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3月14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信宇編譯）近日，觀眾期待了好幾個月、甚至一個世紀的新電影《卡布里尼》（Cabrini）終於上映。該片的導演兼製片人為亞歷杭德羅‧蒙特維德（Alejandro Monteverde），電影沒有讓廣大觀眾失望。事實上，它讓我們看到了鍍金時代（the Gilded Age）的另一面，令人心潮澎湃。
關於鍍金時代，我們都知道洛克菲勒家族（the Rockefellers）、梅隆家族（the Mellons）、卡內基家族（the Carnegies）、豪宅、燕尾服和禮帽等，也知道美國強大工業的崛起和偉大城市的建設。這是一段輝煌的歷史，但還有另一個故事。它講述的是貧困的蔓延、疾病在城市中的傳播、孤兒在街頭奔跑的混亂局面，以及在同一時期同化眾多種族移民的種種困難。
長期以來，在富裕中存在著貧困，這為那些認為商業自由從根本上被打破，永遠使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人提供了素材。實際上，繁榮的崛起促成、吸引並揭示了貧困，而貧窮一直以來都是人類的自然狀態，因為它為那些在過去時代要麼不會活著、要麼沒有能力遷移到城市中心的人創造了無法選擇的生計手段。
因此，先進的商業自由狀態的最大成就就是在前所未有的水平上促進慈善事業的發展。這就是19世紀最後幾十年美國城市化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中，修女弗朗西斯‧澤維爾‧卡布里尼（1850–1917，美國耶穌聖心傳教修女會的創始人）所起的作用至關重要。這部電影講述了她的故事：她本來以為自己的使命是去東方，然而教皇利奧十三世（Leo XIII）卻讓她去紐約，因為那裡有許多意大利新移民正在遭受苦難；她與六個姊妹歷盡艱辛抵達紐約，建立了自己的修道會。
電影主要講述了修道會早期的發展和逐漸崛起的歷程，先是創辦孤兒院，然後是學校、醫院，最後遍布全國各地的分支機構。最終，她領導的名為「希望帝國」（an empire of hope）的組織覆蓋了全世界，下設至少67個機構，由數千名修女管理。
據我自己的閱讀所知，影片講述的故事完全與史實相符。
這是一段引人入勝的歷史，深深烙印在19世紀90年代來到紐約的意大利移民家庭的文化記憶中。有一次，我和一位第一代移民的孫子一起散步，我們在停車場尋找他的汽車。他順口說了一句「卡布里尼、聖母卡布里尼，請告訴我我的車停在哪裡。」
那時我覺得這種祈禱很可笑，但他解釋說，在他的家庭和社區裡，這個修女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可以奇蹟般地幫助解決所有棘手的問題。受此啟發，我讀了幾本關於她的傳記，才發現這位慈善泰斗就像當年的洛克菲勒（Rockefeller）家族或現在的比爾‧蓋茨（Bill Gates）一樣偉大和重要。如果說存在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她的行為不是出於任何利益驅動，而是純粹為了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夢想。
因此，如今這部電影終於上映了，我個人的喜悅之情可想而知，我相信數百萬人也會有同樣的感受。影片本身製作精良，各方面都堪稱完美。如果說要有什麼遺憾的話，那就是它無法講述整個故事。現在的電影大多篇幅不會太長，但是我覺得這部電影本可以再延長30分鐘，因為它忽略了兩件至關重要的事情：修女會的急劇擴張和卡布里尼所創造的巨大產業。
我記不起當時新聞報導此事的確切版本了，但我清楚地記得有這樣一則故事：一位財富大亨將科羅拉多州（Colorado）的一座銀礦遺贈給了修女會。人們通常的做法是賣掉銀礦並從中獲利。聖母卡布里尼卻決定派一些修女去那裡學習如何管理礦山，學習冶金學，並完全掌握礦山的控制權。她們做到了這一點，並為修道會創造了巨大的收入來源。
修道會是在天主教會的微妙時期創建的。第一屆梵蒂岡大公會議（Vatican Council）已經閉幕，然而對於教皇庇護九世（Pius IX）當初召開會議的原因卻沒有最終決議：拯救擁有世俗權力的教皇國。在美國和英國主教的影響下，教皇拒絕了這個權力。由於沒有真正解決如何應對歐洲民主的興起和王權的瓦解，新教皇轉而鞏固內部機構，其中就包括慈善機構。
