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0月28日訊】
大饑荒見聞
1960年，距今雖近60年，可一提起「1960年」這個詞，大多數60/70歲以上的中國人仍然馬上會與「飢餓」二字聯繫起來。筆者的家鄉，就有當時餓死的父老鄉親，長輩們提起那場時代大饑荒，至今心有餘悸。
中共稱其為三年自然災害，後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海外一些學者及西方學者則稱之為三年大饑荒或三年大災荒，大躍進饑荒、中國大饑荒。
自從中共1954年施行統購統銷後，各地都有零星的農民被餓死，但不是全國規模，從1958年起則是全國規模地死人，直到1962年分田到戶才停止，最嚴重的是60-61年。
滎經大饑荒
五九年底至六一年夏，滎經縣發生大規模死人事件，被稱為「滎經五九事件」，又稱「滎經慘案」。滎經慘案中，許多村莊滅絕人煙。
地處天府之國的四川滎經縣，到了五八年底，滎經地委為落實國家徵購任務，一車車糧食源源不斷從農村運出去。滎經縣糧食幾乎全部被徵購殆盡。秋收後不到兩個月，就出現浮腫病和餓死人情況。
1960年春，公共食堂大多停伙了。家家都開始死人了，開始還是今天這家死一個，明天那家死一個。先是死壯勞力和老人，隨即死的是那些想省下一口給娃兒吃的主婦們。到後來，死亡如瘟疫般蔓延開來，有的生產隊，一天就餓死十幾個。復順公社太陽灣生產隊，幾十戶人家幾乎死光。
不到半年，滎經縣餓死了一半人。有的公社向縣委書記饒青匯報，請求開倉放糧，遭到他嚴厲批評，說是帶頭鬧糧，是小「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要嚴肅處分。農民腫的腫，死的死，四鄉八野，儘是哭聲。逃難的人們流向縣城，流向外地。從各公社到縣城的路上，一路都有倒地的死屍；而縣城四街八巷，到處都是餓死者或乾枯、或腫脹、或發臭的屍體。縣委書記饒青視而不見，自己和老婆天天開小灶，吃肉喝酒，吃得紅光滿面，吃飽喝足，饒青還在大唱躍進高調。縣委辦公室匯報，對於滿街的死屍和各公社的死人問題怎麼辦？饒青怒喝道：「怎麼辦？抬出去埋了，這點事還要我告訴你啊？」
由於縣城死人多，開始人們還將死屍抬出去，用蓆子一卷，挖個坑掩埋。隨後，死屍越來越多，埋屍成了苦差事。於是，縣裡決定給埋屍的人以「糧食補助」。而奉命掩埋的人越來越精，想方設法進行「技術革命」，挖下大坑，抬來死屍往裡扔。後來乾脆不埋了，死人往溝裡扔，或者隨意扔到縣城北門口外的那條小河溝裡，任其順流而下。
直到九十年代滎經縣城拓建新城區的時候，施工的田壩裡，還不斷挖到當年的大規模死人坑。至於農村，開始還有人埋。隨後，因死人太多，而活著的人們，也大多病病殃殃地，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埋人。尤其是那些死得只剩下老小病殘和那些全家死絕的家中，死人擱在家中無人過問，一直臭氣衝天，最後爛得只剩下骨架。
據《滎經縣誌》「人口變動」載：1958年滎經總人口是63717人；1962年，總人口降至29850人。三四年餓死三萬四千多人，人口減少53.15%以上。
「滎經慘案」是四川大饑荒的典型案例，原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先生回憶說「五九年底至六一 …… 我們天府之國的四川就餓死了1,000萬人」。
信陽地區大饑荒
1958年信陽地區各縣全年實際產量只有30億斤，省委卻按72億斤總產下達了徵購任務。徵購中不擇手段，強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庫16.8億斤後，就進行不下去了。因為，實際產量只有30億斤，交徵購糧16.8億斤後，只剩下13.2億斤，農業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糧食只有160斤，扣除種子、飼料，人均口糧只有100斤。夏糧已吃了幾個月，所以徵購未完成，許多社、隊已沒有糧食了。但在廬山會議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糧食定性為「階級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反映，在全區掀起了「反右派」鬥爭，收購不出來就開批判鬥爭會。有一萬多人受到批鬥，有3300多名黨員幹部受到處分，即使出現了斷糧停伙、農民外逃、餓死人等嚴重問題，也沒有人敢講真話。
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社隊幹部不得不把種子、飼料和剩下的一點口糧作為「餘糧」交了徵購。就這樣仍未完成徵購任務。
糧食上交了，食堂斷糧停伙了，穀糠、薯藤、野菜、樹皮、草根吃光了，餓死人事件相繼發生，農民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眾當作「階級敵人」和「流竄犯」對待，到處設卡攔截，當年冬季共攔截收容46萬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餓死在收容站內。有的人餓急了，偷殺牲畜吃，被發現的一律按破壞生產定罪。全區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餓死在獄中的。同時，地委還責令郵局對發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殘酷批鬥和處理。可憐的百姓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餓死。
即使餓死人，當時地委採取的措施是不承認人是餓死的，全區統一的口徑都說是瘟疫傳染死的。
信陽地區本是「豫南糧倉」，而當時信陽地區國庫中還有存糧11億斤，但不發給百姓一斤半兩，造成105萬以上的人被餓死。
