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菲訪談】韓秀:驚心動魄闖北京美聯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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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2年08月19日訊】觀眾朋友好,歡迎收看這一期的【方菲訪談】。

我們今天要採訪的嘉賓是一位有著非同尋常經歷的女士,她是中美混血兒,出生在紐約。不到2歲,被帶回中國,這一待就是30年。她成長的歲月正遇上文革,歷經無數磨難,而她衝出中共鐵幕回到美國的經歷,同樣驚心動魄。她是1979年美中建交前後,滯留中國的美國人回到美國的第一人。回到美國12年後,1990年她出版了自傳體小說《折射》,自此開啟了筆耕生涯。

迄今已經出版了50多本書,並榮獲了2020美國總統國家與社會貢獻獎。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作家韓秀來跟我們講述她的故事。

韓秀您好,非常感謝您上我們的節目。

韓秀:謝謝,很高興。

主持人:好的,謝謝韓秀。韓秀我看你的這個書,然後在跟您聊天、說話。您其實在中國,相當於說是32歲的時候才到了美國,到美國以後才開始學習英文,所以實際上可以說中文是您的母語,英文是外文,是吧?

韓秀:可以這麼說,可以這麼說。

主持人:聽您這個一口京腔,您在18歲之前一直在北京,然後山西3年、新疆9年,之後又回到北京2年,這時間線上大概是這樣的,是嗎?

韓秀:對。

主持人:我想就您的這個經歷,如果說詳細說三天三夜都說不完,能不能先跟我們觀眾概括地說一下您在中國的經歷?

黑暗時期的幸存者

韓秀:我想這個事情是比較簡單的,因為像我的這種狀況,在中美兩國之間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的漫長的歲月裡,這種敵對的關係就使得我基本上在中國的時間,就基本上是一個靶子,就是一個任何人可以隨時隨便攻擊的對象。

上山下鄉這件事情本身,也是因為我拒絕學校黨委的要求,寫一個200字的聲明,表示永遠不會去尋找我的父親,跟他徹底地劃清界限,因為他是所謂中國人民的敵人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那根本就是無稽之談,所以我理都沒有理。我說我如果不寫怎麼辦呢?他說那你明天就下鄉,所以我就下鄉了。這說起來也是非常簡單的事情,但是因為你提到這一個過程,這就讓我想到,像我這樣一個人,可以說是一個整個黑暗時期的倖存者。

倖存者的記憶不只是在腦袋裡,倖存者的記憶在身體上。為什麼我這麼說呢?因為山西3年,對於一個17、8歲的女孩,城市女孩子來講,那不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盡一切力量做了。

然後到了新疆,那就更不用說了,生活的條件、工作的強度都基本上不是普通的一個正常人能夠承受得起的。所以等到我1978年,我是1967年到1976年在新疆。我返回北京的時候是1976年的春天。1976年的春天,然後就是感覺基本上就是疼痛,除了疼痛,我什麼其它的感覺都沒有。然後就去看醫生,醫生就拍了X光,然後就跟我說,說你有先天性的脊椎裂,你根本不應該上山下鄉的。

這一說,等於是說我這12年都是瞎耽誤工夫,對不對?那根本就不應該上山下鄉,結果我去了,而且去的是真是要命的地方。然後1976年夏天,我就被分配到服裝廠工作。說起來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返回北京第一件事情是到派出所報戶口,對不對?我就遞上了兵團給我的那些文件,我說我回來了,我報戶口。你知道派出所的那個人說什麼嗎?他說:「唷!你怎麼活著回來了?」

主持人:他都知道你,他都知道你的。

韓秀:他們什麼都知道呀,他說你怎麼活著回來了?我說命大。他就說我想大概也是,然後就給我辦理了手續。然後我說好了,我有了這個手續,我就應該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安置辦公室,對不對?他說不是。他說你先去街道辦事處。我說我去街道辦事處幹什麼?他說你到了那兒就知道了。

