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3日訊】 三年前，大陸當局突然決定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今年，第一批"擴招"的學生已經開始走向就業市場。當年本人曾對高校擴大招生發表評論，指出大陸的高校擴招有賣文憑之嫌，從最近大陸對三年擴大招生的反思來看，果然不幸而言中。
1999年以前，大陸官辦的高等教育机构，出于既得利益，一直不愿加速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步伐。高等學校每十名考生，錄取不到兩人。于是，在大陸的灰色經濟中，高校招生成為獲利极為丰厚的買賣。一些高等院校的領導人和招生負責人一年就可以拿到百万元的"好處"。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大陸高校每年大學錄取的"影子地租"就有上億元。因此，大陸的官辦大學沒有動力改變這种高度短缺的狀況。
但是，一份"奏折"改變了這個局面。這份奏折來自兩位海外學成的經濟學者，他們向朱鎔基建言，政府何不利用這种短缺局面，迅速擴大高校招生，并提高學費。這樣既可以擴大內需，減緩通貨緊縮的壓力，同時又可以緩解青年就業的壓力，收一石兩鳥之奇效。被通縮壓力所苦的朱鎔基，立即采納了這個意見。于是，中國大陸當年的招生規模在當局的政治壓力之下，當年几乎擴大了50%，隨後兩年又分別擴招了25%和17%，今年將繼續擴招10%。大陸顯然創造了正常年代高等教育擴張的世界記錄。問題是，大陸的高等學府在事前沒有准備的情況下，面對突然增加的學生，他們能作什麼呢？
《南方周末》最近在"高校擴招陷入尷尬境地"的大標題下專題報道了大陸高校對1999年以來急劇擴張的反思。編者寫道："曾經引起全社會歡呼的高校擴招，在持續四年後已陷入尷尬境地：名牌高校出于質量及利益等多重考慮普遍缺乏擴招動力，普通高校在政府要求下擴招也是頗有怨言，擴招的學生對學校的生活和學習的環境亦有諸多不滿……"。記者報道了武漢大學和复旦大學兩所名校今年不再繼續擴大招生，武漢大學甚至縮減招生1000人。名校的這個態度，并不令人意外，令人頗感意外的是它們已經到了公開抗命的地步。但是，一般大學則沒有實力對大陸政府說"不"，只要校園能容下，就必須繼續擴招。一位教授感嘆，往日宁靜和安謐的校園成了"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擴招入校的學生則產生了擠上公車後的心理：不希望再擴招--校園太鬧了，已經不象大學。
不容否認，朱鎔基為求政府短期的財政利益，急劇擴大招生規模，對大陸的高等教育的質量帶來了普遍的傷害。但是，《南方周末》的評論卻指出，擴招雖不能避急功近利之嫌，但客觀上畢竟加速了大陸走向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步伐，因此"擴招仍應繼續"，只不過不應該讓老百姓負擔過于高昂的高教成本。
其實，大陸高等教育的急劇擴張，很難稱之為高教的大眾化。大眾化的高等教育與精英式的高等教育有本質的不同。擔負大眾化的高等教育的學校，無論從學科設置、學制以及教學方法都與傳統的精英大學存在本質的差別。正如一位大陸學者指出的，大陸當局"用精英教育階段的体系來完成大眾化的任務，從長遠來看是會有問題的"。至于收費水平，在西方國家，大眾化的高等教育一般都是有政府資助，學費是中等收入的家庭能夠負擔得起的。中國大陸卻恰恰相反，政府的辦學成本比一些民辦高校還要高，以至一些民辦學校可以在同一收費水平獲得暴利。
即使《南方周末》評論的作者深知大學擴招的本意不在高教大眾化，而在謀取短期的財政利益。但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不能說穿這一點。但是，呼吁政府把大學的學費降下來，對大陸高等教育會有任何幫助嗎？且不說目前赤字累累的政府不大可能增加對學生的補貼，即便是政府同意降低學費，但繼續無視大學嚴重的教學質量問題而擴大招生，這豈不就是讓政府把文憑賣得更多，更便宜一點嗎？
大學擴招暴露出大陸高等教育的危机日益嚴重。大陸高等教育危机最深刻的根源在于大陸當權者堅持把高等教育作為實現自己狹隘政治利益的工具。高等學府連招多少學生這樣基本的問題都完全沒有自主權，這樣的大學怎麼可能辦得好？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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