此外還有一種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陽地區在「反瞞產」追逼糧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於獄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於拘留所中，死因不明。為活命外逃被攔截收容的46萬多人中，有多少人死於收容所中，無從得知。
下面摘引幾個中共文件中記述農民被餓死的慘狀。1960年12月17日中共光山縣委《關於「民主補課運動」的初步體會的報告》中稱：「這是全縣幾十萬人民從未有的一次大慘禍」，「死亡人數25萬，死絕的戶數就有5647戶。城郊公社高店大隊吳圍子小隊120人中，餓死72人，占總人口的60%，16戶死絕。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隊被打死、餓死1503人，占總人口的62.6%」。當時的光山縣「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
信陽事件只是較典型而已。除台灣外，全國所有地區，都發生餓死人事件，只是程度不同，當時甘肅、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廣西等許多省份餓殍遍野，沒有飯吃的農民還被逼著去「大修水利」、「大煉鋼鐵」，許多人走著路就倒在地上永遠也起不來了。活著的人都沒人有力氣掩埋死者，許多村莊一戶戶死絕。人們餓極了去吃樹皮、草根、觀音土。河南、安徽、山東、甘肅等省都餓死幾百萬人，四川省餓死約1250萬人。
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美籍華人崔琦留在大陸河南寶豐縣的父親在1959年就餓死了。
大饑荒死亡人數
再看其他幾個地方的情況，四川灌縣這個從不曾被饑饉光顧的好地方，4萬多人餓死，超過該縣人口的百分之十（見《灌縣誌》1991年版第130頁）。據《遵義縣誌》載：該縣僅在1960年內就死亡7萬1千8百多人，約占人口的九分之一。1960年代的大饑荒，連西藏邊陲也未能倖免。在1958年前全國人口增長率大於17%（20%左右）背景下，藏族人口從1953年到1964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你說大饑荒中餓死多少人。
四川的李井泉與安徽省的曾希聖、河南省的吳芝圃、山東省的舒同、甘肅省的張仲良一樣。在這五人的領導下，這五省是大饑荒時期餓死人數最多的五個省份。河南、安徽、山東、甘肅等省都餓死幾百萬人，四川省餓死1250萬人以上。
據中共紅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一書「大饑荒」一文中說，「1959 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中國人口減少4000萬，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饑荒」。
荷蘭歷史專家馮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饑荒》一書被西方學者和媒體廣泛引用，該書的結論是中國大饑荒導致了4500萬人死亡。因「六四事件」而流亡美國的前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當年根據趙紫陽要求，曾對大躍進死亡人數做過調查統計，結論也是4500萬。
前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楊繼繩經過10年的調查和記錄，寫下了驚世之作《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一書。該書被認為是有關大饑荒最詳實、最權威的記錄之一。楊繼繩的研究表明，1958年至1962年期間，據不完全統計，中國餓死了三千六百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估計為四千萬人，兩者共計7,600萬人。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所發生的災荒中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巨災，也是人類當代史中最為慘痛的空前大悲劇。（註：這是不完全統計，三千六百萬是地方誌中統計出來的，估計實際餓死人數遠超過這個數字）。
大饑荒死亡人數之所以說法不一，還有一個原因是大饑荒的期間有不同說法，如1958-1960，1958-1961，1959-1961，1959-1962，1958-1962 等,更主要是1961年底，周恩來親自下令，讓中共糧食部門把大饑荒時期餓死人的調查數字銷毀了,中共對自己造成的大饑荒的死亡人數數據保密。
楊繼繩在接受騰訊燕山大講堂採訪時透露，中央領導人參閱的資料死亡人數是5000-6000萬。
即使到了今天，中共仍然在掩蓋這段歷史真相，如禁書《墓碑》的作者就被禁出國領獎。如果中國這場人類歷史上最慘重的饑荒，仍然不為不為人知的話，這本身又是一個悲劇。
有學者研究中國歷史後稱，1949年前的2129年中，中國共發生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總共死亡2991萬人，而中共「大躍進」餓死的人數就超過4500萬。
大饑荒成因