卡布里尼的出現，正值羅馬對建立民間機構越來越感興趣，尤其是與遍布世界各地的天主教移民有關的機構。當時，城市化和工業化正在取代農村和農業生活，教育和衛生需求急劇擴大，以滿足日益膨脹的人口的廣泛需求。
卡布里尼的教團來到紐約市時，紐約市正在發展壯大，但還不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那時，摩天大樓還沒有占據紐約的天際線，當地政治也還沒有出現最嚴重的腐敗現象。卡布里尼由於長期健康欠佳，永遠都覺得自己在匆匆忙忙地完成使命，她很好地學習了這個系統，最終獲得了擴大經營所需的大量資金。
結果，卡布里尼為世界樹立了一個典範，即一個完全依靠自願捐款運營的龐大的慈善機構網絡，並由致力於為基督教信仰服務、能力出眾的修女負責管理。美國憑藉其不斷擴大的工業所帶來的剩餘財富，證明了既可以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也可以資助由理想而不是某種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制度所管理的龐大的教育、衛生和社會服務部門。
觀看這部電影時，人們不禁要問：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這個強大的網絡是如何被一個殘酷的福利國家所取代的？這個國家是如此昂貴，資金來自稅收，工作人員都是在殘酷的機構中長期任職的不近人情的官僚？這是電影帶給觀眾的思考。
要思考這些問題，有三個事實也許會給我們友誼的啟示。
首先，如果我們查閱一下當時的社會科學文獻，也就是大約從1910年到1925年的所謂「進步時代」（the Progressive Era）時期的史料，我們就會發現，修女們建立的制度受到了世俗和進步知識分子的惡意攻擊。他們譴責修女的方法和形式不科學，充滿神祕主義，完全依賴於捐贈和信仰體系的偶然性。
更為險惡的是，這些知識分子對修女會致力於改善最貧困人口的生活而不是加入他們想要減少修女人數的優生學潮流深惡痛絕。天主教會堅決反對這些努力，並且堅稱自己是正確的。
在知識分子咆哮的鼓舞下，城市自己建立了公立學校、醫院和孤兒院，最終擠掉了對宗教機構提供同樣服務的需求。一旦醫療服務被規範化和世俗化，修女們就會被排擠出去。孤兒院也是如此。最後，教育也陷入了同樣的境地。
其次，1913年通過的所得稅和遺產稅相關法律剝奪了富裕階層以前用於資助傳教修女會等組織以及教堂和其它藝術機構的剩餘收入。慈善事業的規模縮小到以前的一小部分。此舉再次被認為符合現代科學。
第三，在20世紀下半葉，宗教本身受到了來自外部和內部的雙重攻擊。傳統的修女會被要求用現代服飾取代傳統服裝，採用現代方式，同時廢除宗教紀律。傳統語言被翻譯成了大白話，經典的形式被一掃而空。修道院最終被關閉，巨大的財產被出售，留下了的只是一個被評論家稱為「被風吹過的房子」而已。
最終的結果就是，卡布里尼和許多其它修女會以及許多其它宗教機構所努力建設的傳統架構遭到了重創，幾乎毀於一旦。在21世紀，人們絕對會嘲笑這樣一種觀點，即政府的供給可以完全被慈善事業所提供的服務所取代。
也許有人會發問，世界上怎麼會有這種好事呢？好吧，我在這裡要告訴你，這種事情確實在歷史上發生了。問題是，現在許多人已經不記得這種事了。沒有這樣的經歷，就意味著無法想像這是可能的。這就是這部電影如此重要的原因。它讓人們注意到一個確實存在過、而公眾卻知之甚少的史實和實踐。
在我們努力重建這個破碎的世界時，《卡布里尼》這部精彩的電影可以成為我們所有人和全世界的榜樣。只要有足夠的遠見、愛心和熱情，一切皆有可能。卡布里尼踐行了這一點，我們每一個人也應該跟上步伐。
作者簡介：
傑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奧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2020）。他也是雜誌《米塞斯之最》（The Best of Mises）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學專欄，並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廣泛發聲。
原文：How Mother Cabrini Saved America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