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8日訊】大家好。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到海澱“知道圖書廣場”跟大家一起交流和討論。這幾年我到各地跟讀者朋友見面、交流，很多機會都是由書店提供的。這些書店一般都是獨立於計劃經濟時代“新華書店”系統之外的、比較注重學術和文化品位的民營書店。它們大都位於各大城市的文化、教育比較集中的區域，不僅是一個賣書的地方，還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讓作家和學者能跟讀者朋友們一起交流。
最近幾年來，中國學術界出現了一個新的狀況。在以前，如果一個作家或學者，身處學院和研究機構的體制之外，沒有大學教授或專業作家這樣一種身份，也就沒有自己的講臺，沒有地方來表達自己的學術觀點和文化理念。但最近這種情形逐漸發生了變化，我們的民營書店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它開始成爲一個新的文化空間和話語平臺，爲體制外的知識份子提供了言說的機會。前幾個月我剛剛從美國訪問回來，我發現這一點在美國也非常突出。在美國這樣一個比較成熟的民主社會和自由社會裏，存在著一個相當龐大的公共空間，有生機勃勃的“中間社會”，比如說書店、報紙、雜誌、各種各樣的協會、俱樂部、基金會、大學、大量的“非政府、非贏利”的民間組織等等。巨大而活躍的公共空間，是民主社會的重要標誌和有力保障。對於一個普通的西方人來說，這些公共空間也許比政府機構更加重要、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發生著直接的關係。我想，未來的中國也將迎來一個中間社會、公共空間迅速發展的時期。這幾年來，我從書店這個小小的角度上，就看到了中國民間和社會公共空間慢慢的萌芽和發展。
好，進入今天我講的主題吧。魯迅其實是很老的一個話題了，我記得學者孫郁曾經說過，如果誰要瞭解八十年代中國的文學批評史，魯迅研究是一個重要的標準，各個時期的文化流行色都在上面。其實，在我看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化界的狀況、中國學術界的狀況，都可以從魯迅研究的角度來切入。再放寬視界，魯迅逝世之後這六十多年、七十多年的時間，整個文化的進程，通過魯迅來分析也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對於英國人來說，在英國的文化中存在著一個永遠也說不完的、也永遠說不清的莎士比亞；對於中國人來說，或者對於現當代的中國來說，似乎存在著一個永遠也說不完、永遠也說不清楚的魯迅。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來，魯迅成了一個被過度闡釋的、文化象徵的符號，承載了過多的意識形態的色彩。我相信如果魯迅復活的話，以他的個性一定會對所謂的“魯學”嗤之以鼻的。有的學者居然說毛澤東與魯迅心靈相通，還有寫了洋洋灑灑的《致先生書》的作家張承志，一邊驕傲地宣稱自己是“紅衛兵”這個詞語的發明者、對文革的暴行絕不懺悔，一邊卻說自己是魯迅的學生。充滿人道主義情懷的魯迅會接受這樣一個崇尚暴力和嗜血的學生嗎？如此的錯位，乃是我們這個時代特殊的“病相”。
很多所謂“專家”對魯迅的研究、對魯迅的討論，與其說是在研究魯迅本人及其思想，不如說是在通過“魯迅”這一旗幟來表達自己的文化觀念和價值立場。每一次關於魯迅的激烈爭論，其實都是當下中國文化發展脈絡的一個體現。也就是說，魯迅的文章爲當下的現實生活提供了許多刺激性的思路。下面我分幾個方面來談魯迅思想與當代社會的關係問題。
第一個方面，我想談一下近幾年以來出現的貶損魯迅的風潮。
近幾年以來，對於魯迅的批評、對魯迅的貶損，大概是這樣幾種有代表性的看法：
第一種，曾經是文化部長、近年來不斷上演推薦諾貝爾文學獎鬧劇的作家王蒙這樣說，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魯迅也不好，“那會引發一場地震”。在他的文章中還說：“我們的作家都像魯迅一樣就好嗎？完全不見得，文壇上有一個魯迅是非常偉大的事情，如果有五十個魯迅，我的天！”
