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斯蒂夫·哈特菲爾(Steve Hat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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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4月21日訊】(英文大紀元資深記者Jan Jekielek採訪報導/秋生編譯)

斯蒂夫·哈特菲爾:一旦爆發了新的、不同尋常的疾病,作為國際衛生組織(WHO)的簽約國,你要向國際衛生組織匯報。這是一項國際衛生條例,叫做IHR(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不幸的是,很多國家沒有這麼做,要麼試圖小事化了,要麼試圖掩蓋。我們錯過了預防(中共肺炎)這場瘟疫的關鍵期。這種失誤在薩斯爆發期間發生過,被掩蓋了幾個星期。這種失誤也發生在中國疫情大規模爆發期間。病毒一旦進入國際航空系統、進入旅客流動圈,它就會擴散,大範圍地擴散,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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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傑凱:作為病毒學家和醫學教授,斯蒂夫·哈特菲爾(Steve Hatfill)如何看待中共掩蓋冠狀病毒或稱「中共病毒」數個星期導致全球性的大瘟疫?病毒最可能來自哪裡?什麼樣的結構問題制約了美國的快速反應?「中共病毒」在美國究竟有多麼嚴重?從專家的角度看,不久的將來還會發生什麼?本期節目我們邀請到斯蒂夫·哈特菲爾醫生,他是醫師、病毒學家、生物武器專家、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中心(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re)應急醫學兼職助理教授,曾在美國陸軍傳染病研究所(US Army Institute for Infectious Diseases)研究過埃博拉、馬爾堡、猴痘等病毒,也是有關全球瘟疫的《午夜前三秒》一書中的共同作者。

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欄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楊傑凱:斯蒂夫·哈特菲爾醫生,歡迎您來到《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斯蒂夫·哈特菲爾:楊,我很高興來到這裡。

楊傑凱:哈特菲爾醫生,您是制定救災計劃、應急反應等諸多方面的專家,您寫過《午夜前三秒》這本書。就我所知,這本書預見了我們目前正在看到的冠狀病毒。儘管您預想它與流感同時到來,但是我不認為兩者之間有什麼關聯。您能否告訴我,您在十一月份出版該書的時候,您是怎麼預見到將要發生的事情的?

斯蒂夫·哈特菲爾:我們花了十年的時間來研究這個問題。我們美國這個國家,原本沒有預防任何全球性的呼吸道病毒的計劃,一直到2005年喬治·布什總統制定了一個計劃。這是一個初步計劃,曾引發熱議。這是第一次有人規劃了聯邦政府各個部門的職責。在幾個星期之內衛生與公共事業服務部非常迅速地行動起來了,充實完善了具體內容,形成了一個整體。該計劃非常仔細地分清了聯邦政府、各州政府、各市、鎮、地方行政官的職責,劃分極其詳細。如果你是地方行政官,你就知道究竟應該如何準備。如果你是州長,你也知道應該怎麼準備。如果出現疫情,你就按照這個計劃做,聯邦政府也按照這個計劃做。全部細節都做了非常詳細的勾勒,美中不足就是沒有給其中的圖片上色的蠟筆。上面有逐項檢查清單,涵蓋了一切。

聯邦政府一直對美國人民負責,履行了職責,正在承擔責任。開始時遇到了一些障礙,但在工業動員方面,前進的速度是我們自二戰以來未曾見過的。各州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它們應該做的事情。有些州比其它州做得好,有些州做得非常出色。主要工作是從國家倉庫中取貨,然後分配到各個地方,同時修改有關規則,涉及疫情嚴重期間志願者的職責、備用救護點、各州的救護標準等等這類事情。不幸的是,大部分地方政府做得都很少,有些地方政府做得非常不錯,不要誤會我,但是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沒有履行職責。他們沒有儲備物資,也沒有制定大批量貯存醫藥物資的計劃,沒有增加包括病床、醫護人員等方面的數量。他們沒有儲存關鍵性的基礎物資,也沒有管控儲存的物質的清單。他們拿了聯邦政府援助他們的錢,但是看來什麼都沒完成。

這個整個的會出現新的傳染病的概念變得越來越突出,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當時我們開始看到所有這些醫學界聞所未聞的傳染病開始以不斷增高的頻率爆發。我們當中的很多人認為這是我們想像出來的,直到後來一些具有重大意義的論文出現,對過去一百年間的(傳染病)歷史做了回顧。事實證明,我們並沒有能夠在識別新出現的疾病方面做得更好,新的傳染病的確正在以不斷增高的頻率從動物傳播給人類。眼下,一些科學家預測大約有10~40種新的病原性動物病毒將在未來20年間傳染給人類。我們不知道這些新的病毒的致命性有多大。你得做最壞的打算。如果病毒沒有出現,那就是萬幸。

當2003年薩斯疫情蔓延到全世界的時候,完全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我們的社交距離等控制手段能夠很快地把疫情控制住。我說的是病例接觸者追蹤。你有了一個患者,發現他符合臨床定義,於是就把與他密切接觸過的人都隔離數日,收效很好。有兩個地方這樣做了,新加坡做得非常好,香港也做得不錯,牢牢地控制住了疫情。這對我們是個提醒,我們也需要提高我們的監控能力。我們需要把我們的監控能力提高到國際衛生組織所做的的標準之上。

