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5月21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Emzari Gelashvili撰文／信宇編譯）2026年5月1日，在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美國民眾走上街頭，高舉德國的卡爾‧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年）、俄國的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1870—1924年）、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8—1953年）和中國的毛澤東（Mao Zedong，1893—1976年）等國際共產主義巨頭的畫像。他們揮舞著印有錘子鐮刀的紅旗，並向孩子們分發《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年）。美國共產黨（American Communist Party，簡稱ACP）成員舉著「未來屬於工人階級」（The Future Belongs to the Working Class）的標語，公開呼籲革命。他們稱抗議活動是為了爭取工人權利。
就在同一週，紐約市首位公開的馬克思主義者市長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他曾多年稱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為法西斯分子（fascist）——派代表前往華盛頓特區，請求聯邦政府提供財政援助。他如今執政的這座城市面臨著數百億美元的預算缺口。這座世界最大城市的財政體系正因他所倡導的政策而搖搖欲墜。
這一切都不是巧合。這一切都不是自然發生的。這一切亦都不是新鮮事。
我曾經是東歐國家格魯吉亞的國家安全部（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簡稱MSS）的一名情報官員。1996年，我查閱了首都第比利斯（Tbilisi）倖存的克格勃（KGB，前蘇聯情報機構）行動檔案——這些文件曾被俄羅斯特工試圖在格魯吉亞安全部隊獲取之前銷毀。我在這些檔案中看到的內容，與過去三十年來我在美國目睹的一切，並非兩個獨立的故事。它們是同一個故事，只是用兩種不同的語言講述而已。
1. 藍圖：克格勃檔案的真實內容
這些檔案首先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項資源分配數據。蘇聯情報部門在境外投入的所有資金和人力中，只有不到10%到15%用於傳統的間諜活動——招募線人、竊取軍事藍圖，而在西方人的想像中，這些行動占據了主導地位。其餘85%的資源則用於文件中所謂的「積極措施」（active measures）：從內部系統性地、耐心地、歷經數代人的時間，逐步瓦解目標社會。
這並非一個次要項目，而是主要項目。而這個項目主要要瓦解的目標，也是消耗了85%資金中最大份額的目標，就是美國。
後來投奔西方情報機構的克格勃官員描述了該「積極措施」計劃的四個連續階段：淪喪道德（Demoralization）、動搖穩定（Destabilization）、製造危機（Crisis）和「恢復常態」（Normalization）等。目標領域被明確列出：宗教、教育、媒體、文化、執法、家庭結構、種族關係和勞工等。相關方法及預期結果均記載在行動規劃文件中，而我在第比利斯獨立查閱了這些文件——從另一個角度得出了與那些叛逃者相同的結論。
「淪喪道德」階段，需耗時15至20年，即培養一代人的時間，同時針對六個領域展開。教育體系將被剝離數學、物理和語言課程等，取而代之的是培養社會怨憤的課程（social grievance curricula）和意識形態灌輸（ideological conditioning）等。媒體將被壟斷，並被引導去關注無關緊要的議題，直到公民再也無法分辨信息與噪音。家庭單位將被蓄意削弱。種族緊張關係將被人為放大——行動文件中明確描述了將種族問題武器化以製造分裂與仇恨的策略。執法機構將被系統性地貶損。宗教將被政治化，直至真正的信仰喪失社會權威。
隨之而來的將是「動搖穩定」階段，不是通過軍隊，而是通過目標社會自身的瓦解。「製造危機」將是這個過程短暫而激烈的頂點。而「恢復常態」階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將完成這個過程。
蘇聯已於1991年12月25日解體，但該計劃並未終止。俄羅斯安全機構——聯邦安全局（FSB）、對外情報局（SVR）和格魯烏（GRU，即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等——繼承了早已滲透到美國大學、媒體機構和公民社會中的運作模式、既有網絡和意識形態基礎設施等。他們沒有重建，而是繼續推進。
2. 俄羅斯與中共：兩種方法，一個目標
要理解當今俄羅斯與中共結盟的局面，就必須了解其起源：蘇聯不僅僅是俄羅斯的前身，它還是莫斯科和北京如今共同運作的全球顛覆機器的締造者和主要指導者。
