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變”前的懮思--讀歐文-拉茲洛《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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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7日訊】在現代科技以越來越快的加速度迅速前進,給人類社會帶來令人目眩的輝煌成果的同時,對它是否還帶來了無法化解的危机的懮慮也在增長。這种懮慮在上個世紀中葉經歷了一個明顯的轉折點:如果說,在這之前對科學技術的种种批評(如我們的祖先詈之為”奇技淫巧”;如盧梭之認定科學技術的繁榮將敗坏道德和風俗)還多是出自于舊傳統、舊价值觀的拒斥,出于田園詩式的价值感傷和往日緬怀的話,那么,自從原子彈的出現,這种批判已成為事關生死的懮懼了–愛因斯坦那句頗具黑色幽默意味的名言表達了這种恐懼: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人們用原子彈來作戰,那么第四次世界大戰人們將用棍棒來進行戰斗了–這种赤裸裸的生死的懮懼确實构成了一种制約因素:至今,核戰爭終于沒打起來(除了廣島長崎的那兩顆原子彈)。然而,不那么直接事關生死的危机照樣因科技進步在積累、在發展。M-玻恩曾以陰郁的筆調寫下了這种危机的前景:即使核戰爭的浩劫可以避免,”對于人類來說,除了黑暗的未來以外,我什么也看不到”–醫學戰胜了疾病,”結果出現了災難性的人口過剩;城市擠滿了人,同自然界完全失去了接触”;通訊、交通發達的結果是”世界每一個角落里的危机都會影響到其余所有的角落,并且使合理的政治成為不可能了”;汽車給人們帶來方便,也造成交通堵塞和環境污染……如果說這一切都還是可以用”技術和行政上的補救辦法來及時糾正”的問題的話,那么,”真正的痼疾更為深刻”。這种痼疾就是”所有倫理原則的崩潰”。–這些四十年前說的話在今天看來一點也沒有過時。那些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只有變本加厲。

  于是我們就被迫面對著拉茲洛所描述的”第五次浪潮”和全球系統突變的”臨界狀態”。他這看來聳人听聞的論斷所依据的是确實令人深思的事實。人類在20世紀已經經歷的四次浪潮(布爾什維克革命、法西斯泛濫、非殖民化浪潮、改革和公開性),基本上都是社會政治領域里的動蕩,無論曾經付出了怎樣的代价,總算都已經對付過去了;然而,在這些政治動蕩過去后,世界并沒有太平。人們發現自己此后所面對的卻是与此全然不同的困境–而這無可逃避的新一輪浪潮恰恰是人類社會的進步本身帶來的問題!首先,全球性的人口爆炸及其相關的老齡化、城市化、移民和難民問題;其次,貧困化和大規模的飢謹;再次,這种非意識形態原因造成的局勢緊張導致的軍備競賽升級和資源耗費;再次,環境問題:環境污染、土地侵蝕、酸雨、气候變暖;森林、草原、濕地破坏導致的物种和生態危机,食物缺乏、能源枯竭,以及所有這些因素的交織影響造成的惡性循環……等等。這個已然洶洶而來的”第五次浪潮”絕不像二十年前人們談論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那樣充滿了前景的期待,而几乎是一种讓人心煩意亂、手足所措的四面楚歌:因為所有這些問題的糾結太繁、太緊,几乎找不到可以砍斷這惡性循環鏈條的最适當的環節。而這种危机的積累确實已經到了一個爆發前夕的臨界狀態了:按拉茲洛的觀點,就是我們這個遵循复雜巨系統進化的”非線性混沌動力學”規律的全球系統已將進入它的發展周期的第三階段:第一階段,奠基時期,從1860到1960年;第二階段,全球化時期,經歷了1960到2000年四十年時間;第三階段,突變時期,這將是最關鍵的十年,這個复雜的巨系統很可能在這一段時間里越過臨界點,跌入混沌狀態;那么,第四個階段,”末日境況”就將接踵而至:或者是大瓦解、大破坏、大災難,或者,是大躍遷、大突破、大轉變(macroshift),躍遷、轉變進入一种新的更高級的文明。