所以我就去了街道辦事處。到了街道辦事處,你知道那是1976年呀,街道辦事處那大牆上貼了好大的紙,就是把這個街道、這個區域裡頭的所有的可以懷孕的女人的名字都寫在上面。然後就寫出來她們有沒有小孩,她們結婚了沒有,她們有沒有小孩,以及她們是什麼時候有的上一次的例假。

哎呀!我一看這個,我說這跟我沒關係,我單身。你知道那街道辦事處,那小腳偵緝隊說什麼嗎?她說你單身也沒關係,你是適於懷孕生產這個年齡的女人,你都得把你的名字告訴我們,你也得告訴我們你上一次例假是什麼時候。我說沒有什麼時候,就是現在。他說那是幾天以前開始的,我說2天以前開始。他就真的把我的名字寫上,然後寫上我這個時間,然後他說下個月的時候不要忘記告訴我們。

你要是不告訴我們,我們到你家去問,因為他要百分之一百地貫徹那個一胎化的政策。所以我說那我行了吧,我說我可以走了。他說,哦!我們會給你一個紙,說你已經在我們這兒登記過了,你拿著這個紙再去上山下鄉辦公室。所以我就拿著那張紙,拿著派出所的那我已經上了戶口的那張紙,然後到了這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安置辦公室。一見面,一看我名字,心中都有數了。

那時候還沒有電腦,啥都沒有,可是他們都心中有數,腦筋就很清楚。看看我說,你的成分那麼高,然後歲數又這麼大,這國營的地方是不能去了,去一個地方的工廠好不好?挺好的吧,我說挺好的挺好。說你服裝廠怎麼樣,集體廠子行吧?我說行行行,什麼都行,有什麼不行的。我早就知道我該幹嘛,對不對,我只是需要有那麼一個單位。我需要那個單位幫助我,拿回我的出生紙和我小時候的美國護照,我該回家了。我跟你們這兒耗什麼,對不對?所以他讓我去什麼廠子我都去。

主持人:您說到這兒,我覺得這個有點像電影的這樣一個開場白,然後我們就開始倒敘,就因為您剛才說的很多詞兒,別說美國人了,很多中國人可能都不明白。沒在中國大陸長大的華人,像臺灣的華人就更不清楚了。所以您這個故事太多,我都不知道從何問起。我就先這樣,我就先想稍微的跟觀眾朋友說一下,因為您剛才提到在插隊之前,去山西插隊之前有這麼一個緣故,是因為您高中畢業的時候,因為您的身分。您的父親是當時駐重慶的美國大使館的武官。

韓秀:1943年到1945年。

主持人:1943年到1945年。

韓秀:而且他也是喜馬拉雅生命線的負責人。

主持人:喜馬拉雅生命線的負責人?喜馬拉雅生命線快給我們解釋一下。

韓秀:飛虎隊經過駝峰,把援華物資從滇緬邊境運到陪都重慶,支持中國政府抗擊日本軍國主義,那條線叫做喜馬拉雅生命線,他的主要工作就在那裡。

主持人:好,然後您母親可以說是一個左派的文藝青年。

韓秀:我想就不談她了,因為談她,我們的時間就全都浪費掉了,我還是接著說我的這點事兒。

主持人:好的。

朋友告訴醫生:你就當她是從奧斯威辛集中營出來的人

韓秀:這就是為什麼,我就是說到這,第一是,你上山下鄉這件事情本身按照醫生的看法,我是根本不必去的,我根本不應該去的,但是我去了。所以我就是說到無論怎麼樣講,你回到北京也好,然後是回到美國也好,這個創痛、這個創傷是不會離開我的。因為疼痛這個東西等於如影隨形,這根本就不是一個正常的狀況。從2002年起,我有非常非常嚴重的顏面神經痛,痛了整整十年,痛到我服的藥都是癌症末期病人所服的疼痛藥。

到了2012年的時候,我從臺北國際書展提前回到華盛頓,我跟我的醫生說,我說我實在是痛得受不了了。我的醫生說,Teresa我已經再也沒有什麼藥可以救你了,怎麼辦呢?你這樣好不好?你可不可以,你能不能接受手術,開顱手術。我說我什麼都接受,只要能夠不再那麼痛,我就可以。接受開顱手術之後,確實就不那麼痛了。但是這個開顱手術發現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沾黏,神經結和血管的大面積沾黏。