俄羅斯作為一個日漸衰落的大國，行動卻異常迅速。其手段往往聲勢浩大、極具破壞性，並著眼於迅速製造社會極化：散布虛假信息、放大極端政治勢力、干預選舉，以及進行代理人戰爭等。俄羅斯的目標是立即製造混亂——沿著美國社會現有的裂痕撕裂它，加速其體制崩潰。
相比之下，中共政權採取的策略更為緩慢、深入且更具耐心。中共直接效仿克格勃（KGB）模式，於1950年代建立中共國家安全部（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簡稱MSS/國安部）——擁有蘇聯顧問、蘇聯訓練手冊和蘇聯組織結構等。其戰略是古代智慧與革命顛覆的強有力結合：孫子（Sun Tzu，即孫武，約公元前544年—約公元前496年，中國古代軍事家）加上列寧，就等於毛澤東的藍圖。孫子在2,500年前就提出，「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意思就是用兵的上策是用計謀戰勝敵人；其次是在外交上戰勝敵人；再次是出兵打擊敵人；下策是攻打城池。克格勃將此奉為圭臬，並將其傳授給中共夥伴。如今，中共國安部以比其教官更高的耐心、更精湛的經濟手段和更強大的技術整合能力來執行這個戰略。
即便在結果上來看，學生尚未完全勝過老師，但是在方法論上卻已經超越了老師。俄羅斯的行動會立即引起轟動，而中共的行動則會在數十年間悄無聲息地、從結構上重塑共產主義的運營環境，並且背後還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雄厚資源支持。
3. 在美國國內的推動因素：「克勞沃德-皮文策略」與1966年的一同啟動
1966年春天——正值蘇聯推行積極措施部門按照其自身的運作時間表，有條不紊地培育西方學術機構之際——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兩位教授發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後來成為美國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
理查德‧克洛沃德（Richard Cloward）和弗朗西絲‧福克斯‧皮文（Frances Fox Piven）夫婦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簡稱DSA）政治組織的成員，他們在總部位於紐約的《國家》（The Nation）雜誌上發表了「窮人的重負：消除貧困的戰略」（The Weight of the Poor: A Strategy to End Poverty，1966年）一文。這並非一項政策提案，而是正如美國作家大衛‧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後來所描述的那樣，「一種通過精心策劃的危機來迫使政治變革的戰略」（即「克勞沃德-皮文策略」）。
他們的論點很明確：美國的福利體系導致數百萬符合條件的受益人未能申領福利。透過一場大規模的登記動員，可以人為地使地方和州政府的福利機構不堪重負，從而引發財政危機，迫使聯邦政府用有保障的年度收入來取代零散的救濟金——這將是美國的經濟秩序的一次結構性轉型。他們並未將窮人視為值得擁有機會的個體，而是將其視為政治槓桿的工具。藉由讓福利機構人滿為患，活動人士可以製造出「福利機構的官僚性癱瘓，以及地方和州政府的財政混亂」。
其結果顯而易見。1966年至1975年間，紐約福利救濟人數急劇上升。到1970年代中期，紐約市約有七分之一的居民依賴公共援助。1975年，紐約市破產。在佐蘭‧馬姆達尼當選市長之前，這項策略已經實施了五十年。
無論這種與蘇聯積極措施理論的趨同是經協調而來，抑或純屬巧合，在歷史的同一個時刻，理論藍圖和國內推動因素都指向了相同的方向。克格勃（KGB）主張通過加劇社會危機來破壞財政穩定。克勞沃德和皮文則主張通過加劇福利依賴來引發財政動盪。最終的結果如出一轍。而其預期的受益者也是同一個：對美國政治生活的重新塑造。
2020年的「取消警察經費」（defund the police）運動和近年來有組織的移民大篷車（immigration caravan）運動，代表了同一破壞穩定機制的當代演變——全新的途徑，相同的理論，一致的結果。
4. 俄羅斯已被記錄下的行動
俄羅斯在後蘇聯時代的顛覆活動已記錄在美國的法庭檔案、國會證詞和聯邦調查局（FBI）簡報中——但是這些公開記錄其實低估了其整體活動的範圍，因為只有被發現的行動才會出現在公開文件中。
一名受克里姆林宮官員指使的俄羅斯公民，於2015年—2018年間滲透到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簡稱NRA）和共和黨政治圈，在美國保守主義的體制內建立起代表俄羅斯利益的私人溝通渠道。她於2018年承認違反了美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簡稱FARA，1938年）。
2012年，聯邦調查局（FBI）直接向一位國會議員進行簡報：指出俄羅斯情報人員正試圖拉攏他成為其影響力代理人。他最終未被起訴。這場簡報本身就體現了美國政府對莫斯科滲透美國政治權力的評估，此事需要多麼嚴肅的看待。
