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2月28日訊】百年來，共產主義成功運用了「第五縱隊」，統御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然而時至今日，民主台灣卻也出現了應和中共對台文攻武嚇的「第五縱隊」。回首歷史殷鑑不遠，凡為共產黨賣命者，終無善終。尤在當前民主自由與共產壁壘分明的世界潮流下，如何選擇也不再有模糊空間……
要理解共產主義的本質，就得看透共產黨員變幻的身分。
共產黨流氓起家，而在它的流氓本色之外，以諜報為暗器是它的另一特質。Espionage（特務）是它滲透發展的殺手鐧，在各國大力施展，它把這種身分的幻術淬煉得爐火純菁，其效果有時超過十萬大軍，甚或一場戰役。
共產主義對地下特務隊伍的大膽運用超乎人們想像。隨著歷史機密的曝光，世人得以認識百年來共產主義如何運用「第五縱隊」，統御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
共產黨致命的武器是它隱形的，躲藏在內部的敵人。
1919年，在列寧的推動下，莫斯科成立共產國際，在全世界大力推動共產革命。共產國際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為各國共產黨培養地下特務。翻開共產特務的名冊，我們會驚訝的發現，許多著名的共產黨員效忠的不是自己的祖國，而是祖國的敵人。
列寧被普京定性為賣國。俄羅斯總統普京於2012年在聯邦委員會說出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列寧及布爾什維克政府與德國單獨媾和，俄國因列寧的賣國行徑輸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近百年來，蒙著「神聖」光環的列寧和他締造的布爾什維克竟然被普京定性為賣國！
「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者不是列寧
列寧所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個國家取得的偉大勝利」，其實真正的勝利者不是列寧，而是德王威廉二世，他「金錢萬能」的俗招，玩弄列寧於股掌之間。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列寧為了保住蘇維埃政權，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布列斯特和約》。從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說，列寧無疑是「俄奸」。《布列斯特和約》規定，蘇俄必須放棄包括波蘭、立陶宛在內的大片領土，並承認烏克蘭、芬蘭等地獨立，以及給德國60億馬克作為戰爭賠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法、俄、美、日等為一方（協約國），德、奧、土耳其、保加利亞為另一方（同盟國），雙方激烈交戰。列寧提出「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及「各國社會主義政黨都應努力使本國敗北」的口號。在一戰期間，德國在東西兩線同時作戰，負擔沉重，犧牲慘重。所以德王威廉二世和德軍總參謀部很想與東線的俄國談判和平停戰，以便把東線的兵力調到西線和英、法決戰。但被俄王尼古拉二世拒絕；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俄國成立的臨時政府，仍然拒絕與德方和談停戰。
德王威廉二世環顧在東歐各國的社會民主革命黨派，只有列寧和自己的目標最吻合。因此，德王通過各種途徑，給予一直在俄羅斯境外活動的列寧大力資助，使蘇共在俄羅斯國內外的影響和勢力大增。1917年4月，德王威廉二世把居住在瑞士的列寧等蘇共領袖們接到德國，具體安排和實施讓他們回俄羅斯的計畫。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篡奪了克倫斯基那個崇尚民主自由的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的權利。隨之，在俄國就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在篡政前，先後出國十多年，足跡遍及整個歐洲。蘇共的其他「領袖們」也類似，他們都是「職業革命家」，沒有工資收入。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們在歐洲各地生活、開會、辦黨校、辦刊物等經費是一筆巨大開支，這些錢從何而來呢？這一直是蘇共不願讓人知道的祕密。
美國政府於1918年10月公布了一批檔案資料，全面證明：「列寧是奉德國的命令行事的。」根據這個文獻，歐美政界和史學界曾提出：列寧祕密回國後極力鼓吹片面締結和約的政策，是否足以證明他是個德國的間諜？他在瑞士期間以及回國後，是否仍不斷接受德國的金錢？
