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3日訊】近些年來，市場轉型過程中的精英形成和轉換問題，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在經歷了大規模的市場取向改革之後，支配這些國家社會生活的精英有了那些變化？是舊精英得以延續，還是出現了與舊的精英迥然不同的新型精英？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已經成爲後共産主義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這也是理解後共産主義時期這些社會中社會生活運作的重要基礎。本文以資本的類型以及組成部分資本類型與精英形成的關係，來討論我國在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精英形成和變動問題。
一、總體性精英的形成過程及精英的界定
讓我們首先從一個虛構的個案開始。我們這裏將虛構的個案案主稱之爲TC.1977年末，作爲教育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部分，原來以“政治思想”標準爲主選拔工農兵學員的制度被廢除，重新實行考試入學制度。由於這是十年中第一次以考試的標準錄取學生，全國參加高考的人數達到歷年之最。特別是那些在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許多人都參加了這次高考，並由此改變了他們的命運。這年考試入學的大學生，就是後來在社會上有著重要影響的“77級”。TC也是在這一年中，通過考試進入大學學習的。不過這裏應當交待一下，TC並不是如同許多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一樣直接從農村上大學的。其中學畢業後，他沒有同他的同學一樣走上山下鄉的道路，而是通過其父親的關係參了軍。TC就是從軍隊考入大學的。TC最初考入的南方某水利學院，但他接到入學通知書後，並沒有到這個水利學院報到。根據當時有關部門的規定，對於特定級別以上的老幹部的子女，可以照顧在其身邊就學。於是，TC進入了北方的某全國著名學府。這所學府在當時的教育體制中是屬於教育部直屬全國重點大學，而那個水利學院只是一般院校。
當TC在80年代初大學畢業的時候，正趕上“出國熱”。一時間，出國讀書成爲一種時尚。
TC也加入了“出國潮”。通過他父親的關係，一個外國商人爲他提供了經濟擔保。但TC在國外只學習了三年左右的時間，由於國內“官倒浪潮”的吸引，只在國外拿到了碩士文憑，就回到了國內，加入了其朋友（同爲高級幹部子女）的公司，從事倒賣彩電的商業活動。在“官倒”浪潮退潮之後，TC進入國家機關某委，任副處長。在80年代末期，選拔第三梯隊的時候升任主管業務的副局長，並內定爲局長的候選人。90年代初，TC決定“下海”，在海南省註冊了一個公司，從事炒買地皮。TC的公司迅速膨脹起來，TC成爲一個有相當名氣的民營企業家。90年代中期，“文憑熱”重新擡頭，無論是在政界還是在商界，擁有碩士、博士文憑成爲一種風氣。於是，TC向某著名高校捐贈200萬元，作爲獎學金，作爲交換的是以不用考試爲前提，錄取其爲在職博士生。條件是，TC不用住校上課，其他課程走走過場，最後完成一篇論文即可。最近TC已經通過他的博士論文答辯，獲得博士學位。
關於TC個案的幾點說明：
1，這個個案是杜撰的。之所以要杜撰這個個案，是力圖將我國近些年來存在的某種現象通過這個個案濃縮起來。
2，這個個案雖然是杜撰的，但卻有著經驗的、常識的與初步研究結果的事實的支撐。
在這些事實中，雖然並不是這樣多的因素都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但其中的幾個因素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的事例卻屢見不鮮。
3，這個杜撰的個案以及本文下面所要講到的觀點，是筆者正在準備進行的一項研究準備工作之一。
二、精英形成：討論的理論背景
TC這個個案所體現的是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在社會生活中一般將其稱之爲“不拉空現象”。也就是說，不放過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每一個機會。換個角度說，是社會生活中出現某些重要的機會的時候，能夠得到或利用這些機會的往往總是同樣的那些人。
這樣的一種現象，可以給我們一個機會來討論社會主義國家市場轉型時期的精英形成問題。
就目前而言，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市場轉型過程中精英形成問題，在學術界存在著明顯的爭論。在經歷了若干年的市場改革之後，社會生活中起作用的那些精英人物還是改革前就起著作用的那些精英人物嗎？對於這個問題，顯然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回答。對於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回答，撒列尼分別將其稱之爲“精英迴圈”理論和“精英再生産”理論。
匈牙利的漢吉斯（Elemer Hankiss）在《東歐的替代道路》一書中認爲，在向市場轉型的過程中，權力的作用並不會一下子消失。那些擁有權力的幹部，在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將自己重構爲一個“攫取財富的階級”（propertied class）（Hankiss ，1989）。波蘭的斯坦尼斯基（Jadwiga Staniszkis）在《中斷的過程》一書中，則用另一套語言表達了同一個過程。他認爲，東歐正在經歷一場“政治資本主義”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典型特點是，原來的政治職務已經成爲爲私人積累財富的手段（Staniszkis，1991）。這兩種理論的共同點是，就精英的主體而言，在改革前後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只不過是由一種類型的精英轉變爲另一種類型的精英，即由再分配經濟中的政治精英轉變爲市場經濟中的經濟精英。