俄羅斯的信息戰多年來一直在加劇美國社會的政治極化——其目的並非說服美國人接受任何特定觀點，而是讓他們相信任何觀點都不可信，體制腐敗不堪，國家團結不過是個神話。這樣做的目的並非要說服美國人，而是要耗盡他們的精力。
5. 中共滲透有據可查
如果說俄羅斯的行動聲勢浩大、速度驚人，那麼中共勢力的行動則悄無聲息、影響深遠。已記錄在案的案例僅僅代表了公開證實的部分——這只是一個規模龐大計劃中可見的一小部分。
孫雯（Linda Sun）從紐約亞裔美國人事務辦公室（Asian American Affairs，簡稱AAA）主任一路晉升為兩任紐約州州長的副幕僚長（Deputy Chief of Staff）。2024年9月，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簡稱DOJ）以涉嫌充當中共的祕密代理人、洗錢和簽證欺詐等罪名起訴她。這份長達64頁的起訴書指控她阻止台灣外交代表團參加政府活動，起草有利於北京的州長官方公告，並與中共代表分享美國政府內部文件。她和她的丈夫收受回扣，用於購買價值360萬美元的豪宅、法拉利（Ferrari）跑車和奢侈品等。（詳情參見：紐約東區聯邦地區法院案件編號：1:24-cr-00346）
2013年，時任聯邦參議院情報委員會（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簡稱SIC）主席的黛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參議員獲悉，她的私人司機——一位為她工作了近20年的男子——被認定為中共情報人員。這名私人司機通過舊金山總領事館向中共國家安全部（MSS）匯報工作，而這件事情持續了整整20年。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的私人司機竟然是中共情報人員，想一想就令人後脊發涼。
埃里克‧斯沃韋爾（Eric Swalwell）曾在聯邦眾議院情報委員會（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簡稱HIC）任職多年。他一直警告美國民眾警惕外國干預選舉。2020年，有報導稱，一名代表中共國家安全部行事的中國公民方芳（Christine Fang）滲透到他2014年的國會競選活動中，協助組織籌款，並在2011年—2015年間在其國會辦公室安插了一名工作人員。聯邦調查局（FBI）於2015年向斯沃韋爾通報了此事。中共的這項行動，已經不勞北京方面再額外做任何的事了：2026年，斯沃韋爾因性侵指控而退出加州州長競選，並宣布他將徹底離開國會。
2026年3月，一名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學生在美國國會作證稱，聯邦調查局（FBI）告知她，她正受到中共特工在校園內的監視。中共情報部門目前正在對美國大學校園內的異議學生進行人身監視——其公開程度之高，以至於聯邦調查局都知情，而且這種監視仍在繼續。
中共的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遍布美國一百多所大學校園，系統性地為滲透提供進入學術機構的途徑。中共「千人計劃」（Thousand Talents Program）招募美國研究人員——其中許多人擁有美國政府安全許可——向中方機構轉移技術，而且往往不對外公開。這些並非邊緣行動（fringe operation），而是克格勃理論的系統性實踐，並由其學生——中共進行調整和完善，以適應21世紀的需求。
6. 「無上限」夥伴關係：中俄一致的議程
2022年2月，就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的前幾天，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中共黨魁習近平宣布建立「無上限」（no limits）、「無禁區」（no forbidden zones）的雙邊夥伴關係。無論他們對美國機構施加的平行壓力是明確的行動協調，還是兩個大國同時追求相一致的議程，其累積效應都是一致的：從各個方向、在所有層級上，對美國制度施加持續且不斷累積的壓力。
當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消耗了美國的外交資源並削弱了其軍工產能時，中共便能更自由地行動。當中國的經濟影響力限制了美國的政策選擇時，俄羅斯則受益於美國戰略關注度的降低。這兩個大國無需在每項行動上都保持同步，它們只需同時推進各自的目標——而它們也確實在這樣做。
7. 結果：從紙上藍圖到政治現實
蘇聯克格勃的計劃要求放大種族矛盾，以製造分裂和仇恨。讓我們審視過去十五年來美國的種族話語——不是將其視為一個正在被解決的問題，而是將其視為一道被永久敞開、由制度資助和政治放大的傷口——並思考其結果是否符合克格勃的設想。
該藍圖呼籲詆毀執法和安全機構。聯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稱邊境執法「不人道」（inhumane）。聯邦眾議員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AOC）更呼籲廢除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拜登政府在2021年至2024年間，允許超過800萬未經審查的移民越過南部邊境入境——「克勞沃德-皮文機制」預期，這種人口流動將成為財政和制度失穩的肇因。奧巴馬政府將福利依賴程度擴大到歷史最高水平。該藍圖早就預見了這些結果。
