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1日讯】过完黄历年假后上班的第一天，刚刚坐定，就传来胞妹入院急救的恶讯。又过一小时，电话又响起，胞妹过世了。
我们原是寻常农家子弟，兄弟姊妹八人，这个胞妹排行第七，初职毕业后不久，凭媒妁之言嫁到高雄。妹婿是公务员，胞妹不作事也可温饱，但二十年来深受皮肤病困扰，看遍名医，也不得解脱。
二十年不得解脱，一旦过世，一了百了；这是我知道胞妹死讯的第一个感觉。
可是接着到来的第二个感觉却很不好。亡故虽然是必然之事，死亡的顺序降临到自己兄妹一代，一种岁月的紧迫感，油然而生。
家父在四十年前就因为肝癌过世，家母至今健在，高龄八十又八。虽然已经失智，毕竟存在就是一种价值。我过去只想到家母风烛残年，担心何时熄火，万万没有想到小她三十七岁的胞妹却早一步走到人生的尽头。
下班回家，看到家母坐在客厅沙发上，数着念珠。大半时间，她连我叫什么名字也想不起来。偶而开口，问我的是“现在是早上还是晚上？”照顾她的外籍看护工很尽心尽力，一天二十四小时陪着她，家母却每隔一两天就会问我：“那个女人是谁？”
我脱下西装，告诉家母“阿娘，我回来了！”，也就在那一刻，我决定永远不告诉家母：她的三女儿今天过世了。──转自台湾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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