這個醫生,就開刀的醫生,是極好的一個外科醫生,他就問我,他說你在20歲、21歲的時候,你有沒有出過車禍?我說我20歲、21歲的時候,我在新疆,我沒有車,所以沒有車禍。他說那你有沒有被撞到?我說我有被撞到,他說是什麼東西撞了你的頭?我說是槍托。那個時候正是文革武鬥高潮,晚上的時候都要開會,在這些批鬥會上的時候,我面前站著的那個人就基本上是被活活打死。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受不了了,所以我就準備站起來。我旁邊的一個人就說話了,他說哎,他說你是要走啊,你要走我可不給你帶板凳啊。那個時候晚上集會都是自己帶著板凳去,他這一說不要緊,後邊的民兵就聽見了,知道我要準備離開會場,掄著步槍就過來,拿那槍托就照我頭上就砸下去。我的美國醫生問我,他砸你砸了幾下啊?我說一下就不行了,就暈過去了,我哪裡知道砸了幾下。

他說然後呢?我說然後他們就把我拖出去,丟在戈壁灘上。他說那你什麼時候恢復知覺?我說那已經是3天以後了,3天以後我是爬回了連隊。那個醫生就說,他說這就證實了我的推測。我說您的推測是什麼?他說你知道不知道美國橄欖球?我說我知道橄欖球。他說這橄欖球運動員會衝撞,頭跟頭會撞上,撞得很厲害。他說當時沒事,但是這些運動員有的過了40年以後,他會發生嚴重的神經痛,就是這個沾黏。

他說我就從這些橄欖球運動員的情形,我就想到你可能是被什麼東西撞過,所以才會有這麼嚴重的神經痛。我說,哦,原來是這樣。但是我的故事讓這位醫生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成為一個跟共產主義不共戴天的人。他說這麼樣一個強壯的身體,這麼樣一個健全的人,會被折騰到這樣一個地步,這個社會、這個制度絕對是有嚴重問題的。

方菲你曾經問過我一個問題,你跟人講到你過去的事情的時候,人家會接受你的看法嗎?

我就可以很誠實地告訴你,所有給我看病的醫生,他們都受不了這個樣的一個狀況。我1978年返回美國的時候,我只有95磅重,骨瘦如柴。然後所有的身體檢查的數字全都是一塌糊塗,血壓不到30、60什麼的之類的,還常常地沒有脈搏,還常常地沒有心跳。

醫生說,你上哪兒去了?弄成這個樣子。那個時候我還沒有(不會說)什麼英文,所以國務院中國科的Sophia,非常好的朋友,她還帶著一本大字典,英漢的醫學字典。

然後她看了醫生實在是沒辦法了解我的狀況,Sophia說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她跟醫生說,你就這樣想,Teresa剛剛從奧斯威辛(集中營)出來,你懂了嗎?

主持人:真的,真的。

韓秀:醫生說我懂了,他說我懂了,他說我了解,現在我知道我應該怎麼樣照顧她。你知道這個美國的醫生沒有見過這種人,就好像我們二戰的時候的軍人,到了那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時候,看見那些人像骷髏一樣,也不知道怎麼辦呀。因為那都是非正常社會裡造成的傷痛,而那些倖存者必定要帶著這個傷痛,一直走到他們死亡的那一天。

新疆9年 鄧小平一張紙條 我回到北京

主持人:所以您是在生死邊緣走過來的人,但是您從某種意義上講還是幸運的,因為當時鄧小平一張紙條把您弄回了北京,但是許許多多其他人他們永遠留在新疆了,是嗎?就是當時跟您在一起的那些人。

韓秀:這個是事實,因為有過尼克松跟基辛格的這一段兒,對不對?70年代初的這一段兒。1973年也就有了美國的聯絡處,在北京,雖然沒有大使館,但是有美聯處。鄧小平辦公室的這個紙條,我並沒有看到這全部,我只看見中間那一行。人家把那其他的部分都拿掉以後,就把那一行給我留在那兒了,就是說此人不宜留在新疆,然後要求我3天之內離開新疆。我說好了,我問都不問。

1964年是此生不宜錄取,不准我上大學,現在是此人不宜留在新疆,讓我回北京。行了,那我就開始我的這個征程,我的這個征程就是我回家的征程。

主持人:您那時候就覺得既然能讓您回北京,您就覺得有希望就一定會回美國,是嗎?

