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碧文:我為什麼離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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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3年04月02日訊】沒有誰願意背井離鄉生活。中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我出生在中國,成長在中國,我對這個5000年歷史的文化故土有很深的迷戀。

很多中國人分不清中共和中國的概念,他們以為愛國就是愛黨,貶低中共就是貶低中國。我不怪他們,這種人長期生活在中共的宣傳洗腦下,他們混淆了愛國和愛黨的概念。這正是中共的陰謀,把政黨和國家混淆在一起,當你抨擊中共的時候,會有「愛國者」來攻擊你,說你生養在中國,卻抨擊自己的國家。

近五年來,中國網絡上關於「潤」(Runxue, runology, and run philosophy are internet memes originated from mainland China, referring to the study of how to leave China and immigrate to developed countries.)的話題甚囂塵上。側面反映中國的經濟在下行。

《玩偶之家》是挪威戲劇家亨利克·易卜生創作的戲劇作品。該戲劇是一部典型的社會問題劇,主要圍繞過去被寵的女主人公娜拉(Nora)的覺醒展開,最後以娜拉的出走結束全劇。今天的中國,有很多像我一樣的Nora。

很多人想潤,卻「貧賤不能移」。美國簽證對於中國人的拒簽率是很高的。根據一項數據表示,2021年,中國公民申請美簽拒簽率高達79%,世界所有國家拒簽率第二(除朝鮮100%拒簽外),超過巴勒斯坦,伊朗,古巴,俄羅斯等美國傳統敵國。 只有吉布提88%拒簽率高於中國。

於是產生了很多「走線」的偷渡者,從香港或者澳門出發去南美洲,然後一路穿梭在熱帶雨林,走到墨西哥然後進入美國。這些「走線」偷渡者在中國國內是醜聞,在社交媒體是不能發的,中國執政者自我感覺良好,大國自居,戰狼外交,民粹主義盛行。然和自居天朝上國,自己的人民卻整天想著離開國家,去別的國家生存。

我為什麼離開中國?

我從前一直對中國抱有幻想。認為15億人口大國可以實現自給自足,打破百年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東亞病夫」的刻板印象。中國在過去40年來,得益於改革開放政策,確實飛速增長。但是,這也是中國人民的努力,不是中共的執政能力體現。中共從1949年從國民黨手中奪取政權以來,做錯了很多事,唯一正確的就是改革開放。現如今又有開歷史倒車的跡象:和獨裁者普京合作,加大言論自由的管控,戰狼外交政策,教育國內民眾與西方國家為敵,民粹主義盛行。

來紐約之前,我在中國一家外貿公司工作。我based在福建廈門,這個小島與台灣面對面,隔著台灣海峽。我的同事都是福建人,按理說對台灣應該是手足連襟的兄弟姐妹情。但是在中共的戰狼外交政策洗腦下,我的同事們都支持武統台灣。

記得去年八月,習近平下令在福建增設兵力,廈門島突然出現了很多坦克。我身邊的同事個個氣焰高昂,揚言「打台灣」。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沒有讓國內的民眾反思戰爭,反而高漲了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支持烏克蘭是錯誤的,應該支持俄羅斯打烏克蘭。

去年十月份我因為工作的關係,要去芝加哥和洛杉磯一趟,參展和拜訪客戶。當時中國還堅持新冠清零政策,境外回國需要在香港隔離3天,在中國境內隔離14天。

在香港的隔離是自由的,基本上可以自由活動。但是飛往中國隔離14天的經歷是非常絶望和痛苦的。

我們是在天津隔離,因為其它城市的機票臨時買不到。總共隔離14天,費用3500人民幣。

落地天津的時候是下午四點多,我們已經在香港做了2次核酸檢測,落地還需要再次檢測。

三百多人的飛機,核酸檢測效率慢,總共花費2小時。晚上六點多,冬天的天津已經天黑了。

我們的行李和人是分開的,行李被拉到單獨的空間全部大消毒一遍。

我們排隊等候大巴車接我們去2小時車程以外的隔離酒店檢測。期間,等車花了1個小時。

大巴來了,一輛坐50人,一共6輛大巴。

當時我看到大巴車司機全副武裝,穿著很厚重的防護服,又近視度數高,戴著很厚的眼鏡,除此之外還要再戴一層防病毒的護目鏡。我想起上個月(9月19日)發生在西南城市貴州的大巴翻車事件。同樣的大巴車,同樣的黑夜,我潛意識感受到危險,不想上這輛「死亡大巴」。

於是我跟工作人員聯繫,說能不能讓司機摘掉護目鏡和防護服,他本來高度近視,又全副武裝的,又是黑夜,很難看清楚道路,萬一翻車了,後果很嚴重。

完全合理的要求。而且考慮到上個月發生的貴州大巴翻車事件,我以為他們應該理解我,採取更有效的行動。但是貴州大巴車沒有讓他們吸取教訓,繼續延續這種不合理的,有巨大安全隱患的政策。