但人還是那些人。
對上述這種關於精英替代的理論模式，撒列尼等人將其稱之爲精英再生産理論（theoryelite reproduction）。也就是說，這種理論更加強調的是改革前後精英的連續性，以及同樣的一些人由一種精英向另一種精英的轉化。
與精英再生産理論相對應的，撒列尼將其稱之爲精英迴圈理論（theory of elite circulation）。
與精英再生産理論不同，精英迴圈理論強調的不是改革前後精英的連續性，而是精英的斷裂。
換言之，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以政治幹部爲代表的舊精英存在的基礎不斷喪失，在這部分人中出現了實質性的下向流動，而由於新的機會的出現，在原來的非精英群體中卻形成了一批新的精英，這就是民間企業家。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並沒有什麽權力背景。作爲精英迴圈理論代表人物的，就是維克多？倪（Victor Nee）。這突出地體現的他的市場轉型理論的“權力論題”中，特別是其中的第三個假設1.而用來證明這個假設的，就是前述其在廈門郊區所進行的調查。在分別對現幹部和前幹部的家庭收入與其社會身份進行回歸分析之後，維克多？倪得出結論說：“幹部身份以及在當幹部期間建立起來的關係似乎並沒有賦予他們在類似市場經濟中的優勢地位”（Nee ，1989）。當然，維克多？倪也並不否認幹部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利用權力獲取不正當收入的現象。但儘管如此，他仍然認爲，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再分配者並不能只依靠政治資本致富，因爲從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從根本上改變了權力和特權的來源（Nee ，1989）。
這樣的爭論和分歧，都不僅僅是一種理論推理，而是建立在或多或少的經驗研究的基礎上在。問題的關鍵是各自的經驗研究的局限以及其結論的可適用的範圍。比如，經驗資料收集的時間，不同地區的差異等等。爲了解決上述觀點的對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叠戈分校的羅納—塔斯（Akos Rona-Tas ）提出一個區分，即社會主義經濟的侵蝕階段與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階段。在羅納—塔斯看來，侵蝕階段基本上是自下開始的，推動這個過程的就是那些追逐個人利益的人們；轉型階段則是自上啓動的，它通過主要是通過以建立市場經濟爲目標的關鍵的立法行動實現的。羅納—塔斯認爲，市場改革的平等化效應的觀點較適用於改革的早期階段，即社會主義經濟的侵蝕時期；而認爲市場改革會加劇社會不平等的觀點則適用於描述改革的晚期階段，即實際的轉型過程（Akos Rona-Tas ，1994）。
而就理論的邏輯而言，市場改革前後精英是迴圈的還是再生産的，所涉及的是不同類型資本之間的可轉換性問題，以及在此基礎上不同類型精英的可轉換性問題。也就是說，改革前精英所擁有的資本向改革後精英所需具有的資本的轉換是否困難。撒列尼和特雷曼（DonaldTreiman ）等人認爲，對於後共産主義社會中的精英形成來說，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三者之間可轉換性有著重要的影響。換言之，政治資本和社會文化資本轉化爲經濟資本的限制是否嚴格，會對後共産主義社會的精英形成産生深遠的影響。衆所周知，在改革前的國家社會主義再分配體制中，政治資本是所有資本的核心，其他的資本形式基本都是政治資本的附屬物。而在改革以後的市場經濟中，經濟資本的地位逐步上升，漸漸成爲占支配地位的資本形式。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資本向經濟資本能否順利轉化，就成爲影響精英形成的一個關鍵因素。
TC個案的意義就在於，他代表了一種特殊類型的資本轉換形式。對於這種資本轉換類型，我們也許可以稱之爲“圈內轉換”。
三、總體性精英與不分化的資本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國過去十幾年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掌握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總體性資本精英集團。這個集團的原初資本是他們自己和父輩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權力。我們可以大致回顧一下這個集團形成的過程。