一旦爆發了新的、不同尋常的疾病,作為國際衛生組織(WHO)的簽約國,你要向國際衛生組織匯報。這是一項國際衛生條例,叫做IHR(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不幸的是,很多國家沒有這麼做,要麼試圖小事化了,要麼試圖掩蓋。我們錯過了預防(中共肺炎)這場瘟疫的關鍵期。這種失誤在薩斯爆發期間發生過,被掩蓋了幾個星期。這種失誤也發生在中國疫情大規模爆發期間。病毒一旦進入國際航空系統、進入旅客流動圈,它就會擴散,大範圍地擴散,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

這種會出現新的傳染病的概念,我們已經預料到它會發生。這裡有必要回顧一下我們的呼吸道傳染病疫情的防治計劃,評估某些瓶頸,明確什麼是需要做的,如何通過這個計劃,從主要的大型城市監測新疫情的出現到為此做出應急反應等等。我們試圖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方法,保證防疫工作順利進行。可是在當時似乎沒有多少人對此感興趣。

楊傑凱:哈特菲爾醫生,實際上我有非常多的問題要問你,關於美國的反應,關於「中共病毒」本身的更多細節,但既然你提到了中共,我們先討論一下中共。首先,關於這個也有很多的爭論,可以確定這個病毒肯定是起源於中國嗎?

斯蒂夫·哈特菲爾:我認為是的,確定無疑。在中國南方有很多蝙蝠。「中共病毒」(冠狀病毒)一直局限在蝙蝠身上。我想那裡有400多種冠狀病毒。它們可以用作參考樣本。一旦爆發疫情,就比較容易從蝙蝠冠狀病毒中找到接近的一種。無論是哪一種新出現的疾病,病毒本身在自然環境下都不能夠傳染給人類。病毒需要經過一個學習過程才能適應人類的生物化學機制,通常是經由第二種哺乳類動物傳染給人類。

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為病毒由菊頭蝠(Horseshoe Bat,又譯蹄鼻蝙蝠、馬蹄蝠)傳給了穿山甲。穿山甲是一種很詭異的小動物,屬於食蟻類,有長爪,它是哺乳類,但是渾身長著鱗片,尾巴很長,一旦感到威脅就團成一個球。可是,在世界的某些地方人們把它當作美味,因此實際上成了瀕危動物。

而這些野生動物市場,在亞洲國家,人們喜歡吃非常新鮮的食物。老年人清晨外出購物,到鮮味市場購買當場屠宰的動物,帶回家當天食用。這是傳統。在鮮味市場你可以看到許多不同種類的動物被塞入籠子裡,一個緊挨一個。當然,病毒就會從任何一個患病的動物傳給其它種類的動物,導致病毒的跨種類傳播。而在那個動物身上,病毒就變得能更好地適應。我所使用的黃金法則就是:如果你發現兩種以上的哺乳類動物有同樣的病毒,那麼該病毒就有傳播到人的危險,並且極易在最後變成可以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病毒。

楊傑凱:再重複說一次,我有很多的問題要問,哈特菲爾醫生,有很多傳聞說冠狀病毒是從鮮味市場附近的武漢P4生物實驗室泄漏出來的病毒疫苗,甚至很可能是一種生物武器。按我的理解,您似乎是說病毒是從鮮味市場產生的。

斯蒂夫·哈特菲爾:不,它不是從鮮味市場產生的。我個人認為它起源於更南的地區。人們捕食這些動物,然後販運到市場,把不同種類的動物塞進卡車的後部。我們知道,到市場的時候病毒已經發生了基因改變。生物安全級別4實驗室距離那個鮮味市場有幾公里遠,不是緊挨著,要穿過市區。所使用的這些東西的樣本……,法國人建的這個(武漢病毒所P4)實驗室,我相信法國人在那裡經常進進出出,這是我的理解。而且所保存的這個病毒的量很小,要存放在極小極小的塑料瓶裡,放入液氮中。這種研究需要非常小心,從那個地方什麼東西也跑不出來。

任何那種實驗室,一切東西在出門或者被處理之前都要消毒。你要穿密封服,所以被感染的機率幾乎是零。假如你刮破了你的密封服,或者出現類似的事情,你需要履行一整套的協議,你會面臨嚴肅對待,要被隔離數天。所以,假如病毒有機會從實驗室泄漏,進入濕潤環境,接觸空氣中的濕氣,這些東西不會存活很長時間,這些像氣霧劑似的東西不會存留很久,在室內,它們很快就消失了。對不起,是在戶外,它們在戶外消失得特別快。紫外線會殺死它們,還有空氣中的氧氣,會讓它們生鏽,如果你願意,可以這樣去形容。而且空氣中的濕氣,能發揮滲透作用,就像我們小時候往鼻涕蟲上撒鹽,它會幹枯。它所發揮的力量會殺死病毒,或者試圖殺死病毒。

所以,你看一下病毒的基因組,它看起來不像是被人故意以某種方式修改過。而我們可以追蹤這些突變一直找到第一個可以識別的感染病例,他距離(武漢)市區的野生動物市場上的人很遠。然後從那裡到各個感染病人,直到現在,你會看到不同的分化枝,有些去了歐洲,有些去了北美,有些經過亞洲傳播到更遠的地方。你可以像偵探一樣去追蹤它們。所以,這是一場意外的機會,或者是有人故意為之的機會……,一切都可能發生吧?是啊,根本上講,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這種機會的概率幾乎是零的平方根。

