企業施加日益增大的壓力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希望外國公司不是僅僅把生產線、同時也把研究和技術轉移到中國。對我們來說,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就是,我們是否應該幫助這個中國現政權去實現其目標。我們是否應該接受,丹麥大公司或因為受壓或被誘惑,而將其研發中心移向中國?那麼下一步,他們是否將屈服於中國國家權力利益在世界範圍的影響,而最終將總部搬到那裏去呢?

與中國現政權的屈從性合作,最終只會傷害丹麥

在中國現政權下,我們只能看到,所有我們出口到中國的知識和技術,最終會被用來對付我們自己。特別是在生物技術領域,丹麥公司現在處在危機之中,而中國政府正大張旗鼓地擴大其出口能力(他們使用西方公司無法使用或無法競爭的手段)。 看來向中國政府提供研究幫助實在不恰當。

中國政權儘管重視技術,儘管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技術人才教育,他們正在為非常低的創新程度而努力。在中國一個普遍現象是,中國大學的工作人員如果為國家和地方政府承擔項目和任務,他們可以很容易使他們的工資翻番。他們對基礎研究的動力極低,真正對知識的興趣微乎其微。此外,抄襲盛行於學術界。

以知識為基礎的中國經濟部份,所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不斷下降,甚或可以忽略不計。此外,在主要大城市的高科技聚集地,經常與外國利益相掛鉤,而難以擴散到周圍的社區。

中國仍然是個抄襲國家,快速賺錢是主要動力,創新本身並非是其目標,但在複製、並行生產以及盜竊理念方面卻有巨大的創造力。

雖然中國在教育方面有較大進步,但是在自主性和創造性方面的教育普遍非常低下。 在中國,創新最大的問題是缺乏自由——言論自由、辯論和學術自由。至今為止,中國一直依賴外來的創新,也就是通過外商的研究興趣、與國外大學合作。例如,居住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華人在這種轉移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創新型社會基於自由社會制度

最強大的創新型社會是那些文化和精神生活滋養下,對技術和科學的追求,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的相互啟迪,是人們在哲學和社會辯論中的思想自由,幫助個人從教條和壓迫中解放出來的社會。

所有可能帶來創新的社會鏈,都會對中國政權構成威脅。中國政權對人民宣傳說,以發展和理性為基礎的科學,而他們自己卻只使用權力的邏輯,避免最理性的、一個建立在人民民主選舉基礎上的領導機制。

中國人生活在政府控制的泡沫虛空中

中國人生活在一個政府控制的泡沫虛空中,所有的信息來源都經過過濾。文化生活裹足不前,電影、音樂、戲劇、藝術、宗教等等只在外國人和部份精英會聚的地方出現。你會覺得這種無限的空虛——一個只有中國人才能生存的社會:除了成為國家發展項目的機器外,只能「吃飯、拉屎、睡覺和消費」,或如記者納奧米•克萊恩(Naomi Klein)描述的:中國人生活在一個「蠶繭」裡。

我們為甚麼要支持一個大多數中國人想擺脫的政權?當然說中共並不是一個多數人支持的政權,有點武斷,但是很難反駁!一種天真的想法是:「幫助」中國政權成為具有吸引力的國際知識中心,然後期望這個政權大發慈悲,放棄權力,讓道給民主的力量。

為了獲得丹麥在中國建大學的消息,我用了近20分鐘的時間,連接到丹麥大學的網站後才得知的。當時我正在中國南方進行研究訪問。有些日子裡,我不得不放棄與外界聯繫,很可能是因為審查沒到位,因此他們索性將網絡連接中斷。中國互聯網的審查是巨大的,基本的上網工具,如谷歌、維基百科和一些外國新聞媒體根本無法使用。所有形式的通信,包括電子郵件、移動電話和Skype都被監控。 只有那些接受中國審查的網站才工作正常。這難道是一個知識型社會嗎?