“雙軌制”與“官倒”。80年代中期，鑒於市場改革的複雜與困難，在價格體制上實行雙軌制。在開始的時候，即1984年國務院曾經規定，工業生産資料的自銷部分可以在20%的幅度內由企業自由定價。但到了1985年5月，這個20的限度被取消了。雙軌制正式形成。到1987年的時候，以企業自由定價銷售的主要工業品的比例，鋼材爲21.59%，電力爲17.26%，煤炭爲7.09%，石油爲16.57%，水泥爲35.1%，化工原料爲36.16%，有色金屬爲32.54%.此外，耐用消費品爲51.29%，糧食爲25%（鍾朋榮，1990）。本來“雙軌制”的實行，目的是在價格形成上引入市場機制，從而促進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但由於計劃內和計劃外（體制內和體制外）兩種價格的存在，也爲權力介入市場活動、以權謀利打開了方便之門。於是出現了80年代中期作爲中國社會獨特景觀的“官倒現象”。一時間，倒彩電、倒冰箱、倒鋼材、倒煤炭、倒石油，成爲整個社會議論紛紛的話題。一些後來在90年代發達起來的官商，就是在“官倒”浪潮中起家和完成最初的資本與經驗積累的。
“官倒”大部分是以“價差、彙差、利差、稅差”的形式進行的。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胡和立先生計算，在1987年，我國的全部控制商品的價差在1300億元以上，利差約爲200億元，彙差約爲500億元，共計2000億元以上。1988年，三項合計在3569億元（胡和立，1989）。
進入90年代以後，隨著更多的商品價格的放開，以及外匯進入“市場調劑”，並最終並軌，這兩部分的價差有所減少。但“利差”依舊，且由於貸款總額的不斷擴大而增加。同時，隨著房地産熱，地價差的問題日益突出，有人估計，1992年一年的地價差就不下1000億元。
同時，1992年國稅流失大約1000億元。應當說，這些流失的國有資産並非完全到了個人的手中，因而不能完全計入個人的收入。
可以說，80年代中期在“雙軌制”背景下出現的“官倒”現象，是市場改革以來，政治權力對市場經濟活動的第一次大規模介入，也是第一次大規模的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的轉換。更進一步說，這是總體性資本形成的一個重要步驟。在此之前，權力只是與高標準的福利待遇相聯繫，而“官倒”浪潮中，權力已經與鉅額財富相聯繫。
“第三梯隊”與再回權力中心。大規模的“官倒”活動雖然促成了權力與鉅額財富的結合，但隨著市場定價範圍的擴大，可以利用政治權力倒賣的商品數量在逐步減少。這樣一來，“官倒”活動由於客觀條件的變化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在這個時候，即在80年代末，另外一個機會出現了，這個機會出現在政治權力的領域。在80年代中後期，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第三梯隊”計劃。實施這個計劃至少有兩個考慮，一是將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年輕幹部推上領導崗位，從而使幹部隊伍更具有改革取向；二是使新一代領導人在政治上更爲可靠，防止“四人幫”之類捲土重來（因王洪文就宣稱他們有年齡優勢）。“第三梯隊”計劃實際上是一次重要的大規模的官員晉升的機會。許多年輕官員的命運就是由這個計劃決定的（在同一個年齡段中，沒有被列入第三梯隊，幾乎就意味著排除了被晉升的可能性）。選拔第三梯隊成員的正式標準雖然強調了年輕化和知識化，但內部掌握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對於老幹部子女的重點提拔。其中的一個邏輯是，這些孩子是“我們的人”，權力交給他們要比交給別人放心。正因爲如此，高級幹部的子女，特別是已故高級幹部子女（爲了避嫌，對現任高級幹部子女的提拔作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程度和範圍是極爲有限的），在這個計劃實施的過程中，紛紛成爲第三梯隊的成員。
由於年齡層的緣故，老幹部的子女大多是在“文革”或“文革”後完成大學學業的。在第三梯隊計劃開始實施的時候，這些人所從事的大體是三種職業，一是在黨政機關中任職，二是從事科學技術研究工作，三是當時已經從事經商活動。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在這一部分人中，不僅已經在黨政機關任職的理所當然地被列入第三梯隊的名單，而且從事技術工作和經商的，也有許多被入選第三梯隊，如從事技術工作的，被調入黨政機構，經商的或是被調入黨政機構或是成爲行政性公司的領導人。
“下海”與政治、經濟、文化資本的再結合90年代初，伴隨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經濟體制改革重新起步。隨之而來的是“下海潮”。“下海”提供了規模更大的一次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本的交換的機會。這次“下海”以“圈地運動”爲契機。1992年全國房地産完成開發投資732億元，比1991年猛增117%.與之形成對照的一個數位是，1992年全國淨減少耕地1000萬畝（何清蓮，1998）。其背後就是這個大規模的“圈地運動”。而“圈地運動”的基本媒介是權力而不是金錢，金錢只是結果。由於城市的土地是國有的，而用於房地産的土地又是主要通過行政劃撥的手段，這就爲權力的作用提供了巨大的空間。以當時“圈地運動”最熱的廣西北海爲例，介入其土地劃撥的，不僅有地方的行政權力，而且有許多更高層的權力。
以至於這個市的市長說“北海市的房地産虛熱誰也不能否認，這種虛熱的根由就是土地失控。
但我有什麽辦法？批來的條子我能不簽字嗎？……這是中國特色，不是我這個市長能頂得住的。地就是這樣幾平方公里幾平方公里地批出去了“。批來的條子連市長都頂不住，可見是來自哪里。而行政劃撥的地價，往往只是市場價格的幾分之一，甚至十幾分之一。正因爲如此，1992年2月4日，北京市舉行首次土地招標，在爲期四天的招標期內，競無一個投標者光顧（何清蓮，1998）。