這种預言,听起來有點像居維葉的”災變論”,又有點像我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反修大論戰中對”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世界革命形勢的呼喚,大體上,也許都是不會兌現、也許都是不兌現為好的。我不知道拉茲洛這以”非線性混沌動力學”為据的預言究竟有几分把握,但我知道世界确實處在一個關鍵時刻。与其把”臨界點”和”混沌狀態”看作一种預言,不如把它看作一种警告,它的哲學意義大于它的時段划分意義:人類,确實已走到一個關節點上了,是得對自己何去何從想一想了。

  我想,我們應當以一种嚴肅認真的態度來對待拉茲洛的警告,而絕對不應當把它僅僅看成一种聳人听聞。我們所面臨的”巨變”,的确是”一种廣大、迅速和無可逆轉、正擴大至全球各個偏遠角落、實際上涵蓋生活所有層面的變動。它雖是由科技所促成,但由此所形成的緊張与沖突,卻沒有一個純科技的解決方法”。由于”迅速和不加反思地利用當代科技”,已使我們處于尖銳的危机之中。”既有的价值觀、見解和行為變成沒有作用,甚至是危險的。我們必須有更新的認知、評价世界的方式,才能改變我們的行為模式”,這确實是很困難的。然而再難也得努力一試,因為歷史正是由人的意志和努力构成的。”巨變絕非以命定的方式展開,而是緊緊跟隨著人類的認識、价值觀和行為調整形成的。巨變猶如航行怒海之上的巨大超級油輪,單是駕駛可不成,須得有先見之明和理解始能導而航之”–這就是拉茲洛那悲觀中的樂觀:他還堅信能夠對歷史巨變進行”導航”。沒有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怀和責任感,沒有敏銳的批判眼光,沒有宏闊的視野,沒有結合著歷史悲憫之情的清醒和睿智,誰敢于作出這樣的預言和論斷?但是,在指出這危机的臨近之后,誰又能那么有把握地說,他給出的就是真正可行的出路,是英明而正确的導航?又曾几何時,人類史上的導航者們不是把歷史引向了烏托邦?拉茲洛也一樣,在他的論述中交織著深刻的社會批判和烏托邦的理想。他為因應”巨變”而提出的方案,就是要求我們來一場”意識革命”,根本改變現在人們習以為常的、占主導地位的价值觀、思維方式和生活模式,他認定由此就可以擺脫人類社會目前的困境,把巨變導入一個新的合理的方向。例如,他正确地提出要消除”五大惡性迷思”:”大自然取用不竭”,”自然是個大机械”,”人生是為生存斗爭”,”市場能分配利益”,”消費越多越出色”;他還認為應該拋棄一系列次要的但是同樣妨礙人類完成意識革命和文化轉型的錯誤觀念,諸如:階級秩序,”威斯特伐利亞”意識形態(《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形成的觀念:民族國家是唯一的主權實體),人是獨特而分离的個體,万物都可以逆轉,國家至上,科技至上,效率至上,經濟合理性,等等–這些觀念之有誤,對于我們來說,有些已經十分清楚,有些則還很不愿意接受。拉茲洛認為,一旦這种价值觀的變更和轉換得以實現,人類就可以將歷史進程導向”另一种進化方向”:從理性進化到整體進化,從古典理性主義所指導的崇尚物質的”外延進化”(其最主要目標是三個”C”:征服、殖民、消費–conquest, colonization, consumption)轉向重視人類和人類社群的”內涵進化”(追求的目標是另外的三個”C”:人際關系上的聯系、溝通和意識的覺悟–connection,communication,consciousness),它將導致”一個可持續的、全球一體而地方多樣的””整體文明”的世界,在這個合理的未來世界中,”主權民族國家”將讓位給”跨國家世界”–它將在全球范圍內保障和平和安全,而區域和地方層面的社會和政治組織則保障各地區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得到實現;在那儿,人們在生活上都追求一种簡朴、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這种生活方式符合”生態可持續性”的要求,并把關注的重心從物欲的滿足轉向性靈的提升和精神的溝通,大家以新的”環球倫理”取代舊道德觀,以具文化色彩的整體論世界觀對待大自然和整個宇宙,并且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自己的更高級的新文明。