因研究中國農村地區發展無辜被警察扣押

之前我曾經在一個中國的農村,被警察扣押了兩小時,他們認為我沒有權利在那裏出現,儘管這個村莊坐落在一個對外開放的地區。我和我的助手因為研究中國農村地區的發展,被邀請到一個友好的農民家庭。但村幹部很可能因其嚴重的腐敗問題而感受到威脅。我們這些研究社會科學的人越來越多地發現,中國當局為我們設置障礙,或者直接把我們趕出當地,以使我們得不到那些讓當局難堪的信息。我想再問,這是一個知識型社會嗎?

中國當局竭盡全力限制和統一信息

為了與其國家項目相一致,中國當局竭盡全力地限制和統一信息,而不是一個社會 ,包括知識型社會所應有的 ,去激發知識的流動。中國政府領導人溫家寶說:「新聞媒體的作用是控制輿論」,言外之意就是保護黨,反對叛亂,並確保黨的持續控制。中國國家擁有所有的電視頻道,並保持政治上的控制,而資金則幾乎100%來自私人廣告。因此,對有控制權的當局來說,所有的頻道既是宣傳的工具,又是搖錢樹。中國電視的基調是歇斯底里的民族主義,在一些大型活動如奧運會或最近的「長征」航天飛行,電視會集中大勢宣傳中國未來的偉大和國際主導地位。

中國乳制業三聚氰胺的醜聞揭露了中國社會的知識缺乏。牛奶公司和外國投資者早在案件公開之前就清楚地知道此事,但他們被告知閉嘴,直到奧運會結束。同時國家監控審查所有提及醜聞的消息,同時黨的權力機制開始啟動以阻止訴訟。

媒體也製造信息來煽動人們對某個人和某群體的憤怒情緒,視他們為國家的敵人。如在近幾年,對西藏人和新疆人的仇恨宣傳,他們的住所被登記,並被趕出城市。最明顯的是奧運前夕的新疆爆炸案,最後被證明是漢族的內部爭鬥。隨後,兩名日本記者因跟蹤報導此事被毆打。

媒體造假宣傳殃及青少年

中國媒體對公眾的誤導也影響到青少年。來到丹麥的中國留學生,他們也許有著良好的科技知識,但他們對社會的批判性思維和理解之淺薄,還不如丹麥小學五年級學生。他們重複著中國的謊言宣傳:藏族人懶惰而不文明,他們唯一的希望是被漢化。他們堅持認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並宣稱「我們已經準備好為台灣而戰。」他們的觀點在歐洲我們稱為極端民族主義,這和知識型社會的開放辯論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有些事我們真正能夠幫助中國人的話,那麼應該是自由的媒體和開放多元辯論。

中國媒體的審查制度阻擋形成知識型社會

正是中國媒體的審查制度、禁止及謊言阻擋了知識型社會的形成。而這種謊言卻在丹麥科技部的戰略中也被重複著:中國是一個千年古老的文化社會,正在崛起。然而,領導著中國的這個政權,它破壞著文化社會,無論是中國自己的文化,還是西藏、新疆和內蒙古的文化。它創建了一個技術監視的社會,用最原始的思想——民族主義和愚民教育及媒體系統。

令人沮喪的是,在中國的丹麥大學,在他們為新的事物爭取的過程中,完全喪失了民主和人權理念,更不用說與合作的獨裁政權開展辯論。此外,令人擔心的是,與中國合作鼓勵把丹麥的研究機構搬遷到中國,這在丹麥是禁止的、不道德的或太重的責任。

就像(丹麥)科技部用中國是一個知識型社會的謊言來欺騙(丹麥)大學一樣, 那種逐步「推動」北京的丹麥中心取得更多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知識範圍的願望,這就像奧運前的觀點混亂一樣。很多人認為:參與和到場是促進民主最好的途徑。但結果是我們幫助了獨裁政府,並使得它的腐敗合法化。

(丹麥)首相在今年的新年演講中再次強調,我們需要從石油中解脫出來,使我們不再依靠中東獨裁國家,並停止資金流出。難道因為獨裁政權地處東亞,更能滿足商業利益,就要受到歡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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