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第四任中共黨魁秦邦憲的最後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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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04月03日訊】1946年4月8日,曾擔任過第四任中共黨魁、時任中共駐重慶代表秦邦憲,中共駐重慶代表王若飛,原新四軍軍長葉挺,葉挺之妻李秀文,女兒葉揚眉,兒子葉阿九等,乘坐美軍觀察組的C-46運輸飛機返回延安,飛機因雲霧濃重而迷航,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撞山,起火爆炸,機上17人全部遇難,史稱「四八空難」。秦邦憲時年39歲。

最年輕的中共黨魁

秦邦憲,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於蘇州工業專門學校。1925年入上海大學學習,參加過五卅運動。同年年底加入中共。1926年10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取了個俄文名字,中文音譯為「博古諾夫」。此後,秦邦憲常使「博古」作為化名,以至於今天,很多人只知道博古,而不知其本名了。

博古留學蘇聯三年半,正值蘇聯教條主義者德波林學派盛極一時。這個學派的特徵是:重理淪,輕實踐,理論與實際脫節。1928年底,博古作為中山大學的優秀畢業生,被派往紅色教授學院受訓時,很快就在理論學習中形成教條主義傾向。在蘇聯期間,博古當過第三任中共黨魁向忠發的俄語翻譯。

1930年5月,博古借道法國,乘輪船回國。在上海,博古當過全國總工會宣傳幹事、團中央宣傳部長、團中央書記。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抓捕。同年6月22日,第三任中共黨魁向忠發被抓捕。中共中央在上海的處境非常危急。

1930年9月初,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王明來到博古的住所,告訴他,中共中央決定,周恩來去江西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書記,王明去莫斯科擔任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由博古主持中央工作。這樣,博古成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當年博古年僅24歲。

博古上任後,繼續忠實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要求紅軍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首要任務,是用最大的力量,去開展城市工人的罷工鬥爭,配合紅軍行動;號召群眾武裝起來,推翻國民黨政府。

一生做的最大錯事

1932年12月,中共政治局常委盧福坦被抓捕。博古在請示共產國際後,1933年1月,將中共中央從上海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

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中華民國政府調集約50萬兵力,對中共成立的「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起第五次圍剿。由何鍵、陳濟棠、顧祝同、蔣鼎文率四路大軍對中央蘇區進行合圍,逐步縮小包圍圈。

當時,博古認為,中共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是爭取中國革命取得完全勝利的階級決戰。基於對共產國際的完全信任,博古放手把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權,交給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負責。李德對中國的情況根本不了解,根據他過去在歐洲打仗的經驗,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要求紅軍採取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的正規戰,保守蘇區的每一寸土地。

但是,與國軍的鋼筋混凝土堡壘不同的是,紅軍的堡壘大多是由木頭和稀泥構築而成,既經不起炮火轟擊,也經不起風吹雨打,反而將紅軍拖入極為不利的境地。長期硬碰硬的消耗戰、拚命戰,使紅軍傷亡非常嚴重。對於李德的軍事指揮,毛澤東後來總結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和突圍時的逃跑主義」。

1934年4月,廣昌之戰,紅軍傷亡5500多人,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失守。之後,中央蘇區面積急劇縮小,紅軍傷亡越來越大,逃兵越來越多,中共不得不決定撤離中央蘇區,開始「長征」。

1934年10月10日夜,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從江西瑞金出發,率領紅一、三、五、八、九軍團連同後方機關共8.6萬多人,向湘西進發,意圖與紅二、紅六軍團匯合,卻在衝破第四道防線時,在湘江戰役中幾乎遭遇滅頂之災

紅一軍團損失6000多人;長征前統計共10922人的紅八軍團,由於所剩無幾,被整建制撤銷;紅三軍團第六師第十八團和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全軍覆沒;其餘各部編制均不足半數。紅軍總人數從8.6萬多銳減至3萬多人。

戰役過後,湘江江面密密麻麻漂浮的都是紅軍的屍體,以至於當地流傳一句話:「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魚。」

之後,紅軍被迫向西突圍,輾轉抵達貴州遵義。1935年1月,中共在遵義召開會議,對博古等人軍事指揮進行批評。會議決定取消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團;由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毛澤東為協助者;增選毛澤東為中共政治局常委。從此,博古失去中共實際領導權。

