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3月16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By Lawrence Wilson撰文／張紫珺編譯）羅賓・韋曼（Robin Wayman）在2025年被診斷出患有舌咽神經痛之前，從未聽說過這種疾病。
這種罕見疾病會導致耳朵、下巴、舌頭和扁桃體劇烈疼痛等。
64歲的韋曼在亞特蘭大找到了一位可以為她治療的神經外科醫生。於是她從田納西州西摩（Seymour）的家中出發，前往亞特蘭大，進行術前檢查並與醫院的財務辦公室預約。
一位保險代表向韋曼出示了一份表格，上面列明了她的保險公司將支付的金額（約16,000美元）和她需要支付的金額（約4,000美元）。她簽署了聲明，並支付了一千多美元的首付款。
幾週之後，韋曼的手術成功完成。在家休養期間，她繼續向醫院支付費用。
幾個月過去了。
這時，韋曼又收到了一張帳單——金額為8萬美元。
她以為是弄錯了，就打電話給醫院。收費代表說費用準確無誤。
「為什麼我事先不知道這些費用？」她說道，「如果早知道是這樣，我就去別的地方找醫療機構了。」
那位代理人的回答讓韋曼目瞪口呆。他說，「我相信您肯定會這麼做，女士，但這是您的責任。」
「我又病倒了。」她說道，「我睡不著覺。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實際上，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有醫療保險。然而，許多人卻面臨著高得離譜的醫療費用，而且這些費用往往只有在接受治療後才會發現。
對於他們來說，醫療保健的成本遠遠不止花費在保險費和醫療費上的幾萬美元。
這些成本包括無數個小時向供應商和保險公司尋求答案。他們說，這些供應商和保險公司有時似乎一心想隱瞞成本，而不是讓成本公開透明。
對於許多患者來說，醫療帳單的繁瑣事務無疑會給他們的治療過程增添額外的壓力。一些患者表示，他們擔心的不是手術本身，而是如何支付手術費用，甚至是否應該接受手術。
有些患者感到沮喪，有些患者感到憤怒或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許多患者都會問出一個似曾相識的問題：為什麼他們不直接告訴我這要花多少錢？
「沒有人給我解釋」
來自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Albuquerque）的男子馬克・湯普森（Mark Thompson）今年55歲，他於2024年前往醫院門診部進行例行疝氣手術。
如果在門診手術中心進行簡單的疝氣修補手術，醫療保險（Medicare） 大約報銷2,900美元；如果在醫院門診部進行疝氣修補手術，則大約報銷5,700美元。
這家醫院向湯普森開出了93,826美元的帳單。
湯普森告訴《大紀元時報》：「我不知道這些錢都花到哪裡去了。沒有人搞得懂，沒有人給我解釋，醫院裡專門接電話的人也幫不上什麼忙。」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簡稱FDA）局長馬蒂・馬卡里（Marty Makary）博士似乎也同意這個觀點。
「醫院收費出了名地高，而且很難與任何實際成本掛鈎。」馬卡里在2019年出版的《我們付出的代價：是什麼讓美國醫療保健崩潰——以及如何修復它》（The Price We Pay: What Broke American Health Care—and How to Fix It）一書中寫道。
馬卡里說，醫院首席執行官們經常告訴他，他們並不指望有人會支付過高的價格。這些價格僅僅是與保險公司談判的起點。
但是確實有人會支付這些帳單。
被迫停藥
許多患者在治療常見疾病時可以選擇醫療服務提供者，但是並非所有患者都採取這樣的治療方式。