英國學者齊曼編寫的《俄國革命與德國1915至1918年的檔案資料》記載，1915年3月，德國王室政府已撥出200萬馬克供俄國反政府的蘇共作宣傳經費，這筆錢的極大部分是由一個名叫海爾芬（他的化名叫巴伏斯Pamvus）博士的德王政府特務交給俄國「革命分子」的。海爾芬在給德王政府的報告中說：「俄國在組織大罷工，社會民主黨的極端激進派（蘇共）已經投入行動……」他還具體提到列寧以及其他一些蘇共領導人的名字。他主張邀請這批人到德國，參加擬議召開「俄國各反政府黨派聯合大會」，以便立即發動推翻沙王政府的行動。
德王政府的外交官們都知道蘇共要員與海爾芬之間的金錢來往，列寧當然知道，但為了蘇共黨的利益，他允許這些勾搭繼續下去。蘇共奪取俄國政權後，德國駐瑞典公使致柏林外交部的報告提出，反對任命海爾芬為德國駐蘇聯公使。他在報告中說：「任命一個曾以大量金錢供給蘇聯共產黨的人為德國駐蘇聯公使，將會使俄國人士認為這個新政權是根據我們的命令行事的」。
1917年，德國副外長馮．柯爾曼發給德國總參謀部的報告中說，德國的大量款項使蘇共得以在俄國的政治鬥爭中迅速接近勝利。他說：「布爾什維克運動如果沒有我們的不斷支援，永遠不可能獲得今天這樣的規模……」列寧在俄國執政後，馮．柯爾曼給德王威廉二世的電報中說：「我們通過各種關係和使用各種方式把大批經費供應蘇共，使他們的基礎大為發展。現在，蘇共執掌了政權，已建立了自己的《真理報》，從而能進行有力的宣傳，將他們的政黨在原來很狹窄的基礎上大為發展。」
俄國歷史學家祖波夫等撰寫的《二十世紀的俄國史（1894-2007）》一書也介紹了列寧、蘇共接受德王政府大量資助的事實：「德國撥出5000萬金馬克（約合九噸多黃金），資助俄國革命者。」德國總參謀部向德王威廉二世報告稱：「列寧順利回到俄國，他幹的確如我們所願。」
德國為了促使俄國停火，極力支持贊同俄國停火的蘇共，使其反對自己國家的政府。德蘇片面「和約」簽訂之後，德國仍全力支持列寧繼續執政，因為列寧領導的蘇共為了保持政權，最缺乏的就是錢！因此列寧下決心不擇手段，接受被他稱為最反動、最封建、最專制的德王政府發給的「津貼」。
蘇聯奶水餵大的中國共產黨
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出俄羅斯人維經斯基（吳廷康）來華，聯絡中國馬列分子，並指導成立中國共產黨。維經斯基於1920年7月5日至7日在北京召開了在華工作的俄共（布）黨員第一次代表會議。
1920年8月，維經斯基向陳獨秀提出建黨建議，得到陳的同意，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俞秀松、李達、施存統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陳獨秀寓所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陳獨秀被推選為書記。
1921年7月23日，在共產國際的資助下，來自中國各大城市和日本留學生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13名黨員（共有57名黨員）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後一天會議移至嘉興南湖舉行，會議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的中央局為領導機搆。
中共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個接受「境外勢力」共產國際資助、喝著蘇聯奶水長大的，是徹頭徹尾的賣國政黨。許多資料和事實說明，中共無論是在誕生之前，還是在中共一大召開之後，都曾出現過一旦缺少了來自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不少工作就立刻陷入停頓或者癱瘓狀態的現象。
1920年，維經斯基被派到中國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其活動經費都由共產國際提供，包括價值10萬美元的鑽石和數萬美元現金。他在上海成立革命局，下設出版部、宣傳報導部和組織部，每月宣傳費一千元，幹部每月領取30元報酬，而後相繼成立了上海、北京、長沙等地的共產主義組織，這些活動都需要經費。12月，維經斯基返回俄國，因共產主義組織經費匱乏，工作就停滯了。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偉大的歷程（1921-2001）》記載：1921年初，荷蘭人馬林受共產國際委託來華通知，7月初舉行全國代表大會，以地區為單位，每個地區派代表二人出席，從馬林帶來的活動經費中，寄給每一位代表100元作為路費。
1922年12月，共產國際確定1923年中共的經費支出總額為1萬2000金盧布，但實際撥付的經費大大超出了這項預算。共產國際派駐上海具體負責撥付經費的工作人員維爾德於1923年7月26日在寫給維經斯基的一封密信中說：「5月底，我收到從莫斯科經北京寄來的3500美元和278英鎊。」
共產國際資助珠寶和鴉片。不少解密檔案文件證實，共產國際曾將珠寶、鑽石撥付給具體負責中國事務的主管部門，由這些部門安排人將其賣出去後，再將紙幣經費轉交中共。
中共政變易處理 特務臥底難發現