第二種是王朔的批評，王朔曾經這樣說：“當時我很容易崇拜誰，《豔陽天》我覺得寫的非常好，但是我從來沒有覺得魯迅的小說寫的好，他的小說寫的過於沈悶。魯迅那種二三十年代正處於發軔期尚未完全脫離文言文影響的白話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讀起來總有些含混。”他認爲：“魯迅寫小說有時是非常概念的，這在他那部備受推崇的《阿Q正傳》中尤爲明顯。”他進而攻擊魯迅的人品：“魯迅這個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開，自他去了上海，心無寧日，天天氣得半死，寫文章也常和小人過不去。憤怒出詩人，你憤怒的物件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現出多大格局。”王朔還說：“我認爲魯迅光靠一堆雜文幾個短篇是立不住的，沒聽說有世界文豪只寫過這點東西的。我堅持認爲，一個正經作家，光寫短篇總是可疑的，說起來不心虛還要有戳得住的長篇小說。”
第三種是幾名當代詩人的看法。比如，詩人韓東就說：“魯迅是一塊老石頭。他的權威在思想文藝界是頂級的不證自明的。即便是耶和華人們也能說三道四，但對魯迅卻不能夠。因此他的反動性也不證自明。對於今天的寫作而言魯迅也確無教育意義。”詩人于堅說：“我年輕時，讀過他的書，在爲人上受他的影響。但後來，我一想到這位導師說什麽‘唯讀外國書，不讀中國書’、‘五千年只看見吃人’，我就覺得他正是‘烏煙瘴氣的鳥導師’，誤人子弟啊！”
總結以上的這些觀點，一是質疑魯迅的文學成就，認爲魯迅沒有長篇小說，僅僅依靠雜文和短篇小說無法確立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我的看法是，魯迅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是爲了確立“歷史地位”而寫作，他的寫作就是他生命。所謂的“歷史地位”往往是無心插柳，那些一心一意要樹立某種歷史地位的人，最後通常是一無所有。相反，像魯迅這樣在寫作中燃燒自己的人，其歷史價值自然能夠得到後人的認定。另外，一個作家是否偉大，不在於他選擇的文體是雜文，是短篇小說，還是長篇小說。我發現，當代中國文學種存在著一種莫名其妙的“長篇迷信”、“長篇崇拜”。好像寫長篇就是天才。結果，長篇越來越長、越來越多。然而，在我看來，現在每年出版的數千部長篇小說，加起來都沒有魯迅的一部短篇有分量。
二是批評魯迅的語言。這涉及到語言與特定的歷史時期的關係。王朔可以不喜歡魯迅的語言，這是他個人的好惡。但我恰恰很欣賞魯迅的語言，那種過渡時期新舊交替的“澀度”，我覺得頗有魅力。
三是攻擊魯迅的人格，這個問題就更加無聊了。王朔說，魯迅批評的物件格局不大，魯迅自己的格局也不大。這是什麽邏輯？難道一個知識份子批評了一個物件，他就淪落到與之同等的地步了？那麽，你王朔批評香港四大天王和小燕子，是否你就跟他們一樣呢？當代某些文人非常缺乏邏輯訓練，信口開河而毫不臉紅。
那麽，魯迅的意義在哪里呢？魯迅的思想有沒有當代性呢？他是否能成爲我們今天的文化資源呢？這些問題，相信大部分文化人都無法回避。在我看來，魯迅來自傳統中國最黑暗的深淵，故能從內部反戈一擊，擊中東方專制主義的要害。他以筆爲槍，以筆爲旗，像偉大的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和耶穌爲救人類走向十字架那樣，“直面慘澹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他深愛自己的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魯迅把現實感和使命感灌注到寫作之中，不像今天的某些“碼字”的工匠，把文學“手藝化”了。魯迅挺立於蒼茫的漆黑似鐵、腥穢如血的醜惡現實中，“從別國裏竊得火來”，“煮自己的肉”，背著因襲的重負，肩起黑暗的閘門，放人們到光明和開闊的地方去。魯迅是堅定的文化啓蒙者，也是現實社會勇銳的批判者。正如魯迅的好朋友郁達夫在魯迅逝世之後所說：“要瞭解中國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讀《魯迅全集》，別無途徑。”這句評價在今天依然沒有過時。