1935年2月5日,紅軍進抵貴州畢節林口鎮雞鳴三省村。在這裡,中共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由張聞天取代博古,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延安整風被整得想死

1941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中共利用侵華日軍對延安網開一面、從不轟炸延安之機,開展了持續四年的延安整風運動。博古作為中共黨內「教條主義」的代表,首當其衝,成為被批評的主要對象。

毛澤東認為,博古「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各方面都犯了嚴重原則錯誤,集各方面錯誤之大成,它是形態最完備的一條錯誤路線」。

博古多次反覆作檢討,聲稱「我給黨造成了這麼大的損失,我就是再做多少工作都彌補不了這個損失」;承認1932年至1935年中共中央所犯錯誤,他是主要負責人;在教條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與中華民國政府)內戰時期,他在國內是第一名。

博古的兒子秦鐵回憶說:「在延安整風的時候,父親被整得非常厲害。父親認為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我手裡還有一份父親在1943年向中央政治局寫的檢查,裡面有諸如『罪孽深重』………之類的話,也可以感覺出他所遭受的壓力。」

1943年3月,中共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毛澤東被選為中共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王明、博古不再是中央書記處成員。1945年中共七大選出的44名中央委員中,博古和王明排在最後兩名,兩人都未能進入七大產生的中共政治局。七大後,博古兼任的理論性職位和宣傳陣地都被迫交出。

有人編造的離奇故事

博古去世57年後,關於他乘坐的飛機失事,又有新說法。大陸媒體《檔案時空》2003年第3期發表了《葉挺將軍座機失事真相揭祕》。文章稱,時任中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中美合作所特工隊長杜吉堂,在臨終之前,講出了當年那架飛機撞山的原因。

杜吉堂說,他受軍統之命,組織、策劃了此次空難。當時,國民黨空軍調度科科長王平是軍統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他得知中共舉足輕重的人物要坐飛機時,向南京的頂頭上司報告,軍統方面安排杜吉堂執行此次任務。他們派人假裝成機修人員,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的反面安放了磁鐵,最終導致了這場空難。

此文一出,許多大陸媒體和網站紛紛轉載,流傳甚廣,葉挺之子葉正大在廣州也看到了。葉正大到北京治眼病時,特地把博古的兒子秦鐵、王若飛之子王興、鄧發之子鄧北生等,叫到他的住處,說:「事情過了這麼多年,現在終於水落石出了,軍統特務死前告訴媒體,是他們幹的。」葉正大提議,由他們幾個人出面,給中央寫份報告,然後,在 「四八」烈士墓前立一座兩個軍統特務跪在他們面前的雕像。

但是,他們幾個人商量後,覺得還是應該把事情搞清楚一些為好。當時,《新華每日電訊》也發了這個消息,他們找過去,對方告知:原始消息不是新華社發的,因為2006年是葉挺誕辰110周年,所以,他們就在4月8日那一天,轉發了這條報道。然後,他們幾個人分頭查找這篇報道最原始的出處。但是,找來找去,都找不到。他們通過各種渠道打聽杜吉堂的具體情況,答案都是:根本沒有「杜吉堂」這個人。

秦鐵認為,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國共會談期間,雙方的行動都是透明的,博古等人離開重慶時,報紙都有公開報道,國民黨一些官員還到重慶機場送行,所以,所謂國民黨特務刺探到這一條情報,是無稽之談。其二,駕駛這架C-47的,是美國「飛虎隊」的飛行員,國民黨特務不會有膽量連美國人也一起謀害。

秦鐵認為,「四八空難」還是場意外。

結語:

上述別有用心的人編造的關於博古之死的離奇故事,如果不看秦鐵等人的刨根問底,僅僅看這篇文章,非常容易被誤導。這表明,還原歷史真相,探究歷史真相背後的原因,是多麼重要。

今年是中共建立100周年。中共正在大力宣揚中共百年歷史。其中,有多少《葉挺將軍座機失事真相揭祕》這樣的偽造的歷史,值得中國人民仔細辨識。否則,上當受騙而不知,確實是件非常可悲的事。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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