1. 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在上海會談後，國民黨開始執行聯俄容共的策略。聘請共產國際的鮑羅廷為顧問，負責改組國民黨，使之成為類似布爾什維克式政黨。中共三大確定了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並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鄭重闡明了三民主義。大會選舉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約占委員總數的四分之一。會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等。隨後，全國大部分地區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為骨幹改組或建立了各級國民黨黨部。1924年5月在廣州黃埔建立黃埔軍校。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任黨代表，周恩來任政治部副主任。
蘇共是中共的靠山，蘇聯顧問鮑羅廷是中共顛覆中華民國合法政府的具體策畫者和指揮者。蘇共欲染指中國的野心，不僅公然竊奪國民黨黨權，而且公開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並將國民革命根據地廣東煽變成「共產暴民運動」的中心。
蔣介石本著三民主義建國方略進行革命，完全承認私有財產，而中共要共產，這是國共兩黨不同的最大區別。蘇俄與中共決心要分裂國民黨，就將此「任務」交給了汪精衛，他到武漢「俄國政府」當了「第一把手」。鮑羅廷公開說：「蔣介石同志，如果有壓迫工農、反對cp（共產黨）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的。」蔣介石即義正辭嚴地指責他說：「你是一個蘇俄的代表，你就不能這樣破壞本黨。你欺騙中國國民黨，就是壓迫我們中國人民；這樣並不是我們放棄總理的聯俄政策，完全是你來破壞阻撓我們總理的聯俄政策。」中共奉鮑羅廷的指示，製造各種流言蜚語說：蔣介石是軍閥、獨裁者，他要建立一個資本主義政府；他已商人化，非打倒他不可。
2. 「412反革命政變」的歷史真相
中共在1927年4月5日決定，為奪取上海政權要發動三次暴動，並自組「上海市民政府」，就是無產階級的蘇維埃、巴黎公社。決定由陳獨秀、羅亦農等推動「武力進攻蔣軍」，並驅使工人糾察隊襲擊租界，意在激怒列強，挑起國際事端；煽動工人罷工鬧市，無了無休；中共在上海的各級工會不僅自持武裝，並且擁有一支兩千人的武裝力量，實際上已造成另一個上海政權的存在。
在國民黨中央一致決定「清黨」後，4月12日晨，駐滬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即在白崇禧指揮下，解除了上海各處工人糾察隊武裝，逮捕了中共上海總工會主席汪壽華。這就是被中共恨之入骨的「4．12反革命政變」。4月13日，中共上海總工會召開市民大會，發表「全面罷工」宣言，並於會後集合持槍武裝進攻寶山路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部，迅為第二師彈壓。九十多名中共叛亂武裝人員當場被逮捕。隨後，國民革命軍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總指揮部——上海總工會。化名伍豪的中共領袖周恩來被捕後，因在兩家大報發表「伍豪脫離共產黨啟示」而被開釋。
3. 中共特務滲透臥底無孔不入
中共公開政變奪權失敗後，就利用特務無孔不入的滲透和臥底。國共內戰，國民黨最後戰敗，中共特務提供的絕密情報起了關鍵作用。中華民國敗退台灣的最大教訓之一是，對中共特務滲透缺乏高度警惕及強有力的防範。中共從1921年7月到1949年10月1日「中共國」建立，中共派遣特務打入中華民國所有要害部門，這些特務就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們在各個要害部門臥底，到處偷、騙、獲取各種重要情報供給中共領導人。
中華民國最高統帥蔣介石的作戰命令，他手下的司令長官還沒有看到，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就已經看到了。國府參謀本部高層同時潛伏3名共諜，彼此不知對方真實身分，卻能不謀而合進行顛覆工作。
敗退台灣後的蔣介石曾痛心疾首地說：「沒想到郭汝瑰竟是最大的共諜！」
郭汝瑰1928年祕密加入中共，1945年已升任國軍中將，定期到蔣介石官邸匯報戰況、聽取指令，國軍的許多作戰計畫、部署和行動，郭了如指掌。1946年至1949年，郭與中共方面祕密會晤100多次，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戰略情報。1949年12月11日，根據中共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的指示，郭率萬餘人在四川宜賓投共。1997年郭汝瑰寫下回憶錄，提到蔣介石才是真正對日抗戰，隱喻共產黨並未真心抗戰而是藉機發展壯大，不久郭汝瑰就遭車禍在北京死亡。這本回憶錄後來遭修改才出版。
