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日訊】中國有很多特別重大特別嚴峻的難題，這些難題１５年前存在了，１５年後的今天依然存在，而且變得越來越難。幾年前我與朋友討論這些問題怎么解決，朋友與我都認爲“無解”。去年李慎之先生去世，看到朱學勤先生回憶與李先生私下的談話，李先生也認爲“無解”。“中國無解”有兩層含義：一是在現行的制度框架內所有真正的中國難題不可能得到解決，二是既然現行的制度不能提供破解之法，那么，中國就難免社會劇烈衝突的覆轍，也就是免除不了一場酷烈的震蕩，甚至難免慘烈空前的血光之災，而且，經過血光之災能否浴火重生，也還在未定之天。
現在中國思想界終於知道，現在的中國在很多方面都還沒有恢復到清末的狀態，無論是官方的改革作爲，還是社會的自由空間，也無論是民間經濟的品格，還是民間思想在經世濟用上的成績，《南方周末》近期回顧百年前憲政努力的系列長文，就足以讓今天的國人汗顔。
限於篇幅，這裏只談幾個中國難題。
⊙ 夢魘般的人治幫派政治
最近傳媒多有關於湖南省的報道，最驚人的是湖南嘉禾的強制拆遷，竟發展到拆遷戶的親友也要受株連，迫使與拆遷戶有親戚關係的公務員緊急離婚，以劃清與拆遷戶的牽連。即使如此，嘉禾當局還百般阻止，迫使離婚者不得不離開嘉禾到例如郴州辦理離婚。當然，新的婚姻法提供的方便不可能真正改變被株連的命運。
顯然是出於憤怒，網路上有作者將湖南政界淪爲“常德幫”的現象揭露出來。
幾年前，報端連續披露了黑龍江、哈爾濱的腐敗黑暗，我憑直覺看出來黑龍江的權力已經嚴重幫派化，我的觀察中國的相關文章給了黑省特別多的關注。去年的田鳳山案、“寶馬案”、朱勝文“自殺”等等，實際上已經證實了我的直覺。那么，遼寧這個地方應當說有一個“慕馬幫”吧；那么，河北多年來應當說有一個“程維高幫”吧。抛開政績、是非、善惡不論，江蘇人幾年前都知道有一個“南通幫”，弄得我這個南通人常被人背後指指戳戳……。
其實，只要是“人治政治”，幫派政治就是“人治政治”的同義詞。一部二十六史，充滿了幫派政治的悲喜鬧劇。曾幾何時，“四人幫”也被說成上海幫，而“兩個司令部”、“造反派與保皇派”、“毛派”、“團派”、“太子党”等等等等，不都是“幫派政治”的具體呈現嗎？
既然所謂的考察、選拔幹部主要是實權派政要的把戲，那么，無論是第三、第四還是第幾代“幹部梯隊”，就都是擇木而棲、跟人跟風的産物。
既然是擇主而從、事遂人願，當然就談不上黨內民主、權力交替的規範化、透明化，幫派政治就必然可持續上演。儘管這種官場賭博確實會受到社會擾動前的權力一統的制約，但誰也無法保證幫派不會帶來權力遲早的撕裂。幫派間的平衡是有限的、難以保證的，平衡的破裂則隨時可能發生，因爲幫派政治下的獎罰、索取、“偷盜”、猜忌、黑箱陷阱等等，無不靠從社會攝取資源來化解，不可能通過真誠的臺面上的平等談判機制來調整，權力內部的交易型平衡在黑暗的深處是靠不住的，一旦社會覺醒、挺立、抗爭，權力內部的平衡就會因爲資源攝取的削減而難以爲繼。
精簡機構、轉換職能呢？往上說１９９８年光是國務院精簡中的贖買就花去５０億元，往下說鄉鎮合併造成的一系列不平衡，例如部分吏員的待遇問題，都還含混折騰著呢。
與其說權力內部的平衡通過互相示好來維持，倒不如說是通過互相威懾來平衡，這很有些像是核威懾維持了冷戰時代的平衡一樣。這樣的平衡能給社會帶來穩定嗎？當然不能。老實說，中國社會不穩定的根源說到底還是幫派政治及其對社會攝取的無度。
⊙ 意識形態終結後的精神紊亂
所謂意識形態就是權力集團的話語統治。
幾千年來的中國，政統與道統既有政教合一的一面，又有互相拆臺、互相獨立的一面，這是因爲皇權統治主要靠的是原始暴力、主旨、宮廷權謀，對於“天高皇帝遠”的社會廣衆，多樣性的道統尚有其“自然空間”。隨著通訊、交通的發達，“專制落實到基層”成爲可能，毛澤東的個人意志能夠成爲“唯一主旨”，極左意識形態也能夠將觸角伸向臣民的“靈魂”。這種“主旨”與意識形態相混雜的精神統治，依靠的是權力核心的神話般的威望和社會資訊的封閉控制，後者一旦消失，人們的精神世界則要么陷入混亂，要么轉型爲有序的多樣。