來自俄勒岡州尤金市（Eugene）的23歲男子凱文・貝克（Kevin Baker）服用藥物控制克羅恩病（Crohn’s disease，一種慢性的、復發性的胃腸道炎症性疾病，可累及從口腔到肛門的任何部位，常發於小腸末端）。這種處方藥每月費用超過6,500美元。由於該藥物已獲得專利，因此只能從獨家製造商處購買。
貝克有醫療保險，但他的保險公司拒絕支付這種藥的費用。雖然製藥公司會為部分患者提供經濟援助，但是援助的金額每年都不一樣。
「最終錢總是會用完的。」貝克向《大紀元時報》透露，「而且他們並不總是會告訴你什麼時候用完。」這讓他背上了高達2,000美元的意外帳單。
「有時候我不得不停止服用維持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藥物。」他說道。
「我總覺得董事會裡的那些人知道我需要這個，所以他們可以隨便收我多少錢。」
「毫無預警」
2021年出台了《無意外醫療費用法案》（No Surprises Act），目的是防止患者收到意外的醫療帳單，尤其是來自非醫保網絡內醫療機構的帳單。
然而，這類法案仍然在繼續頒布。
來自俄亥俄州布倫瑞克（Brunswick）的67歲居民帕特里夏・馬丁（Patricia Martin）在進行骨質疏鬆症複診後，發現帳單上多出了368美元的費用。
「我以為我被收了兩次錢，因為這筆費用和執業護士向我收取的金額幾乎一樣。」馬丁告訴《大紀元時報》。
但是這筆錢並不是重複收費，而是設施費，許多醫院會在醫療費用之外額外收取這項費用。醫院通常可以在其運營的任何設施中收取這些費用——無論該設施是否隸屬於醫院。
馬丁在一家獨立的專業診所的一位執業護士（nurse practitioner）那裡看病。
「我當時完全懵了。」她說道。在這家醫療機構就診時被收取設施費，這是她的第一次。
「他們突然就加收了這項費用，而且事先沒有任何通知。」
「真是令人沮喪」
許多患者在治療之前並不詢問費用。即使詢問了，也可能並不了解清楚。
湯普森在接受疝氣手術前要求提供費用清單，但是一直未能如願。
「我的保險公司多次詢問他們，我自己需要承擔多少費用，這樣我和我的家人就可以做好預算。」湯普森說道。
直到手術前一天，他才得到答覆，而且還是在威脅說如果對方不報價就取消手術之後才得到的答覆。
估價顯示，保險公司應承擔90,238美元，湯普森需支付3,588美元。
他在手術當天支付了全部費用，手術順利完成，沒有出現併發症。
但是接下來的一週，更多的帳單寄來了。有麻醉師的帳單、外科醫生的帳單、醫師助理的帳單，還有一些帳單他也不知道是什麼費用。
「每筆帳單金額都不大，也就幾百美元，所以我就付了。」湯普森說道。但是帳單不斷地寄來，他開始提出疑問。
湯普森花了幾個小時打電話，試圖弄清楚他支付的是什麼費用，以及為什麼事先沒有人告知他有這些費用。但是似乎沒有人能夠給出答案。
然後，除了他已經支付的款項之外，醫院又寄來一張1,779美元的帳單。
「這真的令人很沮喪，花了很多的時間，花了很多的錢，而且完全說不通。我從來沒有見過哪個行業是這樣子的，事先不告知價格，事後也無法解釋。」湯普森說道。
「這是掠奪性的」
同樣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供應商折扣。
來自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28歲的伊麗莎白・M（Elizabeth M.）發現這一點，是在她在23歲被診斷出患有非放射性強直性脊柱炎之後。她要求只透露自己的名字。
服藥後她的病情大有好轉，但是藥費每月超過5,700美元。她的保險支付了大部分費用，但是自付部分仍然超出了她的承受能力。
幸運的是，廠家提供了一張自付額減免卡。她可以憑此卡在藥房獲得相當於共付金額的抵扣。
「但是對於這張卡，我什麼都不知道。」伊麗莎白說道，意思是她從來不知道自付卡上還剩多少錢。
即便如此，這套系統一直運作良好，直到她的保險公司不再允許一次性續購84天的藥量。之後，伊麗莎白被迫每24天就去續購一次藥物。
這增加了她的自付費用次數，導致伊麗莎白承擔的總費用比例更高。到那年四月，她的自付卡上的錢已經用完了，而她自己卻渾然不知。