楊傑凱:哈特菲爾醫生,您早前談過中共不肯提供信息。我想請您幫我追蹤一下這個過程以及由此產生的代價。

斯蒂夫·哈特菲爾:就我所知,有出租車司機相互發推文,順便說一句,出租車司機都是些非常聰明的人,隨時掌握這個城市的脈搏。而他們突然警覺,相互之間發信息。這個消息被報導了,因為中共的媒體突然針對這些人展開打擊,想盡辦法不讓他們再談論這個。實際上疫情可能發生在11月,有些人認為發生在10月。任何病毒都可能進行臨床症狀不明顯的感染。換句話說,你已經被病毒感染了,產生了抗體,激活了你的免疫系統,但是你並沒有明顯的疾病症狀。正如我們在過去50年所發現的那樣,每個病原都有自己關鍵的、最低限度的感染劑量。假如你暴露在病毒中,但病毒的數量低於最低限度感染劑量,那麼你可能會產生免疫,你的身體就能處理它們。如果超過了最低限度感染劑量,我們通常講的,如果超過最低限度感染劑量的50%時,那麼你就會被感染,就是真正得病了。基本上就是這樣。

病毒可能會潛藏在周圍很長時間,人們意識不到,或者沒有明顯發病症狀,或者死於誤診。記得我們經歷過一次流感瘟疫,那是一種B型流感病毒,對人的傷害很厲害。所以,有多少是被誤診為流感,或者是被不正確診斷,而事實上是冠狀病毒感染?這種事情也可能發生了。不管怎樣,我們丟掉了寶貴的時間。

楊傑凱:1月14號世界衛生組織基於中共當局提供的數據,宣布冠狀病毒人傳人非常非常有限。您如何解讀這一宣布?

斯蒂夫·哈特菲爾:我是從生物科學家的角度看問題,我無法替別人表態。但我個人對此是持某種懷疑態度的。如果使用的是和薩斯一樣的受體,那只是一個背景模型。由於2003年中共在薩斯問題上最初出現的問題,對他們宣布的東西還是保持悲觀一些為好。時間會說明一切,時間已經說明了一切。從鮮味市場出現病毒開始,這個病毒似乎很樂意傳給人,然後人傳給人。所以,考慮到無症狀傳染的人口數量,人傳人是可能的,這一點需要明確。

儘管如此,中國人還是以驚人的速度開始緊急行動,開發了快速診斷的PCR檢測法,一種基於DNA的檢測法。病毒的RNA(核糖核酸)被轉化成DNA(脫氧核糖核酸),並被放大和標記,幾個小時後就可以拿到檢測結果。他們還極其小心地分解了病毒的詳細的結構。他們真的行動很快,發明了PCR檢測法。所以,我們認為,「好啊!我們不必驚慌了。」我們此前都在為武漢的人口密度擔心,為瘟疫擴散的可能性擔心,但之後,人們就好像只是坐在旁邊觀望了。不久之後,瘟疫爆發了。

就是這麼一個時間線,讓人擔心的一段時間。本來應該提早請求援助,當時你已經看到疫情正在惡化。在科學文獻中,封鎖邊境這樣的方法仍然是有爭議的措施,但是這一次它證明了這是有價值的。可是,他們的反應太慢了。我仍然無法是否該確信應該相信他們提供的死亡人數以及感染總人數。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但我認為,他們人為地壓低了數字。隨著疫情加劇,你會看到不同的圖表出現,看到穩定期——他們的數字有點兒過於完美。我也可能是錯的,但我仍然不信任他們的最終數據。

楊傑凱:感謝您的分享,有一些關於(中共對)信息的這種壓制對全球流行病的影響的討論,一些人說,正是這種壓制使疫情以這種方式擴大,有一些文章討論說,如果我們早知道幾個星期,感染率就會顯著減少。我不知道,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斯蒂夫·哈特菲爾:是啊,有些數據可以追溯到1918年那場大流感,大概死了約一億人,共爆發了三波。第一次是有傳染性的,但死的人不多。接著來了第二次,死亡率大幅增加。1918年他們還不懂什麼是病毒,但是他們知道那是一種用顯微鏡看不到的東西。病毒的概念還未占據醫學的前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電子顯微鏡之類的東西被發明以後,我們才真正地看到了這些傳染性病原體。

關於這一點有個很大的問題是,你沒有疫苗的時候,你沒有特效藥治療的時候,你唯一的依靠就是具有上千年歷史的方法:保持社交距離。不要靠近任何人。此外就是病例接觸追蹤,對接觸過最初病例的人進行隔離,再對接觸過這些人的人進行隔離,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追蹤這條(感染的)線,然後試著制止這種傳播,但對於這些措施能夠產生效果的時間窗口越來越小。

以今天的某一個人為例,在一個正常的工作日,你可能有七十多次機會將你的病毒傳染給其他人。公共衛生官員不得不對這70位接觸者進行追蹤、辨別、發現、詢問,如果有檢測能力的話還要檢測,將他們居家隔離數日。你會看到疫情會如何很快地失控,你根本找不到足夠的醫護人員,你不得不把所有的人都鎖起來,這就是會發生的。所以,就防疫準備而言,每一天都很珍貴。

