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1日讯】过完黄历年假后上班的第一天,刚刚坐定,就传来胞妹入院急救的恶讯。又过一小时,电话又响起,胞妹过世了。
我们原是寻常农家子弟,兄弟姊妹八人,这个胞妹排行第七,初职毕业后不久,凭媒妁之言嫁到高雄。妹婿是公务员,胞妹不作事也可温饱,但二十年来深受皮肤病困扰,看遍名医,也不得解脱。
二十年不得解脱,一旦过世,一了百了;这是我知道胞妹死讯的第一个感觉。
可是接着到来的第二个感觉却很不好。亡故虽然是必然之事,死亡的顺序降临到自己兄妹一代,一种岁月的紧迫感,油然而生。
家父在四十年前就因为肝癌过世,家母至今健在,高龄八十又八。虽然已经失智,毕竟存在就是一种价值。我过去只想到家母风烛残年,担心何时熄火,万万没有想到小她三十七岁的胞妹却早一步走到人生的尽头。
下班回家,看到家母坐在客厅沙发上,数着念珠。大半时间,她连我叫什么名字也想不起来。偶而开口,问我的是“现在是早上还是晚上?”照顾她的外籍看护工很尽心尽力,一天二十四小时陪着她,家母却每隔一两天就会问我:“那个女人是谁?”
我脱下西装,告诉家母“阿娘,我回来了!”,也就在那一刻,我决定永远不告诉家母:她的三女儿今天过世了。──转自台湾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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