  如果說拉茲洛的現實批判令人欽佩他的敏銳和深刻的話,那么他的未來描繪卻不能令人振奮,因為他指出的方向基本上是一個烏托邦。未來學研究确實需要以一种烏托邦來表達它對現實的批判,但是這畢竟不是建构現實的方案。在這里,影響他的合理而美好的构想實現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現實利益問題–而這,是不能用某种善良的愿望和勸說去改變的。導致目前”富人濫用、窮人則誤用地球資源”的、使地球陷于無法承受的生態危机和社會危机的原因,決不單是意識問題,更重要的,是利益問題。如果說,我們還有些許可能”說服”富人為了切身利益而從他們所消耗的巨大資源中做些微不足道的消減并轉向”探訪自然、歷史胜跡,听音樂,欣賞文學”這些”對我們心靈更好、對環境造成的壓力更輕”的高雅活動的話,我們又有什么理由制止尚處在飢餓中的”發展中國家20億大眾”把發達國家的生活模式作為樣榜來渴求自身境況的改變呢?圣人可以有壓抑物欲的自律:”活的簡單些,只為了讓別人也能夠生存”(甘地);思想家可以指出”簡朴生活乃是選擇更大的個人幸福与更深刻的人生意義的成果”,并且批評”若是窮人認為模仿富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改善生活品質,那可就錯得离譜了”,并且是”愚不可及”(拉茲洛);可是在生活于貧困之中(或貧困邊緣)的無數芸芸眾生那里,卻依然是這”錯得离譜”的向往成為其思維和行為模式的主流,甚至成為他們整個社會的追求目標和理想支撐,而對所有安貧樂道的勸誡一概嗤之以鼻,視為犬儒哲學。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擁護者們(如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等)就面臨過這樣的尷尬:當他們把一戰后的西方世界物欲橫流的科技文明”破產”的信息告訴國人,希望以東方”精神文明”去救度這個世界時,他們在中國”前進的思想界”得到的是一片嗤笑,更不用說政治上的嚴厲批判了。拉茲洛是否知道,他在東方世界曾有過這樣的先驅?

  在富人和窮人那一系列”錯得离譜”的”短視”背后,其實是利益的驅動。而那些在拉茲洛這樣的先覺者看來不成其為”利益”的物欲追求在眾多的權貴、富豪和庸眾那里能夠成其為”利益”需要。我想,是人的生命的有限性造成的:這不足百年的生命周期決定著他們的許多行為原則,如基本的生存需要,成就感,虛榮心,享受生命的要求,等等。從芸芸眾生對于”富人式”的消費模式的模仿追求,到君主帝王們不管”身后洪水滔天”的無恥,原因可能都在這里。從個體生命和利益的角度看,這似乎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因為我們不能要求每個普通人都對自己短暫生命之外的千秋万代負責。于是,能夠抑制住這种不負責任的及時行樂態度的,就只有古人那种對”天人之際”的敬畏,或者西方那种宗教信仰了。而在這一切都被科學理性掃蕩無余之后,現在只剩下了責任感。然而,我們能指望人類的全體都具有這种与高尚情怀相連系的責任感嗎?這能夠給他們帶來什么利益?–對于”少數人”,”責任行為”本身帶來的价值評价可能就是他們所需要、所滿足的東西,對于芸芸眾生呢?如果沒有一個能從高尚行為里”得到什么”的前景,他們是不會行動的–除非,不這樣做他們還會失去什么,也就是說,還得有恐懼、敬畏(不管是因為宗教,還是因為災難),才能使他們受到約束而趨善。以此而論,人類社會,恐怕還得指望宗教在引導、制約人們向善的取向上的作用。然而,世界上現在還剩下多少帶著虔誠和敬畏的宗教情感?