中共特務韓練成是蔣介石身邊隱藏時間最長的隱形將軍，他在1930年救過蔣介石一命，所以得到蔣的格外信任和器重，曾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高級參謀。1947年1月，蔣介石正式制定「魯南會戰」和「以臨沂為主戰場，殲滅共軍陳毅主力」的作戰方案，韓練成馬上把整個作戰計畫密報中共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導致國軍萊蕪戰役慘敗。作為總統府參軍處參軍的韓練成建議蔣介石，以整編第74師（師長張靈甫）為中心，吸住共軍主力，再發動兵力圍殲共軍。這個情報送給了陳毅，結果張靈甫在孟良崮全軍覆沒。1949年，韓正式投共。
中共地下黨員女特務沈安娜於1938年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作速記員。蔣介石作報告時，她就坐在離蔣介石僅三四米遠的桌子上作速記。沈安娜經常在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中央全會、國防最高委員會、最高軍事會議，以及國民政府的高層會議上擔任速記。只要國民黨政要召集重要會議，沈安娜就有可能在主席台的一側就坐，埋頭記下會上的全部發言，然後將速記底稿譯成漢字，交給她的丈夫、中共地下黨員華明之摘要、整編、密寫，送交中共領導人。沈安娜在蔣介石身邊潛伏10年。1949年4月，根據中共指示，沈安娜撤離南京。
傅作義的祕書閻又文，是中共地下黨員，把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也變成中共地下黨員。傅冬菊曾偷偷跑進傅作義的臥室，用照相機將最重要的軍事機密拍攝下來，交給中共。傅作義的作戰計畫，還沒向蔣介石匯報，就被閻又文洩露給毛澤東。《北平城防方案》、《北平城垣作戰計劃》的詳細地圖和軍事實力，甚至傅作義每天的思想動態，都被閻又文上報毛澤東。1949年1月，傅作義投共。
最重要的人生警示
兔死狗烹，中共地下黨員下場都很慘！1949年前，中共為了奪取政權，有一個指導地下黨鬥爭的16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想不到，1949年5月，中共中央已私下制定了一個處理地下黨的16字祕密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這16字方針的「降級安排」是先卡下來；「控制使用」是晾在一邊或叫「靠邊站」；「就地消化」是限制自由，從組織上斷路，免得出省高就；「逐步淘汰」是慢慢來，時間較長。這16字方針是一套淘汰的策略手法，簡言之就是「淘汰」，把地下黨員當作敵人「窩裡鬥」，是用心狠毒的「卸磨殺驢」手段。
1949年前幫中共顛覆中華民國的中共特務，絕大多數在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許多人被整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就是個最好的例子。
傅冬菊沒有因為她曾說服父親放棄抵抗，讓中共沒放一槍就「解放」了北平，立了特殊戰功而能善終。相反的，2007年臨終前的傅冬菊，已經臥床2年多，貧困交加，沒有資格住公費的高幹病房。當年平津戰役時期求她辦事的許多人早已在中共裡身居高位，卻沒人為她說句話改變一下處境，直到臨終也沒有人去看望她。
曾經是中共隱蔽戰線的重要領導人潘漢年，是中共老一代的情報特工專家，曾擔任中共中央特科及社會部等部門的主要領導人。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起，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情報生涯中，他曾先後與國民黨、日本人及汪偽政權的情報特工部門進行過反覆較量，裡呼外應把觸角伸向敵方高層，把重要戰略情報源源發往延安總部，出生入死，為中共屢建奇勛。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在1955年內部肅反運動中，毛澤東先後兩次在中央高層會議上親自點名給潘漢年定性定罪，說他是「內奸」、「反革命」，因而被捕入獄。1963年1月他被判處15年徒刑。1970年又被改判為無期徒刑。直到1977年4月，病逝於湖南的一個勞改農場。潘漢年被整整關押了二十多年。而因潘漢年「內奸」、「反革命」的罪名，還株連了一大批潘的密友和部下。
隱藏於台灣的「第五縱隊」
民國時代，共產黨滲透國民黨各階層，從國家元首蔣中正到著名將領身邊都有中共特務的身影。這些特務深入各界，策反了國民黨高官、將領，深度腐蝕國民政府，一直到中華民國淪陷。今天中共滲透台灣，同樣是透過潛入台灣社會各階層的五千名地下特務。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就職之後，中共官方不斷釋出「不統一就武統」的暗示，台灣部分政治人物、或媒體人不斷唱和，助中共恐嚇台灣人民。這種行為在1949年國共內戰時期統稱為地下黨，或第五縱隊。70年後，中共「卸磨殺驢」本性未改。無論是當初為黨效力，默默潛伏多年的地下隊伍，或是國共內戰時向解放軍投誠的國民軍，或是在濟州島選擇回大陸的韓戰戰俘，他們的下場時常叫人唏噓。對今天潛伏在台灣和世界各地的中共特務來說，這些對「祖國」忠心耿耿，不惜以偽裝生活工作十多年的人殷鑒不遠。
——轉載自《新紀元》
責任編輯：連書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