魯迅爲我們樹立了現代知識份子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典範。如今中國在經濟上迅速地進入市場經濟、商品經濟的時代，作爲一個知識份子來說，在這樣一個時代面臨著雙重的壓力。一是舊有意識形態的壓力，二是經濟的壓力。在這雙重的壓力之下，究竟該做什麽樣的選擇呢？特別是近五六年以來，這種變化是日益突現出來。一個是在學院體制的內部，表面上看，最近這幾年政府對大學教育很重視，特別是對一些重點大學，像北大、清華前幾年投入了數十億的辦學經費，這當然是好事。但另一方面，這種重視也帶來一種負面的後果。現在大學教授的收入、住房和生活狀態等，跟八十年代相比有了巨大的改觀。很多大學教授都能住進寬大的房子，如果在教授的等級當中能占到很好的位置的話，比如你是北大的一級教授，一年就能獲得十萬、二十萬，甚至更多的“崗位津貼”。甚至還有二流學校從一流學校當中挖來一個博士生導師，開出百萬年薪的天價。這種利益格局的變化，使很多學院體制內的學者，跟現實社會有了非常大的妥協。用一句比較粗俗的話來說，就是“屁股決定腦袋”。今天的學院知識份子不再像八十年代一樣，對中國社會現實發表獨立的看法。特別是對中國現存的一些嚴峻的問題，如農民問題、司法制度問題、工人失業問題等等，他們基本都不會或不願去觸及。假如有一個記者朋友走進北大校園，隨意地碰見一百個北大教授，詢問他們對現狀的看法，我相信有九十個以上的教授會說：“我們對現狀相當滿意，中國的形勢一片大好。”至於中國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況、一個到城裏打工的農民艱難的生活，他們通常是不會去關注的。這是在學術體制內部情況。
另一方面表現在文壇上。在文學圈子裏，我也發現跟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相比有了巨大的變化。八十年代，中國文學成爲思想文化界的重心。這個重心的重要標誌，就是當時有一種文體叫“報告文學熱”。所謂“報告文學”，是在中國新聞缺乏透明度的情況下，巧妙地選擇了一種處於新聞報道和文學創作之間的、特殊的文章題材。當時的許多作家都用這種文章題材來揭示社會的弊端。儘管這種文體有它自身的問題，但我們從它的寫作者身上可以發現理想主義的激情和對社會公義的捍衛。但是，到九十年代以後，在壓力和誘惑之下，這種文體便不再存在了。在九十年代，中國最著名的作家是些什麽樣的人呢？比如寫帝王將相家史的二月河，他拼命寫康熙、乾隆們的故事，把殘暴的帝王塑造成人民公僕，把老百姓水深火熱的生活編造成鶯歌燕舞的“新時代”。然後，這些胡編亂造的“演義”被編成大型電視連續劇，在各大電視臺上演，紅遍全國。比如寫警匪加愛情故事的海岩，寫高級賓館裏高等華人的生活，也被編成電視連續劇，收視率極高。就是這樣一些所謂的“作家”，他們的書——在我看來，其實是“毒品”——可以一下子就賣一百萬冊、兩百萬冊，毒害數以百萬計、千萬計的民衆。近十幾年以來，我很少看到像魯迅那樣直接針對社會現實發言的、勇敢地喚醒民衆的作家。用批評家王彬彬的話來說，今天的中國作家“過於聰明”了。他們在追求權力和利益的道路上高歌猛進。
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當代的許多學者和作家開始惡毒地攻擊魯迅。本來他們處於一種自卑和羞愧的心理狀態之下，由於他們自己的軟弱和背叛，感到難以直接面對魯迅及其作品的存在。但是，在今天學者和作家普遍“流氓化”和“痞子化”的情況下，他們的這種自卑和羞愧的心理，反而以一種扭曲的、變態的方式發泄出來，所以就産生了種種對於魯迅的攻擊和謾駡。
當然，我不是說，要把魯迅供在一個神的位置上，不可以批評、不可以指責。但像剛才我引述的那些淺薄、無聊的人身攻擊，不是負責任的批評。魯迅確實存在著很多缺陷，作爲站在世紀之交的青年一代知識份子，有必要思考“超越魯迅”的命題。