大規模的“圈地運動”，形成了迅速的資本積累過程。目前的一些大規模的民營企業就是在這個時候發展起來的。而近些年來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現象，則是企業界的成功人士和相當一批政府官員“買文憑”。近些年來，由於高等院校的經費一直相當拮据，不少學校爲了彌補經費的不足，開辦了各種“文憑班”，這種“文憑班”主要集中在碩士和博士兩個等級。只要交夠一個較大數量的學費，就可以獲得入學資格。學習時間一般是“業餘的”（即雙休日）。這樣一來，原來就擁有政治資本或經濟資本，或是同時擁有政治和經濟資本的人，又獲得了文化資本。
是資本的轉換還是總體性資本？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不落空”現象。通過這種“不拉空”現象所形成的，是同時擁有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人。由於這些人已經不是個別的現象，甚至不單單是一種類別，而是擁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認同，我們將這樣的一批人稱之爲總體性精英集團。而總體性精英的概念同時也意味著這種精英所發揮影響的領域，也並不是某一個封閉的領域，而是在這個社會生活中有著全面性的影響。
從上述總體性精英形成的過程來看，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一種撒列尼等人所說的“資本轉換”現象，如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的轉換，政治、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的轉換等等。
但如果仔細分析一下，問題要顯得更爲複雜。“資本轉換”概念的假定前提是，不同類型的資本是相對獨立的，將其中的一種資本轉換爲另一種資本，要經過一個轉換的過程，這個轉換過程需要經過交換的環節來實現。撒列尼等人的研究，也注意到了不同資本之間的可轉換性問題，即這種轉換是容易還是困難。然而，如果我們用“資本轉換”的過程來分析總體性精英形成過程的話，我們將會看到，其中的某些環節確實可以稱之爲“資本轉換”的過程，如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的轉換。因爲我們可以注意到文化資本的相對獨立性，也可以注意到那些擁有政治和經濟資本的人在獲取文化資本的時候需要有一個交換的過程。
而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的轉換是如此之容易，使我們懷疑，這究竟是一個“轉換的過程”，還是同一種資本在不同領域展現的過程？也許更確切地，應當將其看作是一種獨特的資本形式，即一種總體性資本。上述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間的“轉換”，實際上並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轉換過程”，而是同一種總體性資本在不同領域展現的過程。
總體性資本實際上是一種不分化的資本。而總體性資本是以社會的高度不分化爲基礎的。
四、進一步的討論
1、總體性資本積聚的快速性。由於政治權力的作用，由於社會結構高度不分化背景下的資本的高度不分化，總體性資本聚積的速度是相當之快的。有的從幾萬元起家到形成十幾億元的資産規模，往往只需要幾年的時間。如果對照一下個體戶發展的過程，就更可以看出總體性精英擴張的迅速。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國城市中出現了大批的個體戶。他們大多從事商業和服務業。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過去，這些個體戶大多仍在從事原來的行業，而經營規模的擴大也極爲有限。這可以稱之爲一種“長不大的個體戶”現象。事實上，由於總體性精英過多地壟斷了社會資源，因而，它侵犯了社會衆多階層的利益。中產階級之所以難以形成，部分原因在於，原本應被社會中產階級佔有的資源，現在被總體資本壟斷去了。
2、總體性精英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總體性資本的精英集團雖然人數少，但對於社會決策的影響力卻很大。因爲，這個集團同時佔有政治、經濟和權力資源。在最近幾年有關經濟政策的討論中，如貨幣政策、産業政策等有關政策的討論中，都可以看到他們的影響。如90年代中期，由於前期房地産過熱和當時經濟緊縮的影響，相當一些房地産商被套。當時曾經召開許多有關經濟、貨幣和房地産政策的研討會，呼籲放鬆銀根，促進房地産業的發展。
3、總體性資本與兩極社會。許多人將中間階層的形成作爲對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預期。
近些年來，無論是私營企業主的出現，還是“白領階層”的擴大，都似乎在體現這樣的趨勢。
然而，另外的一種可能也是存在的，即像南美社會那樣成爲兩極分化社會。總體性精英階層的存在就是這種兩極社會形成的一個重要標誌。而總體性精英集團的形成及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又會進一步加劇這個趨勢的發展。就目前的趨勢而言，維持這個社會群體的規模和邊界，形成相應的封閉性，是這個階層重要的目標。而在擁有總體性資本的富裕階層繼續暴富的同時，不僅農村，而且部分城市人口將被抛進貧苦人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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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燕南》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