近前，北京大學焦國標老師通過網路公開發表檄文，討伐中共宣傳部。也有多位論者深刻論述：中宣部是製造社會混亂與不穩定的部門。事實上，這是多年來衆多知識份子們在不同場合已經或多或少、或深或淺談論過的。
明眼人無不看到，中共意識形態已然分裂失范的現實。別的不論，至少“毛澤東思想”與“科學發展觀”是扯不到一起的。也就是說，至少作爲個人，一些領導者是知道“過去的主義”是再也沒有“指導意義”，反倒有“搗蛋意義”了。我就不相信，權貴暴發戶連過去的主義可能成爲煽動老百姓進行二次革命的精神大旗這一點，都看不出來。是的，一旦“毛派”機會在握、軍隊在握，二次革命就很可能發生，儘管這種革命的結果依然未必對民衆有利。但是，爲什么甚至水火不容的“意識形態”會出現在同一講話、文件呢？是因爲不同的口號能夠分別討好不同階層，能夠安撫不同政治力量嗎？不是，而是中共在現有的制度架構與利益分化、社會分裂面前，不再能夠找到邏輯一致的話語了。我在質疑“十年建成法治政府”的文章中，也說到政府的十年藍圖要求各級各地政府制定法規政策不要自相矛盾時，自身就有邏輯不通的缺陷。不是總理及其智囊們智商不夠，而是現實政治給政府設置了無法消解的障礙。即使是新國家主義、新權威主義、新民族主義，也無法在邏輯上說服廣衆，而至多只能迷惑、壓制、煽動部分群衆。因爲，現在的老百姓已經多少具有現代權利意識，無論是手拿《憲法》抗拒野蠻拆遷的老人，還是能夠方便接觸四方客的出租司機；無論是黨校的梯隊官員，還是千萬網民，他們的意識都已無法統一於簡單粗俗的權力話語。對黨校接受洗腦官員的多次相關問卷調查，都表明：雖然官員們行爲上未出藩籬，但內心並不都糊塗。
我曾經說到“主旨低於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低於自由思想言論”。既然中國的社會分化、現代資訊空間的擴展已經抽空了意識形態，更不待說“主旨”存續的基礎，那就只能要么是精神混亂，要么是轉型爲有序的精神多樣。而後者無疑需要政治架構的先期轉型，沒有自由權利的挺立，精神生活的有序多樣自然不可能。
最近中共號召重視“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官方學者更通過《中國青年報》連篇累牘謀劃“中國人格”的重建工程。離開制度改造，這些努力注定是緣木求魚。
⊙ 國家財富的流失及其後患
２００３年各地政府紛紛鼓動加速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很多地方政府的相關文件公然鼓勵“管理層收購”（所謂中國特色的ＭＢＯ），有參與地方信託機構（充當改制仲介）的朋友透露說：有些城市政府的文件說得很露骨，暗示可以賤賣給私人。有識之士從一開始就警告政府不能這樣胡來。直到去年年底，國務院才下令禁止原企業管理層“自購自”。
今年以來，各地政府在宣傳上來了個１８０度大轉彎。去年是大張旗鼓推動改制，報紙上不斷傳播改制動員與指令，例如南京市確定完成１９１家企業年內改制的任務，後來因爲“防治ＳＡＲＳ”等，在眼看來不及完成任務的情況下，仍然要求年底以前必須完成１４０餘家企業的改制。今年以來，這方面的報道銷聲匿迹，當然不是改制中止了，而是代之以“只做不說”。但是很多大中城市，還是不斷傳出工人因爲對不公開賤賣企業不滿，因爲改制帶來的下崗、安置等等不滿，而進行群體抗議的消息。
某省中型鋼鐵集團，包括已退休的原集團主要負責人都認爲：該集團資産值１３０億，可是來自上海的第一私人股東夥同管理層處級以上官員，只花了其中十位數億的金額，就買走了該集團全部股權，雖經原集團退休官員與工人舉報上告，也未能改變局面。必須說明的是：該集團是一個效益良好的企業，該省籃球隊就是以它的名稱冠名的，它的改制可謂“靚女先嫁”，只是不但沒有獲得應有的彩禮，而且還倒貼了一大把。今年來，這一集團的部分工人因爲上海老闆未能兌現工資承諾，而出現靜坐等抗議事件。這說明不但改制中的賤賣沒有喂飽某些大股東的胃口，而且私人老闆爲了早日進入淨盈利階段，還會冒險克減普通員工的利益。有些學者說：爲了增長，腐敗是必須忍受的代價。問題是：這樣的忍受何日是盡頭呢？舍了孩子還是沒套著狼該如何是好呢？