所以地方官員要開始清點他們的最後的庫存,確保在疫情到來的時候能擁有必需的醫療物資。看看疾病專家的預測,看看中國患者的病歷,我們知道,一旦疫情爆發,我們會需要一些呼吸機。需要多少台?所以,需要規劃讓這些基礎設施就位。面對目前這樣的疫情,我們的主要城市有15年的時間來預先計劃這樣的預防行動。一些世界頂級科學家已經告訴了他們:瘟疫將要發生,我們生活的環境中人口密度過大。事實上,從來沒有其它大型哺乳類物種能到達人類這樣的種群密度。我們的生活就像是一次生物實驗,如果你願意這麼比喻的話。21世紀的公共衛生必須從國防的高度去看待。這是一個戰略問題。

沒有什麼事情能夠像傳染病疫情爆發那樣打亂一個國家的民眾的生產、社會服務和國家安全。所以,必須把防疫當作國防的一部分。我們有一位總統,在大約一年前,在此次疫情開始之前,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這位總統意識到,我們已經喪失了生產疫苗的能力,這個產業已經被轉移到了中國。他簽署了命令,不僅要把產能遷回美國,而且要使用最新的科技,採用細胞培養法進行生產,以便一旦有新的病原出現,能夠快速地生產新的疫苗。我為他的遠見鼓掌。

聯邦政府正在積極貯備物資,一部分是為了防禦生物戰,同時也是為了防疫。政府從本世紀初期就開始貯備物資了。這是一種戰略性的國家貯備,就是為了應對類似於目前的事件,以便分發到各州,從各州分發到各個地方。但是在美國不能做到每人一台呼吸機,那太瘋狂了。所以地方政府要有一個演練系統,要為臨時醫院選址,提前選定可供臨時使用的樓房,不一定非要建野戰醫院,高中就有很多設施,如果他們有食堂,都可以改為非常好的臨時救護中心。

但是你得能夠應對醫護活動的飆升,如果你能取得成功,能夠把它控制在你的醫生、護士、整個醫療體系可以承受的最大範圍之內,你就可以有餘力去處理任何與疫情相關的其它事情。從疫情開始的第一天起,地方政府就得開始應對。對不起,我不想吹毛求疵,可是我沒有看到哪個地方政府已經做好準備,他們只是要求聯邦政府提供資助。

聯邦政府貯備了物資,他們正在加速研製疫苗,儘可能快地研發新藥。事實上,我們的大部分的醫藥生產都在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正在抓緊把生產線搬回來,建立我們自己的國內的產能,至少在關鍵藥物方面。我只是從外部觀察,我一生中從未見過事情發生得如此之快,特別是政府的行動如此之快。所以,目前(在美國)正在進行的事情令人讚歎。普通人意識不到,很多城市還沒有準備好,或者有一些奇怪的計劃,他們得到某種啟示,說:哦,我們應該做這些,哦,我們需要醫療船。聯邦政府是在試圖保證供應,但是聯邦政府不可能為所有人做所有的事,是有限度的。這是不合理的。

楊傑凱:是不合理。事實上,一直還有人批評政府認識到疫情的嚴重性太慢了。您怎麼看?

斯蒂夫·哈特菲爾:太慢了?我一生中都沒見過政府行動如此之快。聯邦政府對疫情的反應如此之快讓我驚訝得目瞪口呆。美國製造業的反應也讓我震驚。你知道,我們的公司也非常積極。「我能做什麼?我能製造什麼?我能幫什麼忙?」這令人震撼。疫情促使我們的美國精神大步回歸。

可是這個病毒傳播速度很快。當代空運促進了當代運輸業,不僅是空運。早在1918年,如果你想長途旅行,你可以乘長途火車,要花幾天時間,或者坐汽船。當時飛機尚未發明。事實上,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的首航要在大約九年、十二年以後。所以當時旅行非常慢,1918年的A型流感大約需要三個月才能傳遍世界,而今天的這個病毒也同樣在全球蔓延。

所以,你得提前做計劃,得重視它。提前做計劃並不等於大家圍著長桌一邊喝咖啡一邊做些文字工作。你得開車上路。路有多遠?多少英里?去飛機場一次往返需要多少汽油?去倉庫需要多少時間?去這個醫院或者那個醫院要多長時間?如果醫院即將住滿,還有哪些樓房可供使用,可以改造成救護點以緩解壓力?還要考慮那些未感染病毒,但是每天都要去醫院的人。很多手術需要延遲。難免發生各種事故。日常緊急救護也是必須的。所以我們要記住的是,在保證醫院功能運轉的同時,我們同時還要面對患者的暴增,而且其中一些是重症病人。而且還要記住,這種病的大部分病人會康復,他們會活下去。

重症監護病人需要大量資源,他們要長期待在呼吸機上。因此提前計劃就非常重要。如果沒有提前計劃,我們就得尋找外部幫助。這就意味著要求助於聯邦政府。責任要歸咎於當選的當地官員,那裡才是問題所在。

楊傑凱:哈特菲爾醫生,我要從另一個角度問這個問題,我覺得一個正在被忽視的具體指控是:冠狀病毒,我們稱之為「中共病毒」,沒有被重視,沒有被足夠早地被重視。我聽到人們說,兩個月之前就應該採取行動,諸如此類的話。