韓秀:我一定要回來,為什麼?因為我沒有辦法在一個除了謊話,沒有半句真話的一個地方繼續活下去。我是一個美國公民,中國政府當然是知道的,而且參加華沙談判,在華沙中國政府跟美國政府派代表團去談判,那個代表團團長王炳南,他就看見過我的護照,為什麼?因為我們是鄰居,我們都住在史家胡同。所以你說說看,明明是這樣,你為什麼在華沙談判的時候,一再地說在中國的土地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沒有一個美國公民,你為什麼胡說?對不對?我的存在就是證明他們全部都是謊言。

你知道我那個時候離開新疆回到北京的時候,我身體狀況也並不好,但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揭穿這個謊言。這是為什麼我拚盡全力,我一定要到美聯處去。我知道公安局的人馬上就會到家裡來抄家,他們一定會不斷地給我找麻煩。但是我一定要讓美國政府知道,在中國的土地上還有美國公民存在。

主持人:所以當時因為沒有建交,所以沒有什麼使館,它叫美聯處,就是美國聯絡辦公處,是這意思嗎?

韓秀:是,因為1949年之後中美斷交之後,一直要到1979年元月才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在尼克松和基辛格訪華之後,1973年美國政府在北京建立了一個聯絡處,我們布什總統還曾經擔任聯絡處的處長。所以怎麼講,就是必須要有這麼一個辦公室,負責聯絡事情。可是實際上在那兒的這幾年,從1973年一直到1977年,基本上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聯絡。可是1977年的2月份,有這麼一個女孩子就居然到了那個門口,手裡頭拿著在美國出生的出生紙,以及一本不到2歲的時候得到的美國護照。

服裝廠書記幫我要回美國護照和出生證

主持人:我覺得您拿到這個出生紙和護照的這個經歷也挺傳奇的,雖然看起來好像很自然。

韓秀:那個事情非常有意思,因為什麼呢?因為唐山大地震,那個時候我已經在北京市的東單的一個服裝廠上班了。上班的當天就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那房倒屋塌呀,哎呀那簡直是不得了。我們工廠裡頭的那些工人、師傅都是拖家帶口的,都苦得不得了。然後上級發了一些什麼木料什麼,搭防震棚。我就跟他們說,我家裡頭就我跟我外婆兩個人,我們的房子還夠結實,我說我不需要那防震棚木料了,我說這些師傅請你們就拿去用就是了。

我說我也是一個人,我雖然有外婆,我把外婆安頓好了還挺好的,夜裡頭我也挺放心的,我說我上大夜班,你們就照顧好你們家裡人就對了,就大家都苦得不得了。我的情況我講老實話,我家裡人口簡單,事情也比較簡單,所以我就做大夜班。這個唐山大地震之後,這個工廠裡的師傅們對我就好得不得了。說這一段時候就全虧了你這上夜班,我們才能照顧家裡人,真是可怕極了,那時候。我們工廠那黨支部書記也挺好的,他就問我了,他說你對我們真好,我說這是我應該的,我就是人口簡單嘛,我沒事兒。他說你為我們做很多事,那我能不能幫你點兒什麼忙呢?