從大的方針政策方面來看，對於大饑荒之成因，由於毛澤東沿用斯大林的法子，榨取農民以取得工業化的資金。政府通過壟斷農產品的購銷，將購銷差價積累的資金，投入到重工業。在斯大林統治下的1930年代，也曾發生數百萬烏克蘭人餓死的大饑荒；和30年後中國發生的一模一樣，蘇聯政府的橫徵暴斂和強奪豪取，是前所未有的大饑荒之主因。毛時代大饑荒的起因和蘇聯歷史上的饑荒類似。中共領導層中應該有不少人聽說過蘇聯饑荒的情況，在赫魯曉夫和一些蘇聯作家揭露了斯大林的暴行之後，也應該有人提出勸告，切勿草率效仿斯大林的政策和做法。然而，毛澤東一意孤行地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轍。肯定會造成農民的貧困，甚至饑荒，只是饑荒來得早與晚，饑荒的慘烈程度的差別。
從更具體的做法來看，統購統銷，大煉鋼鐵，大躍進是大饑荒的直接成因。
剝奪了農民的土地後，農民只能在生產大隊從事生產勞動，並聽從中共的指揮，這時就開始搞大躍進，大煉鋼鐵了，當時把所有的有勞動能力的人（包括婦女）都集中起來，吃大鍋飯，沒日沒夜地勞動（除了睡覺，夜間都不停地勞動，煉鋼鐵），過去長工在地主家農忙時都沒有這麼幹，那幾年收成很好，但是無人去收割或收割不及時，留在家裡的老人又無法去收割也不允許去收割（因為是集體的東西，你去收割算偷），且當時放衛星，說畝產上萬斤，所以中共就抓緊搜刮農民的糧食，有些地方為了完成上級布布置的任務，甚至到農民家裡翻箱倒櫃，搜刮糧食上交國家。因此在大鍋飯解散後，農民家裡就沒有什麼糧食了，造成全國範圍的大饑荒。
中共高層知道大饑荒後的做法及言論
對於大躍進大煉鋼鐵等造成的後果及大饑荒，中共高層完全知情，但置人民死活於不顧，不但不開倉賑災，反而對農村不聞不問，對城市居民則減少糧食定量(每月從30斤減到20斤左右)，從下面它們的言論及做法可見一斑。據毛澤東當時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1959年10月，各地餓死人的絕密電報已經到達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們的辦公室。
鄧小平
鄧小平說: 「在王府井死掉一個人，和在山區農村死掉一個人，國際影響一樣嗎？」
鄧小平對李井泉說：「井泉啊，糧食還得調，死人也只能死我們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國際影響就大了。」
「京津滬地區餓死人在國際上的影響就太壞了，只能犧牲我們四川了……」
周恩來讓下屬把饑荒及死人人數的報告文件銷毀
1961年發生了什麼？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
周恩來關注的主要是城市糧食供應，然而死亡幾乎都在農村！顯然周恩來考慮的是政治影響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別是幾個類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餓死人，一旦傳播出去，政治影響不可估量。但是農村即使餓死人，但是由於地處偏僻，在中共當時的信息封鎖體制下，很難像大城市那樣傳播出去。1961年8月23日至9月 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涉及估產、徵購、銷售、調撥、進口和集中運輸的等多項議題，唯獨沒有提到甚至也無建議：開倉放糧！
彭德懷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廬山會議）期間，因寫信給毛澤東，對1958年「大躍進」開始後「浮誇風」等問題提出批評，被認為是「向党進攻」和右傾機會主義。8月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又被定為「反黨集團」的首要人物。9月被免去國防部部長職務，停止工作。毛澤東曾設下了底線：「誰都能平反，唯獨彭德懷不能平反。」
毛澤東
毛澤東於1959年7月5日在「廬山會議」期間指示：「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忙時多吃，閒時少吃，有稀有干，糧菜混吃」。
在這種指導方針之下，中國各地在餓死人及糧食產量劇減的情況下，卻增加糧食徵購額。
劉少奇
1961年5月初，劉少奇回湖南寧鄉老家搞調查時，一個幹部告訴他，（村）食堂剛辦時有120人，現在不到80人；劉問「怎麼死的？」，答「無飯吃，吃樹皮，吃稻草澱粉」。劉少奇的姐姐劉少白家在趙家沖，劉少奇到了那裡才知道，他姐姐的兒子已經餓死。劉問「你們食堂死了幾個人？」，答「這兩個月死了11個」（見《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20至23頁）。
李井泉
1959年7月李井泉與毛澤東的祕書田家英同去參加廬山會議（田乃成都人，此前曾到成都地區調研），從武漢到九江的船上田對李談到四川餓死人的事情，李卻滿不在乎地答道：「中國這麼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
在四川的許多地方已經斷糧，餓死了很多人的情況下，中共還要求四川往外調糧，中共中央及李井泉知道，繼續調糧將意味著四川還要有成千上萬的農民因此而被餓死，但他們堅定的這麼幹，連偏僻山區的最後「死角糧」都搜刮起來上交了。結果四川在大饑荒期間餓死了超過1250萬人，成為全國各省餓死人之冠，但李井泉從未有任何認錯的表示。
因城鎮居民糧食供應是從30斤/月減到20斤/月左右。雖吃不飽但還是有糧，加上不准逃荒，造成城市居民知道饑荒但卻不知農村人餓死的慘狀。
那麼中共基層官員呢？大饑荒期間，面對饑民成批成批地死亡，許多地方政府下令人死「不准哭」、「不准帶孝」。安徽一個公社黨委書記看到餓死者的死人堆時，極其不屑地說：「人要不死，天底下還裝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個人保就哪天不死！」。
（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