他們拒絶我的要求,還嘲笑我年紀輕輕這麼怕死。他們不顧我的反對,把我的行李箱塞到大巴車內,把我趕上車。我當著全車乘客的面,說貴州大巴事件的嚴重性,也有人附和我。但是他們不夠堅定,工作人員也不鬆口,說他們只是執行者,無法改變上級的命令。

我說如果這輛車出事,誰來承擔責任?他不說。

無奈之下,我說我無法上這輛車,請讓我下車。他們想直接無視我的需求,所以想直接開走。

我說如果你們拒絶我就直接從車窗跳下去。他們才放我下車。

我和行李都下車了,寒風中等他們的解決方案。其他人跟著車走了。

這時他們叫來了警察,來了十多個警察,圍著我。他們都戴口罩,穿防護服,怕我傳染病毒給他們。我說了我的合理訴求,要麼白天轉運到隔離點要麼司機不能全副武裝。他們無視我的需求,說辦不到,並且一邊說一邊手機錄影我。

在寒風中等了一個多小時,已經九點多了。他們叫了輛救護車把我拉去就近的空港醫院。到了那邊,我不能進去,只能在外面站著等。因為他們沒有預知我的到來,所以不知所措。

裡面的人打了好多電話,終於讓我進去,但是我的行李只能放在門口。在一樓的一間病房裡,沒有床,只有一個椅子,一台儀器。他們讓我等通知。

半個小時後,等來了一通電話,是自稱是天津衛健委的主任,她問我有沒有任何精神疾病,我說我沒有病。她問那家庭有沒有任何精神病史,我說沒有。她說需要安排人給我做精神鑒定,我依然堅持說自己沒有病。

她問我為何反抗防疫規定?我說我不想發生貴州大巴那樣的事情,她說不會的,我想太多了,那個只是意外?我說誰知道意外會不會發生呢?她說理解我的恐懼。然後繼續問我是不是精神上有受過什麼迫害?

這個對話無法繼續,我掛掉了。

後來他們說會派一輛救護車送我去隔離酒店。但是零下2攝氏度的冬天,沒有暖氣,他們的車一直沒來。我就這樣苦等,等到了第二天天亮。期間我要求要防寒的毛毯,他們說沒有。

期間我去外面衛生間上廁所,他們派了一個護士專門盯著我,就在衛生間隔間外面看著我。

然後護送我回病房。

沒有毛毯,沒有水,沒有吃的,就這樣過了一夜。

第二天他們還是打算這樣對我,我說我要餓死在這邊了,求你們安排車子送我去酒店吧。

我主張了5次,才有一次回應。早上九點多他們叫了一輛救護車送我去隔離點。

中午十二點,我終於到了酒店。

在香港一起排隊等飛機的一個女士在微信跟我說,因為我的反抗,他們工作人員跟那些乘客說我有精神問題,並且廣為傳播。

我和這位女士在香港機場排隊等飛機的時候認識,她行李太多,叫我幫忙託運幾件。因為在香港,我們是大陸人,備受歧視,行李超過一定量就要被收取高額的費用。

我們被安排到了面對面的酒店房間。

有一天夜裡,她微信私信我說,她很餓,問我有沒有食物。我說有,有巧克力和餅乾。於是我把巧克力和餅乾投擲在對方的門口。酒店內隔離的門一打開就會發生巨大的警報聲。五分鐘後,她打開門,也發出了巨大的警報聲。

第二天早上八點,我接到一個電話,自稱是警察的男性問我昨晚有沒有開門扔東西,我說有,並且解釋了原因。警察說,這些他不管,重點是我違反了防疫政策。還警告我如果有下次,他要對我依法刑事拘留。

14天後,我回到了廈門,我工作的城市。在溫水裡泡著的青蛙很難知道自己即將走向死亡。這就是我出國以後再次回到廈門的感覺。我在芝加哥和洛杉磯的機場,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餐廳和酒吧開放,人們的生活回到正常。在中國大陸城市裡,一切像是世界末日。機場一個人也沒有,餐廳被貼上黃色的封條。從機場出來,打車回家,一路上沒有任何車輛。

十一月,回到辦公室後,我工作不如以前那麼積極,總是坐在電腦面前發呆,需要別人大聲叫我才能反應過來自己在走神。當時我以為是自己的問題,經過天津的隔離,周圍人的質疑,我當時以為自己真的有某種精神疾病。

整個十一月我過得很恍惚。

十一月底,大量的白紙運動在大城市年輕人群中發生。我當時想發起在廈門的白紙運動。還沒策劃,好朋友就告訴我,在上海已經有很多年輕人因為參加白紙運動被捕入獄。

11月29日,我買了張機票來到美國紐約。誰也沒告訴,辦公室的咖啡杯還剩下一半咖啡。娜拉出走了。

(讀者投稿,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責任編輯:孫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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