我說是這樣,文革抄家,就紅衛兵拿走了我的一些東西,包括我的出生紙和護照,我說要是能還給我的話那就太好了。他是一個非常……家裡是三代的工人。可是文革的時候,因為他是一個小工廠集體工廠的一個負責人,所以他也被批鬥,也被什麼……所以他特別痛恨那紅衛兵。他說紅衛兵拿走你的東西了,我說是。他說紅衛兵拿走了,這政府沒還給妳,我說沒還給我,他說我去給你問。我應該去問誰?我說你應該去問北京市公安局外事處。他說:哦,行,去。所以他就去了。

他就去了,那個外事處的人還真的接待了他,還真的答應了他。說確實的,這個女孩子的出生紙和護照都是四十年代的東西,沒有用了,就還給她,就讓她留個紀念好了。我們這書記說:就是,是人家的東西就該還人家。那紅衛兵抄家拿走了人家東西,就該還人家。所以北京市公安局外事處的警察就到了我們廠子裡,帶著那個護照和出生紙,當著我們那個黨委書記和我們廠長的這個面兒,就把這東西還給我了,說你留著做個紀念就好了,我說謝謝您,我也謝謝工廠的書記。我說你們真是幫了我的忙,這個東西是個紀念品,對不對?他們說是啊、是啊,說這文革已經過去了,我們就這一笑泯恩仇了,我說對對對,沒錯、沒錯,我就拿回來,就這麼拿回來了。

主持人:他沒有想到這個多麼重要。

韓秀:去美聯處了,這個北京市公安局可就找我們這個書記的麻煩了。說你知道不知道,她拿了這個護照是要準備闖美聯處的。那個書記就說了,別說是美聯處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美國護照是什麼東西,我也不怎麼知道,我只知道那是人家的一個東西。另外,就是馬克思不是說了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說這個女孩子在我們這兒是工人,就算是她回到美國,她不也就是個工人嗎?全世界的工人不是都應該聯合起來的嗎?我們這書記,你說他這馬克思主義學得有多好、多可愛,結果為了這個,就給他辦學習班,就整他,這個就不用說了。但是我有了這個護照和出生紙,我很清楚,美國政府絕對不會認為這就是一個紀念品。

驚心動魄闖北京美國聯絡處

主持人:所以您就去美聯處辦新護照了。

韓秀:沒那麼容易。我不是學服裝的嗎?我不是在服裝廠嗎?所以我就做了一條喇叭褲,然後我還做了一件小夾克,那個特瘦特小的那小夾克。然後我本來是梳辮子的頭髮,我就把辮子鬆開。穿著小夾克,穿著我的牛仔褲,這個挺寬的這個褲子,喇叭褲,我就到了友誼商店,從友誼商店我就往北走,那面星條旗就是我的目的地。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那一天是美國總統生日,那一天美聯處不上班。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就眼睛看著那面星條旗,那面美麗的國旗,我就奔著它去。

所以我先走到那面國旗對面兒的一個大使館,那是一個非洲的大使館,我走到那個警衛面前了,那警衛看著我笑,他說您大概走錯路了,因為什麼,因為那是一個非洲的大使館,出出進進的工作人員都是黑人,沒有我這樣的。所以他就看著我笑,我也衝著他笑,我這個笑容還沒有收住,我就轉身以90度直奔美聯處。我跑得很快,穿過了那條小街,直奔著那條白線就衝過去了。

門口那警衛根本就什麼都沒看見,就忽然冒出了一個人站在那條白線上。他就說,嘿嘿!你幹嘛的?我就跟他揚一揚我手裡的文件,我說我的護照過期了,我來辦手續。他說:你什麼人啊?我說我是一個美國人。他就笑了,他說,你才不是美國人。我說:你怎麼知道呢?他說:美國人都知道,今天美聯處不上班,美國總統生日。

站在那條白線上,看著他,他這個時候可是腦筋清楚了,他就把他的槍端起來對著我。他說你過來說話。我說我不動,我就站在這兒。你知道我那時候想什麼?你一槍把我打死,我得倒到白線裡邊,白線裡邊就是美國的領土,我一定要把這份護照和這份出生紙丟進去,讓美國人知道有美國公民在中國的土地上。我打定了主意,根本沒打算活著走。因為這太明顯了嘛,我哪裡有救啊,對不對?我不能出去,我出去公安局馬上就把我逮捕,說我闖外國的駐華機構,那我還有活路嗎?我沒有活路。我寧可他一槍打死我,我把東西丟進去。我當時只有這個想法。