魯迅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是在形而上層面忽略了宗教信仰的資源，二是在形而下層面忽略了近代歐美的民主憲政制度，這兩個方面都是我們可以彌補和超越的。正是這兩個方面的缺陷，使得魯迅終生與黑暗戰鬥，卻沒有看到絲毫的光明；正是這兩個方面的缺陷，使得魯迅對蘇聯的極權主義體制産生了幻想；正是這兩個方面的缺陷，使得魯迅晚年的雜文在思想和藝術上都産生了大幅度的退步。但是，我們在談超越之前，首先要認認真真地面對魯迅、面對魯迅的作品，首先要知道魯迅在那樣一個時代裏做了些什麽樣的事情。下面講第二個方面，就是魯迅所進行的文化傳播和思想啓蒙的事業，魯迅思想的當代性究竟在哪里。
在我看來，魯迅思想中最可寶貴的地方就是對國民性的批判，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主要體現在下面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對流氓精神的批判，第二個方面是對戲子文化的批判，第三個方面是對奴隸狀態的批判。
第一個方面是魯迅對中國流氓精神的批判。
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兩三年內，魯迅反復使用“流氓”這個詞語作演講和寫文章。他尖銳地批評說，中國的政治家有什麽原則可言呢？無非就是一群隨意殺人的流氓。自然，中國的政治也就是流氓政治了。
我在仔細研讀魯迅的雜文和小說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很奇妙的現象：他對歷代的農民起義持嚴厲的批判態度。從陳勝、吳廣到黃巢，一直到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他對這些我們今天的官方歷史教科書中用馬列主義階級分析的觀點來看都是正面人物的、代表農民利益的領袖人物，卻持一種非常堅決的批判態度。他從這些人身上發現了中國文化中一種很深刻的、淵源流長的流氓精神。這些所謂的“農民起義領袖”，其實沒有幾個真正具備了農民的身份，所以更確切地說他們是流氓無産者。我們看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滸傳》，一位叫薩孟武的學者發現，梁山一百零八個好漢中似乎沒有幾個是真正的農民。在這些“流民”的身上，凝聚了中國人國民性中最負面的東西，這就是破壞的、暴力的傾向。
魯迅在幾篇文章中，用非常憤怒的筆法談到了明代末年的起義將領張獻忠。張獻忠的起義並不是要解放農民階級，這是後人賦予他的一個宏大理想，其實他起義無非就是推翻一個皇帝，然後自己來當新皇帝。當他發現李自成在北京登基以後，當他發現自己沒辦法坐到皇帝這個位置以後，他便喪心病狂地對他的佔領區和他的軍隊經過的地方的人民進行殘酷屠殺，這種屠殺的慘烈程度超過了明朝官兵對人民的屠殺，也超過了滿清軍隊對人民的屠殺。特別是張獻忠在四川喪心病狂的屠殺，我是四川人，我這幾年看很多四川的地方誌，從中看到了很多觸目驚心的記載。張心中的想法是，反正這份家當我不能擁有它，我就要把它毀了，寧可毀了也不能讓別人擁有。這種流氓精神一直延續到今天，並沒有根本的變化。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就是流氓們“成王敗寇”的歷程。
第二個方面是對戲子文化的批判。
我在《鐵磨鐵》一書中有這樣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優孟中國》。大家都知道“優孟”是古代中國對演員的一種稱呼，“優孟”也就是“戲子”，這是一種帶有貶義的稱呼。魯迅在他的幾篇雜文中反復強調，整個中國實際上就是一個大舞臺、就是一個大戲場，在這個戲場中每個人都有雙重身份、雙重角色。一方面在這個舞臺上表演，另一方面又坐在下面看表演。表演和看表演的兩種身份、兩種角色，在每個人的身上都時刻發生著轉化。每一個人的優孟人生最後便締造出了一個龐大的“謊言帝國”，“表演”和“說謊”成爲多數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之一。