桑德斯、AOC和馬姆達尼的政策主張——民主社會主義、全民醫保、開放邊境、削減執法部門經費等——在此並非被評估為外國勢力干預的證據。它們被提出，是作為一種衡量指標：衡量「淪喪道德」階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塑造出了一個政治階層——其直覺反應與一項早在數十年前、當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甚至都還沒出生時就已在莫斯科文件中記載的計劃驚人地吻合。
然後是2026年的紐約市。佐蘭‧馬姆達尼——五十年前克勞沃德和皮文曾抨擊的那座城市所選出的首位公開的馬克思主義者市長——執掌著一個面臨數百億美元預算缺口的市政當局。他向他稱之為法西斯分子的川普總統尋求聯邦財政援助。1975年，在克勞沃德-皮文策略的打擊下，紐約市破產。如今，在這個城市首位馬克思主義者市長的領導下，紐約市再次瀕臨財政危機。這個策略一直以來都「成效斐然」。
8. 逃離社會主義制度者的見證
谷歌（Google）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出生於莫斯科（Moscow），在列寧格勒（Leningrad）長大。他的家族逃離蘇聯，正是為了逃離社會主義，逃離它的監視、對個人主動性的壓制以及對國家權力的絕對服從。他們來到美國，是因為這裡與他們離開的地方截然相反。
近年來，布林公開批評加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的經濟政策，他遷居到內華達州，還將大量商業活動遷出加州，並正式登記為共和黨人——離開了他認為已與其家族當初來到美國時所珍視的價值不再相容的民主黨。他的擔憂很直接：他家族曾經逃離的那套體制，如今在他們來到的這個國家裡再次浮現。
這並非情報分析師的評估，而是一位從內部親身經歷過社會主義運作機制的人的判斷——他親眼目睹了社會主義那套機制如何作用於自己家人身上——當他在新的環境中看到相同的模式開始出現時，他能立刻辨識出來。
這位出生於蘇聯的谷歌聯合創始人，正式退出了以民主社會主義為競選綱領的政黨——因為他從切身經歷中明白，這些詞語在實際運作中意味著什麼。
9. 證據已經清晰
在芝加哥舉著斯大林和毛澤東畫像遊行的人們並非外國特工。他們並未接受莫斯科或北京的行動指令。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真誠的美國人，出於他們內心深處的信念而行動——這些信念是在教育機構、媒體環境和政治框架的影響下形成的，而這些政治框架又在過去幾十年中，受到我在第比利斯查閱的檔案中所記錄的「積極措施」計劃的影響。
這正是該方法論的關鍵所在。最有效的顛覆行動，其目標永遠不會意識到自己已成為對方的目標。克格勃叛逃者在描述「淪喪道德」階段的完成時，他們明確指出：一旦這個過程完成，那些道德已被淪喪的人就無法再被證據所影響。他們的認知框架——他們處理現實的機制——已經被改變。這種感染已成為宿主的一部分。
當然，俄羅斯和中共都不是無所不能的。俄羅斯是一個日漸衰落的石油國家，其在烏克蘭的軍事失敗暴露了其嚴重的結構性缺陷。中共面臨著巨大的經濟逆風和嚴峻的人口危機。兩國都不是不可戰勝的。
但是針對美國機構的協同施壓模式——無論是在克格勃檔案中、法庭記錄中、國會聽證會、美國城市的財政崩潰，還是2026年五一勞動節芝加哥街頭等均有記錄——是真實存在的、複雜多變的，並且仍在持續。它不需要遊行者知道是誰制定了藍圖，它只需要那份藍圖持續運作即可。
1966年，克勞沃德和皮文在一家全國性雜誌上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發表了他們的戰略。1990年代，叛逃的克格勃成員向西方情報機構提供了詳細的匯報，描述了「積極措施」計劃及其預期結果。1996年，我在格魯吉亞第比利斯一個部分被燒毀的檔案館裡發現了相關行動文件，證實了叛逃者的說法。這些證據並沒有被隱瞞，而是幾十年來一直是公開的。
對於美國而言，決定性的問題不再是該藍圖是否存在，而是美國能否在其最後階段完成之前，認識到這個藍圖已經造成的惡果，並展現出必要的戰略清晰度、制度韌性和國家團結精神，以確保我們國家的未來。
本文刊自「真實清晰在線」（RealClearWire）網站。
作者簡介：
埃姆扎里‧格拉什維利（Emzari Gelashvili）曾任東歐國家格魯吉亞議會議員（2008—2012年），並曾在格魯吉亞國防部、國家安全部和內政部擔任高級官員，主要負責應對俄羅斯和伊朗的情報活動。他經常在個人專題分析網站（EmzarGelashvili.substack.com）上發表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分析文章。
原文：1 Blueprint, 3 Power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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