上帝的眼睛睜開了!這時一個美國外交官,就是美聯處的一位外交官,這一天回來拿他的網球拍子去打網球,因為他把網球拍子落到辦公室,他忘了。車子一直衝到白線這兒。為什麼?他在窗戶裡頭就看見了我手裡的那本美國護照是綠色的,那是四十年代的美國護照。現在的美國護照都是藍色的,對不對?那時候的是綠色,而且是布面的護照。看見了。他就他把車子停住,人就一直衝到我面前,他說我可不可以看你的文件?我說當然,我就把東西遞給他。他也站在白線上,他也隨時準備衝進去,因為他絕對不能把這個文件留在外邊,所以他看了護照。

他正好是Wardlaw (萬樂山),他是一個資深的領事官,非常熟悉領事法。所以他看了以後他就跟我說,他說妳可不可以站在這兒不動,我說我可以。他說我進去找人,我說好。他就衝進去。1分鐘之後,滕祖龍出來了,就穿一個毛衣。二月的北京那大風多冷,嘴上還叼著菸斗,然後這個Wardlaw就搬出來了那個美國的領事法,就抱在懷裡。這兩位就跟我一塊兒站在白線上。然後滕祖龍說,我可不可以看妳的文件?我說當然可以,我就交給他,我根本都不打算拿回來。

然後這兩個人就開始跟這個警衛做商量,這警衛這個時候把槍放下來了,滿頭的汗,二月。然後這兩個人就說了,說她是一個美國公民,她得進去跟我們辦一點兒手續,你覺得怎麼樣?他說我得請示領導。滕祖龍跟那個Wardlaw說沒問題,你請示領導,我們站在這兒等。他就打電話。就在這個時候,各國使館的門口開始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看,說這個美聯處向來什麼事兒都沒有,今天可熱鬧了。今天這看起來有意思了呢,所以就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多的人,那個警衛就這汗如雨下呀,這不得了。

還好,10分鐘不到,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叮鈴叮鈴的來了。怎麼回事?就問。這滕祖龍跟Wardlaw就說,這就是她一個美國公民,這個是護照過期,我得進去辦一點手續,可以吧?那個人挺有水平的,那個人說根據《上海公報》的精神,我們不阻攔美國公民進入美聯處。這兩個人異口同聲說,她就是美國公民,那絕對沒有問題。他說那好,那請便。我就跟他們進去了。跟他們進去了,那個時候的美聯儲的處長是蓋茨先生,蓋茨先生那一天雖然是假日,他可是在辦公室的。

主持人:哎呀!都在。

韓秀:他在,而且這個聯絡處的副處長丁大衛先生,也在。為什麼他們都在辦公室?因為他們要用這個週末、這個假日跟美國的親友通電話,只有聯絡處的電話他們能夠打而不被竊聽,所以都在那兒。

然後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讓我非常驚訝的就是滕祖龍就在那個時候打電話回美國國務院,報告了我的出生紙號碼,報告了這個護照的號碼,請國務院查核。你知道他們用了幾分鐘?6分鐘,美國國務院在6分鐘之內確定我是生在曼哈頓的美國公民,6分鐘。然後他們就告訴我一個非常嚴重的事實,美聯處不是大使館,所以他們不能在當時就給我一本有效的美國護照。我得等1個月以後回到美聯處去領取我的新的美國護照。

丁大衛先生問我,你能不能記得5個電話號碼?他說因為你出去以後,你所有的東西都會被公安局沒收,我們給你的所有的電話號碼、名片、什麼東西你都留不住,你能不能記住5個電話號碼?我說能,沒問題!別說5個、50個、500個都不是問題,我什麼都記得住。你就讓我看一下,我就記住了。好,他說妳1個月以後一定要想辦法跟我們聯絡。他說我們一定要幫妳回家。不管是你活著,還是他們把你幹掉了,我們也要把屍體領回家。