  作為個體的人如此,作為群體的民族、國家亦然。”威斯特伐利亞”意識形態和民族國家并未消逝。民族國家在可預見的時段內非但仍將存在,而且民族主義情緒還在繼續加強著它。在西方發達國家,也許有不少人愿意相信,”民族國家揮舞絕對權力大旗的時代已經過去”,因而要求各國”放棄在攸關共同利益和生死大事問題上擁有絕對主權的借口”,乃至在”地球祖國”、”地球公民”的新意識指導下放慢國際競爭,設計提升整個地球文明的政策。然而這也只是一些思想家、民間團體和非政府組織的一廂情愿而已。指望任何一個民族國家主動放棄其”絕對權力”都是徒然的;不說行動,即便以此理論為原則都是危險的。戈爾巴喬夫在他的”改革和新思維”中提出把”全人類的利益”放在階級、政党、民族、國家利益之上,這是否已然造益于人類未來現在尚未可知,但是他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從國家的解體到個人的羞辱)卻不是誰都能夠和愿意效法的。愛因斯坦早在五十年前就說過,”沒有哪個當權的政治家敢走超國家安全這樣一條唯一有希望的道路,因為這意味著他政治生命的結束。”看來這位老科學家對于全人類的”唯一有希望的道路”与現實政治利益之間的矛盾有著充分的估計,對于政治上的游戲規則的殘酷性也并不缺乏了解。政治上的胜利者從來都不是理想主義者,而只能是現實利益的代表者。有什么力量能使現實利益的代表者和獲得者放棄這些利益而選擇未來、接受烏托邦?沒有。當然,這并不是說所有的改變(從价值觀到利益關系和社會結构)都絕無可能。世界還是會變的,但是這种改變可能將不是人類的自覺努力和”意識革命”的結果,雖然先覺者一直在努力促成這种自覺。改變可能將是不得已的結果–就像列宁所說的,”革命”是在下層不能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照舊統治下去的時候發生的。但對于第五次浪潮來說,這里有些事恐怕比革命更不可逆料–當人們要著手這不得已的改變時,有些生態災難可能已經不可逆轉了。

  歷史一再表明,人類總是在災難邊緣一意孤行,在災難發生后才如夢初醒。無怪乎玻恩當年的思考那么絕望:”在我看來,自然界所做的在這個地球上產生一种能思維的動物的嘗試,也許已經失敗了。”因為”由于科學方法的發現所引起的人類文明的這种破裂也許是無法彌補的” ,”科學同歷史和傳統的對立是如此嚴重,以至它不可能被我們的文明所吸收。我在我的一生中所目睹的政治上的和軍事上的恐怖以及道德的完全崩潰,也許不是短暫的社會弱點的征候,而是科學興起的必然結果,而科學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的理智成就之一。如果是這樣,那末人最終將不是一种自由的、負責的生物。如果人類沒有被核戰爭所消滅,它就會退化成一种處在獨裁者暴政下的愚昧的沒有發言權的生物,獨裁者借助于机器和電子計算机來統治他們。” “今天人類已經有了自我毀滅的方法–或者是在十足瘋狂的一次發作中,例如在某次世界大戰中由于迅速的一擊而自我毀滅,或者是由于草率地動用原子技術,通過人類遺傳結构中的一個緩慢的毒化和退化過程而自我毀滅。””如果我的推理是正确的,那末人類的命運就是人這個生物的素質的必然結果,在他身上混合著動物的本能和理智的力量。”然而即便如此悲觀,玻恩還是要給自己尋找一种信念:科技發展同時給人類帶來了”一個可怕的威脅和一個輝煌的希望,即人類自我毀滅的威脅和建立人間天堂的希望”。拉茲洛的《巨變》,差不多可以看成玻恩的懮慮和信心在半個世紀后的再現和回響:一樣提出嚴峻的警告和深刻的分析,一樣寄希望于人類的智慧和自覺,一樣充滿信心地從科學中尋找出路–玻恩寄希望于物理學的”互補原理”在政治、文化上的推廣,拉茲洛則寄希望于”科學上的整體論”:整體論物理學、整體論生物學、整體論意識研究。也許,正如中國的老話所說,”解鈴還須系鈴人”,科學造成的問題,終究只能指望靠科學來解決吧。作為對于歷史和人類未來有著責任感的那一部分人,我們應該對拉茲洛的思考和努力作出回應,但,更多的事,恐怕還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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