南京某化工公司的會計曾因爲氣郁成疾而住院治療，在醫院他對記者說：明明值２００余萬元的公司，怎么幾十萬元就賣掉了呢？據報道：江蘇宜興某價值億元的企業，在拍賣中出高價的反而敗在了出低價的買主手下。同樣的情形也在南京某標牌廠的拍賣中。這些極不正常的情況使我想起幾年前的一則報道：雲南元謀水泥廠價值４０００萬元，結果竟讓某私人分文不費而“賣”到手。
我敢斷言：這兩年中國最大的黑幕就是國有企業私有化浪潮中的國有資産大流失。“執政爲民”、“利爲民所謀”的共產黨應當敢讓民衆自由調查這一黑幕！
著名學者、我稱作“關注中國産權改革第一人”的秦暉教授，在１９９３年就針對中國管理層“自購自”第一起案例，系統論述了國有産權改革必須堅持基本公正的種種可操作辦法，比官方禁令整整早了１０年！聯想到胡錦濤總書記強調要重視人文社會科學對改革的作用，怎不讓人一呼三歎！秦暉先生提出的種種可行辦法，沒有一個見諸採納施行。１０年之後，面對差不多可以看作公然搶劫、肆意掠奪的“流血改制”，秦暉先生憤然撰文：《改制不能蛻變爲“化公爲私”運動》。秦暉先生在文中列舉種種事實，對１９９０年代開始的鄉鎮企業和國企“改制”運動戰表示極度憂慮，其中出現的“靚女先嫁”現象更值得注意。例如：在江蘇，江陰市１９９６年年終提出“明年９月底前結束所有中小企業的改制”；在長沙，２０００年四五月間完成“改制”的湖南湘江塗料集團、長沙通大有限公司、湖南友誼阿波羅股份有限公司，緊接著包括上市公司“九芝堂”、公用事業市自來水公司在內的１１家企業，向政府提出了“兩個置換”的改制申請，這些公司都是“靚女”，其中長沙通大有限公司用“１０天左右的時間”便走完了“置換”的全部程式：員工購股、職工“身份置換”、召開首屆股東大會、員工重新招聘等……。
誰肯傾聽秦暉們的呼聲呢？！
１０年來中國産權改革中的黑洞究竟有多大？有人估猜：僅僅２００３年以來，國有資産的流失不在萬億之下！
不管是不是共產黨執政，這筆賬總不會ＰＡＳＳ的！那么，它將帶來的是什么呢？清算？復仇？革命？屍橫遍野？……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指出：專制國家的饑荒主要根源在於官員的腐敗。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今年發表的報告指出：目前全球約１／３的人每天生活費不足或只有一美元，中國占了６６％。那么，中國老百姓的貧困根源何在？
早在２０００年，中國經濟學家揚帆先生就撰文指出：中國腐敗集團撈取的財富達到了３０萬億！１９８９年以青年學生爲主體的反腐敗、爭民主浪潮，如今過去１５年了。人們爲她的淒慘窒息而深深扼腕、悲歎連連！
共產黨面對種種“無解”的困局，連起碼的自省也不該有嗎？今年，全世界華人紀念“六．四”１５周年的喪儀規模空前，中國國內從蔣彥永先生的上書開始，繼之以“天安門母親”的公開祭奠，和６０余位學者聯署的“我們的呼籲”，無不召喚著共產黨人的良知，召喚著中華民族的“魂兮歸來”！（寫到此，筆者禁不住失聲痛哭、淚流滿面）
不要說百年前列強衝擊了政府對於國人的凝聚力，現在的党國除了政治權力的一統之外，誰能說對於國人的凝聚力一定勝過了晚清呢？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４日零點于南京一隅
民主中國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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