保險公司拒絕恢復84天的用藥量，而生產商也不願增加自付額度。值得慶幸的是，她的醫生能夠提供該藥的免費樣品。
「我很幸運，我可以打電話給保險公司、藥品製造商、我的醫生辦公室和藥房。」伊麗莎白說道。她把這些比作一份兼職的工作。
然而她擔心的是，重症患者可能缺乏精力或能力來應對醫療服務提供者和保險公司使用的複雜的定價、折扣和付款安排。
「我認為這是一種掠奪行為。」她說道。
面臨催收威脅
患者常常對看似隨意收取的醫療費用感到疑惑。而當這些費用突然消失時，他們同樣會感到困惑不解。
韋曼幾個月來一直為她那8萬美元的醫療債務憂心忡忡。她的兒子找了一個病人權益組織來協商費用，但是醫院拒絕讓步。
「整個夏天這件事都像一塊石頭一樣，壓在我的心頭。」她說道，「我始終沒有辦法安下心來。」
那年秋天，韋曼收到了一封信。「信上他們通知我，他們直接把我的帳單結清了。」
幾個月來，醫院一直堅持說她欠款8萬美元，不符合經濟援助條件，並且一再拒絕降低帳單金額。但是最終，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醫院免除了這筆債務。
湯普森最初被收取超過93,000美元的費用，醫院減免了50,000美元。保險公司支付了12,523美元。
在收到催收威脅後，湯普森同意與醫院協商剩餘的款項。「你只能妥協。」他說道，「你其實別無選擇。」
當他拿出信用卡，並要求獲得折扣時，醫院代表立即同意接受剩餘款項的一半以下的付款。
「他們很快就結清了。」湯普森說道，「真的很搞笑。」
「存在主義恐懼」
由於在保險費和自付費用上花費了數萬美元，加上偶爾獲得的醫療服務折扣、患者權益倡導者的介入以及無數個小時的電話溝通，這些患者至今能夠支付他們的醫療費用。
每一個患者現在看起來都很快樂，並且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
然而，他們心中始終縈繞著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如果我無法繼續支付這筆費用，那該怎麼辦？
來自德克薩斯州沃斯堡（Fort Worth）的33歲的艾米麗・格蘭特（Emily Grant）回憶起她意識到疾病帶來的經濟負擔的那一天。
格蘭特患有囊性纖維化和相關的糖尿病。十幾歲時，她就已經開始服用幾種昂貴的藥物。
她父親工作的學區的健康保險費不斷上漲，格蘭特知道她的疾病是這筆費用中的很大一部分。
「學區為了降低醫療保健成本，想要解僱我父親。」她向《大紀元時報》透露。「很顯然，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的。」
從那時起，《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簡稱ACA，俗稱奧巴馬醫保／ Obamacare）禁止保險公司根據個人參保人的健康狀況來提高保費。
現在格蘭特已經結婚，並育有三個孩子。為了保持健康，她每天需要服用25種處方藥、接受八次霧化呼吸治療，以及注射多達六次的胰島素。
她的保險費和自付費用上限每年總計26,000美元，這個數字她始終銘記於心。
「我一直在想方設法省錢，想方法把錢存起來，以便將來萬一發生什麼事情，需要支付更多的費用。」她說道。
伊麗莎白・M將這種感覺描述為「有點存在主義式的恐懼」（a little bit of existential dread）。
有些病人因為害怕被漫天要價而不願就醫。「由於這個原因，我儘量避免去看醫生。」馬丁說道。
「我以後再也不會做任何手術了。」韋曼說道，「除非是為了保命。」◇
原文：Americans Face Sky-High Medical Bills Even With Health Insurance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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