斯蒂夫·哈特菲爾:你可以靠在單人沙發上隨便紙上談兵。我看到這個事件的發展,但是也有人在病毒疫情還局限在中國的時候,就開始重視了,並開始著手準備。該責備的是地方官員。你知道,你選了什麼人,就該承受什麼後果。如果你在這種時候沒有一個好領導,他是你選的,那就怪你自己。好領導尋找最及時的信息。他們知道積極進取,而不是被動反應。疫情期間你不能只是被動反應,而且期待著跟上病毒疫情。

換一個角度看,影響全世界的瘟疫也不過是由一系列的地方社區的小疫情構成。假如一個社區能把自己的小疫情控制住,那麼就可以自由地控制其它事情,譬如工人損失、垃圾回收、食物供應等等。如果你無法應對醫護需求的爆發,在本來可以做計劃的時候沒有做計劃,那就會積重難返,人們會嚇個半死,本來可以管理好的事物也變得混亂不堪。總之,你得提前計劃,並且嚴肅對待。否則你將不堪重負。一些醫生,我本人也認識的一些醫生,有可能會感染,也很可能會死去,但他們仍然每天都去上班。

楊傑凱:這聽起來太不可思議了。事實上我此刻同你講話的地點就位於這場瘟疫的中心,紐約市的賓州車站,靠近我們的工作室。大部分感染病例都集中在這裡,全美國的大部分死亡病例也集中在這裡。我的問題是:這裡有多嚴重?人們應該為此感到驚慌嗎?嗯,我不知道這樣問的方式是否正確,我們住在紐約的人應該思考一些什麼問題?

斯蒂夫·哈特菲爾:驚慌無濟於事。再者說,我們是美國人,我們不驚慌。我們處理它。驚慌於事無補。也吃廁紙很難。你們該制定理性的計劃。人人都有好主意,把你的好主意告訴大家,這是好事。你向前進,集中資源,與之鬥爭。除此之外,你還能做什麼?這會過去的,順便說一說,疫情總會過去,這不是電影《最後一個人》的劇本。這會過去的,我們會挺過去。動物的預測模型的死亡率更高,高達50%,人類也將走到那一步。也許這是大自然母親給我們的最後一次警告。

我們需要以對待國防的相同高度對待正在進行中的緊急傳染病瘟疫,不僅需要對各地方的計劃進行集中統籌,也需要全國集中計劃。我們需要把這些努力歸納成實時模型。目前沒有人知道。我得知紐約市市長剛剛找到了一些多餘的呼吸機,他以前不知道自己有這些東西。這是不能讓人接受的。需要一份資源清單。如果政府知道,比如說新奧爾良,有多少台呼吸機,並通過完善的實時報告得知病例數字以及醫院床位數字,這些呼吸機一夜之間就能送到。這裡需要一點提醒:我們必須做到實時跟蹤,提前預測我們認為下一次嚴重的疫情可能會在哪裡出現,提前在那裡準備好所需資源。我們缺乏這樣的系統。

我們有疾病控制中心(CDC)緊急行動中心,但是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我們也有軍隊使用的整合中心(fusion center)。而且我們知道如何去做這些事情。如果回顧50年前,冷戰期間,我們曾經有一個名為NORAD(北美空中防禦指揮中心)的整合中心,現在也有NORAD。它匯集了不同的數據,手動跟蹤衛星。後來建立起了雷達站、DEW(遠程預警線)等多種不同資源,全天候監測,搜尋攻擊我們的轟炸機和導彈。全部信息匯總到一個板面,對實時發生的一切做到一目了然。軍方的這個整合中心非常棒。

我們需要一個疫情整合中心,我們從在當地的人們那裡獲得信息,判斷問題的嚴重性,然後通過計算機程序預測下一次疫情發生的地點。通過匯總資源,我們能夠把資源從一個地點調配到另一個地點。

在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的推動下美國政府做了這些事情,建立了國家戰略儲備,但是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我們還需要配備人力。我們正在號召已退役預備隊和現役預備隊回來服役。他們是訓練有素的男女軍人。有很多醫護人員會使用呼吸機。如果有人送給你300台呼吸機,那當然好啊!可是你能找到會使用它們的人嗎?在醫院裡,註冊護士和實習護士可以監控呼吸機,有問題就會通知你。患者人數會突然增加,但你面對的是增加7倍的對呼吸機的需求。你需要更多的人力。他們不需要必須是醫生的水平,就能看到緊急燈閃耀,之後判斷情況不是很好,或者很快地為病人抽吸。你可以很快地訓練一個人去這樣做,但是你必須有人員。他們還得是非常勇敢的人,因為你們是在一個被污染的環境下工作。軍人都是很勇敢的人。這些事情都需要提前被考慮到。

楊傑凱:我向全體工作在前線的人們致敬!全體醫護人員、軍隊戰士、所有參與者,你們真的了不起!他們是把自己置於危險之中,就像你在之前提到的醫生那樣,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我想問兩個關於在美國的個人的問題,比如在紐約或在其它地方,你會遇到紐約這樣的情況,可能你之前已經回答了一部分,就是,社交距離有多重要?有報導說老年人的感染率更高,那麼作為年輕人該怎麼看待疫情?我們可能知道答案,但我想請你作為真正的專家談一下對這個問題的想法。