和中共公安鬥智鬥勇 終於拿到護照

主持人:我這裡插一句,韓秀女士。為什麼美聯處當時它不能有別的辦法?比如說這個護照我幫你更新了,他想辦法弄到給你呢?就是因為在那種環境下……

韓秀:它不是大使館,他沒有辦法,他手裡沒有任何一本新的美國護照。

主持人:對,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當他拿到了妳的新的美國護照之後,他有沒有任何渠道、或者關係、或者人,能夠把這個護照交到你的手中,而不是讓你去再回到他們那個地方。

韓秀: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那一段時間裡頭,從我的工廠一直到我的家,從我的家到美聯處,這一路上全是警察、便衣,那根本是不可能的,那是沒有辦法。我得自己想輒。現在的人有各種各樣的辦法,現在的人有電腦、有手機、有各種辦法,那個時候什麼都沒有。那個是1977年到現在,那已經是差不多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情了,對不對?so(所以)之後就不用談了,就是公安局的提審,我的體重就是一天一天的掉下來,沒有什麼話說,詳情細節就不用講了。

到了1個月的那一天,我照樣上班,我的工廠的門口、我的車間的門口有警察,工廠的門口有警察。我們這個史家胡同56號的大門外頭有警察,哪兒哪兒都有,我上班的這路上是五步一崗。我就一直穿過他們那個線,警察、便衣組成的線,到工廠我照樣上班,那一天我什麼事兒都沒幹。但是從那一天開始我就開始試著打電話,我打遍了……我那一天沒有去,他們就基本上放心了,基本上就覺得我這就大概就差不多,被他們整的也差不多了,大概我就拉倒了,所以他們就不那麼看著我。我就想著打電話,到處打電話。打不通的。市區內的任何電話都打不進美聯處,一點轍都沒有,我焦頭爛額。

那個時候我外婆已經知道我去過美聯處了。公安局也找她,說你這個外孫女在學校裡頭是個好學生,到了人民公社是個好社員,到了新疆也還算不錯,說她為了什麼要奔這個美聯處去,她為了什麼要放棄社會主義,奔這個資本主義去?她到底是著了什麼魔?她的背後一定有一雙黑手,你知道不知道這雙黑手是誰呀?我外婆說那當然就是我了。

警察心裡話說:您怎麼會呢?她(外婆)說你也說這個女孩子是個好孩子,你也說她是好學生、好工人、好農民。她在這兒有什麼前途嗎?她在那服裝廠裡跟其他的師傅一樣把眼睛熬瞎,她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換了是你家的孩子,你讓不讓她走啊?我讓她走!我這麼老了,對不對?我這70多歲的人了,我在乎什麼呢?讓這個孩子走,讓這孩子走,她回到她自己的地方,她好歹她還能有點兒希望,所以我贊成她走呀!說你要是想知道這背後的黑手,這黑手就在這兒呢。警察沒轍了,警察就回家了。

我外婆就跟我說,你這樣子不行,你這樣子你很快就被他們拖垮、拖死。咱們得吃好一點兒,你去西單,去買一隻燒雞回來,咱們好好的吃一頓飯,你好好的喘一口氣。我說:好嘞,聽外婆的,我去了西單。從東城跑到西單。燒雞這東西要排隊,我就挺乖的排那隊呢。可是我就瞄見他們那廚房的牆上有一個電話,是日本時候的電話。我就心裡想,這日本人掛擺的這電話,這東西是已經是老古董了,沒準這電話成。我就走過去,「四分」!那工作人員跟我說,讓我交四分錢,我趕緊給人家四分。我說四分、四分。我說我得跟我外婆說一聲,這排隊排老長的,老太太等,他說沒關係,交錢了就行了,你打吧。我就打電話了,電話就直接的到了滕祖龍的桌子上。

