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挽救記憶的偉大工程

——給王友琴《文革受難者》書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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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08月09日訊】(編者註:本文由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教授、文革受難者調查學者的王友琴博士提供。余英時先生曾為王友琴博士的《文革受難者》作序。驚聞余英時先生去世,她感到很難過,為此送上他的序言,作為對余先生的紀念。)

王友琴博士這部關於文革死難者的調查專書是一項偉大的工程。她從1980年便開始有計劃地收集資料,到今天已整整四分之一世紀了。更令人驚異的是:她並沒有合作者或助手,完全是憑一人之力獨立完成的。材料的收集是一個不可想像的困難過程。基本上她是親自訪問當時的學生和教師,先後共有上千人。大部分受訪者以及死難者的家人,不是餘悸猶在,便是受不了回憶的痛苦,因此開始都不肯說出真相,友琴必須耐心地作說服工作,取得了他們的信任,然後才能打開訪談之門。為了避免記憶的失誤,友琴又作了進一步調查努力,儘可能地到各學校核對記錄,確定死難者時間和事件始末。她調查的學校(以中學、小學為主)有二百多所,地域遍及北京、上海、天津、江蘇、浙江、廣東、江西、福建、山西、陝西、四川、新疆等二十五個省市區。除了當面訪談之外,她還通過通信、電話和網絡種種方式增補了不少數據。訪談和調查告一段落後,友琴又花了幾年時間全面整理所有的材料,最後寫成這部專書,包括659位死難者的傳記。

成書方法符合中國古代史學傳統

據比較保守的估計,整個「文革」時期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72萬以上(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台北,聯經,2001年下冊,846頁)。友琴蒐集到的659人不過是韓愈所謂「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而已。但除了極少數知名人物和中共高級幹部之外,這一百七十多萬人都已成了無名冤鬼。友琴以一人之力便將659位死難者從「身與名俱滅」的絕境中挽救了出來,這真是起死回生的大功德。友琴關於受難者的訪談後來雖擴大到學生、工人、農民、醫生、保姆、家庭婦女等等,但主要對象仍是中、小學的教師。這是本書的重點之所在,中、小學教師在「文革」受難者中顯然構成一特殊的「類」,本書關於他們的大量傳記等於正史中的合傳(如《後漢書》的「黨錮列傳」),為未來史學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這是因為「文革」的波及面太廣,如果對受害人物不作進一步的分類,研究是無法開展的。所以我深信本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將來史學家無論是研究這一階段的政治史、教育史,或社會史都不能不建立在這部專書的基礎之上。

以史料的性質言,本書屬於所謂「口述歷史」(oral history)在西方是新起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自二十世紀中期以來,便建立了一個大規模的「口述歷史計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也從六十年代起,展開了口述歷史的研究,先後已出版了許多專書,這兩處的口述歷史基本上是以個人為本位,也就是口述自傳。對照之下,本書包羅的人物則多達六百餘名,規模宏大多了。但本書所用的訪談和實地調查其實正合於中國古代的史學傳統。孔子說,「文獻不足,是則吾能征之(《論語·八佾》)」,便分指「文字」和「口述」兩種史源。因為「獻」指「耆舊」,即老人。老人傳述的故事是歷史的另一重要根據。所以司馬遷撰《史記》中的「列傳」,往往在傳末(「太史公曰」)說明他調查訪談的過程。(《史記》)最明顯的是下面這一段話: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余與他廣「按:樊噲之孫」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雲。(卷三五)。

這不是和友琴的訪問調查,先後如出一轍嗎?《史記》中尚多他例,這裡不必詳舉了。這一蒐集活史料的方法,後世仍然沿用,特別是在宋以後的地方誌中。例如民國初年所修《婺源縣誌》的「凡例」中便標明「採訪員報」,可知其中不少事實是從調查訪問中得來。我很高興看到此書繼承了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為後世提供了這許多十分可信的原始史料。