斯蒂夫·哈特菲爾:嗯,我們也開始看到被嚴重感染的年輕人的人數正在增加。社交距離非常關鍵。我坐在這兒,我對著麥克風說話。假如這個麥克風被感染了,我觸碰了麥克風,又揉了眼睛,那麼作為一個新人坐到這裡,摸了麥克風就感染了手指,揉了眼睛就會感染粘膜。眼睛就會不斷地流淚,淚水會通過鼻淚管流出。就算病毒沒有攻擊我的眼睛,它也會出現在我的鼻腔中。大部分呼吸道病毒都喜歡鼻腔裡面。是我自己感染了我自己。所以不僅說遠離那片雲狀塵埃很重要,你說話的時候,你就被一片看不見的雲狀塵埃籠罩著,那是從你肺裡呼出的空氣。所以遠離那片雲狀塵埃很重要。

而且如果你碰過什麼東西,那麼在碰臉之前先洗手、眼睛、嘴角。在你的工作環境中要不斷地擦洗物品的表面。你的電腦鍵盤要每小時擦一次。保持社交距離,至少六英尺(約合1.83米)。周圍三英尺是我所製造出的雲狀塵埃。如果我被感染了什麼,那麼這周圍就都被感染了。如果你需要與公眾接觸或有此類活動,保持物理上的社交距離。這種病毒可以被一些含有一定量的酒精的東西,如外用酒精、穀物乙醇等等快速地殺死,溶解病毒維持其結構所需要的脂肪包層,使其失效。這些東西我們都有,而且它們管用。我們說的是個人措施。這樣我們就能控制住傳播,但是我們看到的患者都是大約七天前被感染的,至少是七天前。所以會有一個時間差。

我們看到了武漢的情況,實行嚴格的社交距離,把人們鎖在自己的住宅裡,仍然需要數日才能使感染人數上升趨勢放緩,並且開始下降。我們落後了,我們得努力趕上。這個國家已經作出了自二戰以來的最出色的戰爭動員工作,一些非常有名的公司表現出的愛國情懷看了令人感動,真的令人感動。

楊傑凱:您認為口罩有用嗎?現在有很多關於口罩的討論和爭論。

斯蒂夫·哈特菲爾:我告訴你一個內幕真相吧。一個普通的外科口罩,就是繫在耳朵後的那種,真的不會保護你。能穿透口罩的微粒有1~5微米大小。對不起,我沒法給你展示,網絡上有一些很好的視頻,演示一個人打噴嚏或者咳嗽,然後用反射光跟蹤所有的微粒。你咳嗽的時候,大部分微粒都很大,在六英尺之內很快落地,但是有很少的一部分,1~5微米大小的微粒基本上是以氣體的方式存在的,會懸浮在空氣中,地面以上的熱流或者熱氣中。它們到處飄動,氣流把它們帶到各處。如果你打開門窗,它們就會出去。

而在封閉的房間或在醫院裡,都很好地保持空氣,實際上這對病毒來說是非常棒的,因為濕度較低(更適宜病毒生存),那你就會有問題了。所以那個口罩不可能阻止你呼吸,它(病毒)會直接通過外科口罩。你得有我們稱之為N95或者N100的口罩,它們的過濾性能更高。這種口罩是鼓起來的那種,能夠把95%的那種微型尺寸的微粒過濾出去。你得記住:如果要感染,你需要有最低限度的病毒劑量才能被感染。而這種(口罩)可以過濾出大部分。但同時,你的眼睛還暴露著。那麼這(通過眼睛粘膜)會不會也是目前傳染的方式?我們不知道,但是它(新冠病毒)類似其它呼吸道病毒,包括流感病毒。

所以,要戴口罩。假設您也被感染了,處於早期,沒有出現發熱,也完全沒有感覺不適,那麼普通的外科口罩會有一些幫助。你出門去超市,你會分泌一些活性病毒到周圍環境中,這時外科口罩會起防護作用。你一旦咳嗽,口罩會防止你把大的微粒傳入環境中。其次,它能提醒你別去碰臉,別揉眼睛。所以說它是有作用的,是的!但是把它當作你自己的防疫措施,那是靠不住的。1918年靠不住,現在也靠不住。你能降低危險嗎?能啊。就好像變成了只有一個人向你射擊,而不是一百個人向你射擊。你明白嗎?

楊傑凱:當然,我非常感謝你所講的。根本上講,口罩提供了一種社會服務,也就是說,它有助於防止病毒傳播,根據你上面所說的。

斯蒂夫·哈特菲爾:是的,防止已經被感染的人再去傳染別人,是的。已經有了一些在大學宿舍的試驗研究,就是關於這個的。它肯定是有效果的。你被感染了,你會傳染別人,你應該戴上口罩。但再說一下,它是相對的。如果你在戶外,有風,還有其它的,或你是在獨處,沒有和人們擠在地鐵裡等等,你被感染的機會會大大減少。白天有紫外線,也會快速地殺死病毒。問題出在室內,在人群聚集的地方。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今年弗羅里達也放了春假。也許這不是一個好主意。我們看結果吧。但是一大群人擠在一起就會把病毒傳播到整個東海岸,甚至更遠。所以,遠離人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是讓自己遠離危險;第二是如果你已經被感染或者屬於亞臨床感染,我們說不清你需要多久才會出現症狀,並且會感染他人。看上去或許是一天左右或至少是一天,我們知道的就這些。讓總的統計數字保持下降以便像他們所說的拉平曲線是非常關鍵的。