我跟他說明天早晨不到8點鐘,我一定到。第二天早晨4點,警察還沒上班呢,我出去了。我坐這個長途公共汽車,直達密雲。我從密雲有一班車,直達美聯處北邊的日壇醫院,中間不停車,警察上不來。所以我4點鐘到密雲,從密雲再返回,就同一個車站打另外一輛車到日壇醫院。那時候我梳了小辮兒,穿的是普通中國老百姓的衣裳,混在一群病人裡頭就向這個美聯處接近。遠遠兒的我就看見滕祖龍站在門口,手裡頭握著我的那本護照。看見我了他就叫,說嘿,就是你,趕緊來,你手續都弄好了。我跟著他就走進去了。那警察根本還沒反應過來,我人已經在裡邊了。滕祖龍跟我說,趕快簽字,簽了字今天我就上外交部去為你爭取回國,因為你現在是有效護照在手上。他說,沒錯,我們會給你這本護照你帶回家,公安局還是會沒收,一切的一切都會發生。但是還是那句老話,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我們跟中國政府鬧定了。就這樣,我被公安局不斷的提審,當天公安局的人就來了,上了房頂,呵,哎呦,那如臨大敵。

主持人:可以拍成電影啊,簡直是。可以拍成電影啊!

韓秀:所以我也就走進他們審問的什麼那個屋子,這中間放一個凳子,讓你坐那凳子上。我有經驗呀,我在新疆被人家後腦勺上打過,所以我就把那凳子一直挪到牆邊,我頂著那牆,你就別想從後邊襲擊。我是準備跟他們玩命的。

主持人:您這是鬥智、鬥勇,真的太厲害了!

韓秀:哎呀!就我一個人,我沒有跟任何人商量,我事前沒有告訴我外婆,就算是我外婆已經知道我去過一次,她也不知道我第二天去。我不能連累老人家,我也不能讓老人家傷心。但是外婆說得很清楚,她說你走這條路是對的,你就走下去。發生什麼事情在我身上,你都不要在意,她說你好好的去迎接你的未來。就是這樣。

美中建交的大氣候下 我成為返回美國第一人

主持人:所以之後我們那個細節就暫時不提了,但是就是說拿到了真正的護照之後,最終中國政府、中共就讓步了,然後……

韓秀:沒有,8個月,等了足足的8個月。8個月之後就是我們的國務卿訪問中國開了一個名單,這個名單上頭有幾個是有親友在美國的,知道他們的親人可能流落在中國的,提出來的。這個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就是我,因為他們確確實實的知道有這麼一個美國公民在那兒。但是國務卿提出來的這個第一個條件就是,你們如果想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先把我們的人還給我們。

所以我熬了八個月,然後終於得到中國政府的許可,跨過羅湖橋進入香港。在香港就事情開始順利了,就飛回美國。飛回美國我踏進美國國務院,因為我沒有親人,我什麼人都沒有在美國。我父親在那時候我也不知道他在哪裡,我就什麼都沒有,因為這個香港總領事就跟我講,你到國務院到中國科,就一切一切就從那裡開始。我說沒問題,就所以就到了中國科。

就當天卡特總統就指示美國國務院,說向中國政府提出這個嚴正的這個,你說是警告也好,你說是嚴正的要求也好,什麼都可以。現在一個Teresa已經站在華盛頓,已經站在國務院的中國科,你們給我們把所有的被迫滯留於中國的美國公民給我們交出來。三年之內陸陸續續回來三百多人。

主持人:您這個是第一個啊

韓秀:第一個,1949年以後被迫滯留於中國領土上的美國公民,回到美國的第一個人。

主持人:而且您是無親無故,就是靠自己。

韓秀:無親無故,沒有人能幫助我。我到中國科這個國防部的官員就把我父親的情況告訴我,他在十年以前已經去世了,所以我……可是美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呀。你只要努力,你只要肯做,你沒有不成功的道理,就這麼回事。

主持人:所以您回美國的時候是1978年嘛,那個時候是美中建交的前一年,然後您是1990年出版《折射》這本書的,中間過去了12年。那您是什麼時候動念要把中國的經歷寫成書,還是說您一直都在想這麼做?

方菲訪談》製作組

責任編輯: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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