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1日訊】過完黃曆年假後上班的第一天，剛剛坐定，就傳來胞妹入院急救的惡訊。又過一小時，電話又響起，胞妹過世了。
我們原是尋常農家子弟，兄弟姊妹八人，這個胞妹排行第七，初職畢業後不久，憑媒妁之言嫁到高雄。妹婿是公務員，胞妹不作事也可溫飽，但二十年來深受皮膚病困擾，看遍名醫，也不得解脫。
二十年不得解脫，一旦過世，一了百了；這是我知道胞妹死訊的第一個感覺。
可是接著到來的第二個感覺卻很不好。亡故雖然是必然之事，死亡的順序降臨到自己兄妹一代，一種歲月的緊迫感，油然而生。
家父在四十年前就因為肝癌過世，家母至今健在，高齡八十又八。雖然已經失智，畢竟存在就是一種價值。我過去只想到家母風燭殘年，擔心何時熄火，萬萬沒有想到小她三十七歲的胞妹卻早一步走到人生的盡頭。
下班回家，看到家母坐在客廳沙發上，數著念珠。大半時間，她連我叫什麼名字也想不起來。偶而開口，問我的是「現在是早上還是晚上？」照顧她的外籍看護工很盡心盡力，一天二十四小時陪著她，家母卻每隔一兩天就會問我：「那個女人是誰？」
我脫下西裝，告訴家母「阿娘，我回來了！」，也就在那一刻，我決定永遠不告訴家母：她的三女兒今天過世了。──轉自台灣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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