必須要把它控制在我們的地方衛生官員能夠應對的範圍之內。現在,當你拉平了曲線,感染人數就不會有巨量增加,就像典型的科幻電影裡的場面一樣。但是仍有小幅增加,它實際上會走的更長,整個情況會延長數個月的時間,而不是劇烈的上下波動。此外,我們還會像去年一樣失去……,或是在今年還會因為流感而再失去8千或1萬5千(個生命)嗎?我不知道具體的數字。但是我們每年都要應對的,這每年都會發生,也沒能被任何事情停止。所以,如果重症人數是中級水平,我們還能夠應對,如果重症人數過大,我們就無法應對了。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把疫情控制在各地方政府能夠應對的水平,所以必須提前做計劃。

楊傑凱:哈特菲爾醫生,根據我們目前從美國各地大型救護中心看到的反應,你覺得疫情還要持續多久?此外,我們真的能拉平曲線嗎?

斯蒂夫·哈特菲爾:曲線自己最終會拉平。根據目前的整體數據我還看不到疫情的平穩跡象。病例似乎還在增加。在全國120個大城市中有些城市的問題越來越多。它發展得非常快。所以,再說一次,回過頭來說,假如我們能提前兩三個星期從中共得到報警,告訴我們,他們看到了人傳人的情況,我們對此很擔心,我們就會有幾個星期的時間提前準備。可是我也沒有(預測的)水晶球。

病毒將在社區蔓延,直到我們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我們所謂的群體免疫力。無論是得過這個病的人,還是已經有了保護性抗體的人,還是接觸病毒的概率極低的人,都沒有真正地被感染,或者症狀較輕,並且獲得了保護性抗體。一切全憑自然造化。如果你去剛果,或者深入到某些非洲國家的民眾中,採集血樣,你會發現那裡具有埃博拉病毒抗體的村民所占比例驚人,但是全村從未有人感染過埃博拉病毒。這就是典型的群體免疫力。埃博拉病毒在這個地區流行,人們也曾有過亞臨床感染,但是沒有發展到得病的程度,你能看到各種各樣的病毒,各種各樣的動物群體,但從不會有一種病毒會殺死所有人。所以,科幻小說和科幻電影描述的都是錯的。

楊傑凱:最近,副總統宣布允許醫生可以使用未被臨床試驗認可的氯喹(Chloroquine)或者羥化氯喹(hydroxychloroquine)治療有冠狀病毒感染症狀的人。您怎麼看?

斯蒂夫·哈特菲爾:我看了所有這些研究,我看了這個組織培養研究,我看了這些有限的臨床試驗。你總是能夠就臨床試驗進行爭論,它起作用,它不起作用。法國人也做了,加入了普通的抗生素,印度也做了一些,我們也在做一些。但這種方式使用氯喹的數據顯示,事實上氯喹對病毒不起作用,而是對你起作用。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它能增強你對感染的抵抗力。病毒的目標,你知道,病毒無法進入細胞,它不能自我複製,它必須進入一個活性細胞當中,成為一個完美的寄生蟲。它綁架了細胞的機制,所有的細胞都製造新的病毒,一直到死。你需要一把鑰匙才能進入。冠狀病毒的鑰匙是一個名為血管緊張素轉化酶2(Ace2)的蛋白。它是與調節血壓有關,就像病毒把自己的「小手指」,如果你願意,可以這麼稱呼它,按在Ace2蛋白上面,上面還附著糖分子,它起的作用就像是病毒的捕捉手套,協助病毒進入細胞當中。氯喹的作用好像是能夠摘除這些「小手指」,使得病毒變得好像光禿禿,所以病毒就不很容易進入。此外,當病毒進入到細胞之後,它被一個囊泡所包裹,一個薄層。而氯喹好像能夠使囊泡內的酸性增加,就像是會把病毒和脂肪層溶解。所以,並不是說冠狀病毒能夠被很容易地適應並對之擁有抵抗力,因為它是感染人體本身的細胞。

氯喹是從60年代起就開始被使用。我在非洲住過很多年,我記得曾經用過它。你甚至不知道,很多人都用過它。問題在於它有副作用。如果你有心律不齊,你的大夫就會對你講,告訴你不要在街頭購買這種東西。還有其它的忌用症狀。這種藥被普遍用來治療自動免疫疾病,譬如狼瘡、風濕性關節炎,或者硬皮病。它很容易買到。現在一些醫院已經為此制定了規定。西奈山醫院(Mount Sinai)就做出了規定。它很簡單,我們給你大約雙倍的劑量,使用兩天,使血壓升高,然後想辦法維持這個治療型血壓水平。我們讓它進入你的肺和腎,因為冠狀病毒喜歡攻擊你的腎,那裡有很多Ace2的受體。

我看了這些數據,我覺得有了足夠的證據,在我們找到一些其它的藥物進行試驗之前氯喹是有用的,其它的藥物正在測試並製成藥片,它對很多人是有用的。還有一些藥也正在引起關注,例如瑞德西韋(Remdesivir)。不幸的是,它只能靜脈注射,還未能組合成藥片。我看了猴子試驗的數據,絕對令人震驚,看上去非常有效。