蘇共體制與中共特色的可怕結合

友琴之所以奉獻二十五年的寶貴時間全力寫成這部《文革受難者》,當然不是僅僅為了收集文革資料,供後世史家作純客觀的研究。她以宗教式的熱忱來進行這一偉大工程完全是受了人的良知的驅使,不忍讓無數在「紅色恐怖」下慘死者從中國人的記憶中消逝得無影無蹤。1966年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女士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她是紅八月的第一個犧牲者。當時友琴才13歲,正在該校讀書。這一慘絕人寰事件必然在她的幼小心靈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痛與恐懼。這才是本書從創始到完成的真正原動力。我雖然當時身在海外,卻也能間接印證本書的調查結果。1978年10月我率領「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各地的考古遺址,第一站在北京集合。我有不少家人、親戚仍住在北京北兵馬司的故居,因此我曾兩次回到故居和他們團聚。我聽到有關「文革」的第一個故事便是北京中小學紅衛兵打死校長、教師的情況,他們繪聲繪影,描述得如親臨其境。最使我難忘是某一間中學(校名忘記了,但前面是很大的數字)的學生在教室中用釘板和皮帶銅頭痛打老師,血肉橫飛,沾在四壁。他們還告訴我,我的一位侄媳婦,在安慶教中學。「文革」爆發後,她也是被學生打死的。當時同行中有考古學家亡友張光直,早年在北京上過小學,和校長的感情很好。他聽了我的轉述,有點懷疑是不是事實。過了兩天,他特別去探望了他的校長,回來後告訴我,這位校長的雙腿都被學生打斷了,已經不能行走。我在26年前偶然聽來的事蹟竟和本書所呈現的基本面貌若合符節,則本書字字都是實錄,更無可疑。

中國是一個最講「尊師重道」的文明古國,而且「尊師」的傳統從未斷絕過。晚明以來幾乎家家戶戶都供奉著「天、地、君、親、師」五個大字,民國以後則改為「天、地、國、親、師」,為什麼「文革」爆發後,第一個暴力行動便指向老師呢?我當然不可能在這裡討論這樣大的問題,不過我願意指出的兩個關鍵性的事實:第一是1949年以後,俄國的列寧、斯大林體制全面征服了中國;第二是這個征服了中國的「列、斯體制」,在實際運作中又發展了更可怕的「中國特色」。

所謂「列、斯體制」當然便是大家都知道的極權統治,毋須多說。它在文化教育上的根本態度則是反對知識,敵視知識人。這是因為極權統治必然採取儲安平所謂「黨天下」的方式,也就是由一個「黨」絕對地宰割天下和人民。因此整體地說,「黨」必須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欺詐和殘暴,以保持它用暴力奪來的政權。對於這個「黨」來說,失去政權便等於宇宙毀滅。從個體的角度說,每一個「黨員」則同樣必須用一切手段保持他個人所抓在手中的「權力」,而且只能增加,不能減少。有權便有一切,沒有權便失去一切,是每一個「黨員」的基本信條。斯大林說過「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其確切的涵義其實在此。由於這個緣故,黨內的鬥爭也永遠不會停止。「黨天下」的合法性完全建在一套特有的意識形態之上。這套意識形態是絕對真理,決不允許任何人有一絲一毫的懷疑,因為一有懷疑,「黨天下」的基礎便會發生動搖。所以,「黨天下」本能地反對知識和敵視知識人。前蘇聯的「列、斯體制」從一開始便徹底體現了反知識(anti-intellectualism)的精神。無論是哲學、文藝、社會、科學、史學都必須在「黨」的嚴密控制之下,與官方意識形態保持絕對的一致。自然科學也不能例外。我們都知道所謂「斯大林的語言學」和「李森科的生物學」的笑話,事實上早在列寧生前,這種傾向已十分明顯,1922年蘇共的刊物上便開始攻擊愛因斯坦和其他「唯心主義」的科學家了(見Roger 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Two Steps Forward, Oxford,1990, p.213 )。