既然氯喹有它的地位,那麼是不是人們都應該靠它預防瘟疫?不是的。是不是人人都能直接使用而無需醫生的處方?不是,完全不是。你會害了自己。我記得前幾天有人用藥片給魚缸消毒,結果害死了自己。誰也不要這麼做。如果醫生認為有安全保證,因此給患者開這個藥,這是否意味著這個藥可以隨意購買?當然如果醫生不按標籤操作,他們當然會給病人開這種藥。這是我個人的理解。他們應該自己選擇。我記得某個州的州長說:「不行,我們得取締這個藥。」哎,他沒有那個權力。這太傻瓜了。對不起。但是他就是沒有那個權力,那是醫生的責任,既要符合道義,又要遵守法律。這不是州長的事。那是很荒唐的。不管怎麼說吧,我不會讓情緒影響了自己,我會儘量從事實出發。我相信,(氯喹)它有自己的位置。我相信這個,一些醫生也相信。

但有些醫生不相信它。這也是事實。有些醫院對如何使用它治療COVID-19做出了規定。它是一種普通藥,多年來證明是一種安全的藥,但是的確有副作用。如果長期使用,它會永久性地損傷你的眼睛。如果你有心律不齊,你要小心一些。我們這個國家的很多老人都有這個毛病。如果你還在服用其它的藥物,你也要小心。你看,這就是為什麼必須得到醫生處方的原因。

楊傑凱:我想看一下國際數據,我感到好奇,我不知道你能否就此說一下,就是說,當然,我們都知道,有不同的數據收集方法,作為研究員出身的我,被這件事觸動了。比如,如果比較意大利、西班牙、美國、德國的數字,看起來美國的死亡率要比意大利和西班牙低很多,但是在另一方面,德國的死亡率也要比美國低很多。您如何看待這些數字?

斯蒂夫·哈特菲爾:這些死亡率數字是靠不住的,因為你計算的是人口中被感染總人數的百分比,而這是不可知的。這是不可知的,除非你對全國的每一個人都做了好幾次的檢測。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經被感染,那你怎麼能得出那個百分比呢?你只是猜測,這些事情都是猜測。

楊傑凱:哈特菲爾醫生,我們現在要結束了,我想,您在這裡想給美國人和全世界的人什麼建議,以便向前進?還有給官員們。

斯蒂夫·哈特菲爾:我們會走過來的。我們會找到出路。那些沒有準備的地區會有一些混亂。這不是聯邦政府的錯,這是你的錯,是那些官員的。這可能是真正的問題到來之前我們得到的最後一次警告。那非常可能是一種死亡率為40%或更高的呼吸道病毒。所以我們要懂得什麼管用,什麼不管用。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對未來做好準備。瘟疫一定會來,一定的。我們得做好準備,這是一個事關國防的問題。

楊傑凱:您的主要的意思是要抓住這個機會完善預防體系,包括人力資源層面,機構組織層面,政府層面等等多個方面。

斯蒂夫·哈特菲爾:是的,這是我們得到的最後一次警告,我們需要準備預防另一場瘟疫,從建設有效的全球監控機制開始。你知道,疫情一旦爆發,大部分的信息都是通過全國各地媒體獲得,還有推特和社交媒體,推特還其它的什麼,需要把隱藏的信息挖掘出來,需要自動搜索全世界的社交媒體,發現傳染病爆發的跡象。

我們有一個名為ProMed的機構,已經工作了20年,那裡的醫生負責匯報不同尋常的疾病的爆發,而這些事情都有用。世界衛生組織有信息匯總體系,是由加拿大人發明的,它很棒。它曾於2003年在中共政府宣布薩斯爆發前幾個星期獲得了信息。那為什麼不建立一個更加完善的全球監控體系,把可疑的疾病爆發坐實,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物理性地實際觀察到呢?並且將之與應急反應系統還有庫存和其它的事情連接起來。我們已經看到了這次的爆發,應該對它更為重視,時時刻刻為全世界把脈,防止傳染病突然爆發,並在幾小時內做出反應,而不是幾週內。我們的科技能夠做到這一步。讓我們開始利用我們的優勢吧。

楊傑凱:嗯,這一切都證明了信息自由、開放的重要性。可是有些國家根本做不到這一點,而是將其政治化,譬如在中國。

斯蒂夫·哈特菲爾:是的,另一個因素是戰爭區域。你知道,剛果民主共和國在預防埃博拉病毒方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想他們現在終於已經控制了那裡,但是我們無法向當地派出人員,以便確認在那裡的疫情究竟如何了,因為你得有一些團隊能夠去做這些工作,進入衝突地區,去看是否有瘟疫流行,採樣,及早得知是什麼瘟疫。在防止核武器方面我們就是這麼做的,我們有國際核查小組。到了國際衛生組織做點事情的時候了,組織一些國際疾病核查小組。如果某個國家指出另一個國家有不尋常疾病爆發,這些國際小組應該被允許立即進入並進行證實。對於這類事情,每個星期都很重要。所以說,在我們實現這些之前,我們只能假設瘟疫還會再次爆發。

楊傑凱:好的,哈特菲爾醫生,很高興與您交談。謝謝您擠出了時間!

斯蒂夫·哈特菲爾:我也很榮幸!謝謝您!

責任編輯: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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