「黨天下」本質導致慘劇迄今不止

第二,關於「中國特色」的問題,毛澤東本人已一語道破,在文革期間他曾作自我評價,肯定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見陳登才主編《毛澤東的領導藝術》,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頁28)他自封為「馬克思」不過是自我陶醉,說他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真正名副其實。這裡的斯大林不僅指人還指體制。秦始皇則象徵了他的「中國特色」,秦始皇以「焚書坑儒」留下千古罵名,毛澤東卻偏偏在這四個字上繼承了他的衣缽。所以在政治運用上,毛和他的「黨」充分復活了中國專制帝王的統治手段,包括特務制度(如明代的東、西廠)、文字獄等。甚至毛語錄和紅衛兵也可以在明太祖那裡找得到淵源。明太祖寫過《大誥》三編,事實上即是他的語錄。他不但要求天下所有的學生(從國子監到社學)都讀《大誥》,而且還下詔說:

朕出斯令,一曰《大誥》一曰《續編》,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寶,發布天下,務必戶戶有之。(見《大誥續編校頒行續誥》第八十七)。

天下家家戶戶都必須有這一套「至寶」,豈不是「文革」時期的「紅寶書」嗎?《明史刑法志一》說:

於時(按洪武十九年,1386年),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並賜鈔遣還。(卷九三)。

試想這和百萬紅衛兵人人手舉《毛語錄》在天安門前高呼萬歲,有何不同?明初人口不過一億人上下,這十九萬餘人集會在南京,以比例而言,較之百萬紅衛兵的聲勢一點也不遜色,所以毛的「黨天下」除了外來的「列、斯體制」之外,其「中國特色」也同樣不容忽視。「斯大林加秦始皇」真是如虎添翼,威力無窮。而且不僅中國為然,前蘇聯的一黨專政也同樣有其「俄國特色」,即沙皇制度。早在一九二○年俄國文學家米諾可夫(Miliukov)便已指出:布爾什維克專政在理論上來自西方,在實踐上則深深地植根於俄國的歷史文化的底層(見Paul Miliukov, Bolshivism: An International Danger,London, 1920,P.5)。列寧建立政權之後,在教育上首先便表現了兩個特色:一是降低過去的學術水平,二是打擊教師的權威。中學教師的待遇最低,月薪只有45個盧布,而學校工友的月薪則是70個盧布。「黨」更有計劃地引導學生在課堂上羞辱老師,使之無地自容。後來一位文學家曾假借十五歲學生的日記的形式創作了一本小說,描寫學生如何橫蠻粗暴和教科學的女教師最後怎樣驚惶逃走,讀後令人毛骨悚然。唯一與文革不同之處,只不過學生沒有動武罷了。(詳見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vik Regime, New York, 1993 pp.318-9)中共的黨天下在體制上對蘇聯亦步亦趨,因此也是一開始便將教師貶為三等公民,並極力挑撥學生去攻擊先生。1952年陳寅恪寫了一首《呂步舒》七絕。詩曰:

證羊見慣借耝奇,生父猶然況本師。不識董文因痛詆,時賢應笑步舒痴。

此詩首二句便分指子女清算父母、學生批判老師。(詳細解說見我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新版,台北東大1998年頁54至56)陳先生極為敏感,所以早在1952年已「一葉知秋」。十四年後學生打死老師的現象決非偶然,文革也不僅僅是毛澤東一人所能掀起的。這一切都內在於「黨天下」體制的本質。有此「列、斯體制」及其中國特色,便必然發展出文革,也必然不斷出現打死教師和其他各類知識人的慘劇。

所以文革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歷史事件,而是「黨天下」在展現其最真實本質的進程中一次高潮而已,1942年的延安「整風」和1957年「反右」都是它的先聲。而且文革也不是上述進程的終結,在新的歷史階段,「黨天下」的本質仍然會以新的方式呈現出來。十五年前天安門的一幕,在大多數中國人的記憶中已變得若存若亡了,但還是有人不能忘懷。最近向「人大」「政協」上書的蔣彥永醫生便是其中最可敬的一位。

對於一個患了嚴重失憶症的民族,王友琴博士這部《文革受難者》真是一劑及時良藥。

2004年3月12日於普林斯頓

余英時:歷史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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