魯迅有一篇非常有名的短篇小說《祝福》，這篇文章被收錄在中學語文課本裏，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們大都學習過這篇小說，但是語文老師的講解離小說的本意相差甚遠。這不是一部反映階級鬥爭的作品，而是一部解釋中國人精神創傷的作品。在《祝福》中有這樣一個細節，就是祥林嫂的兒子阿毛被狼吃了以後，他就到處向村民講述這個悲慘的情況，村裏的人也紛紛來聽她講故事，一些老太太沒有聽到，還專門從別的地方過來聽她講。這些人聽祥林嫂講這個故事，其實並不是對祥林嫂的同情、憐憫，他們是跟去看一台社戲、看一台表演同樣的心態，他們來尋求一種娛樂、一種刺激。當然在看戲、在聽戲的過程之中，人們也會落下眼淚。當眼淚流完以後，大家就心滿意足地各自回到自己的家裏，然後津津有味地來討論細節。這樣，祥林嫂個體的悲慘遭遇就成爲人們娛樂的一個很好的材料。大家都知道，在我們貧窮的鄉村裏，普通農民幾乎沒有任何的娛樂方式，於是這樣一些場景就成爲他們最好的娛樂。人們從別人的悲慘故事中獲得某些快感，從而使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屈辱的地位、在現實生活中遭受的痛苦成功地實現了緩解、麻醉和轉移。這一點恰恰揭示了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殘酷性。
戲子文化的殘酷性還體現在魯迅的另一篇小說《藥》中。這篇小說中夏瑜這樣一個人物，想用自己正義的、崇高的獻身行動來喚醒同胞、喚醒民衆。但他們的同胞卻把這樣一些人看成是演員、看成是戲子。所以，那些白鬍子的老頭，那些二十多歲的男人，還有劊子手康大叔等人，都在興高采烈地討論著夏瑜將被用什麽樣的方式處死。他們把一個很莊嚴、很神聖的事情戲劇化了。殉道者喪失了尊嚴感。這就使得在中國多災多難的土地上，不會再有任何真正悲慘的事情，也不可能有任何認真的、嚴肅的事情。我在一篇文章中寫到，這些民衆的行爲其實是對夏瑜這樣的啓蒙先驅的第二次殺戮、第二次謀殺。這種殺戮比滿清政府的殺戮更加可怕。
魯迅國民性批判的第三個方面是對中國人奴隸心態的揭露。
最近我在看抗戰時期的一些史料。在侵華日本兵東史郎的回憶錄中，幾個日本兵押著兩三千中國平民和被俘士兵，讓這兩三千人按照幾十個人一排地排好，由後面一排人把前面一排人用繩子捆起來，挖一個坑，把第一排人推到坑裏去，再由下一排人對前面的人做同樣的處理。就這樣在一天的時間裏，這幾個日本兵沒有費一粒子彈就殺害了幾千個中國人。每當讀到這樣的段落的時候，我就發現了魯迅思想現實意義。魯迅說過：“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做‘人’的資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爲了逃避下于奴隸的厄運，“這時候，老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爲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他的概括是何等的準確！
魯迅明確提出了奴隸和奴才的區別。奴隸對自己的生存境遇、生存狀況沒有一種自知，他們非常麻木地繼續著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隸中極其聰明的一個小群體，他對自己奴隸的身份有很明確的認知，而爲了成爲奴隸中的“高等奴隸”，他不惜幫助主人更加殘酷地迫害別的奴隸。魯迅在一篇雜文中說，這些闊人家裏養的叭兒狗，當他們的主人還沒有叫他們去咬一個窮人的時候，它就會主動撲上去咬，它對待窮人比主人更加冷酷無情，它知道這樣做一般都能獲得主人的賞識。在奴隸和奴才這兩種生存方式中，奴才更值得譴責、更值得批判。魯迅說，所謂的奴才可以用四個字來內容，也就是“奴在心者”，就是在內心深處自覺地把自己當做高等奴隸的人，他們還通過種種的努力，使“奴隸”和“主人”的二元格局更加牢固。
那麽，我們怎樣才能擺脫奴隸的生活狀態呢？那就是“立人”。旅美作家易大旗在《審視我們的時代——後魯迅時代的中國人》一文中指出，魯迅畢生都爲中國人成爲其“人”而疾呼，他說：“列國是務，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尊精神。”而要“立人”，就得把個人從國家主義、集體主義的牢籠裏釋放出來。在恪守民主自由原則的公民社會，個人權利、公共權利和人類普遍權利是鼎足而立、不可分割的，這是公平、正義和尊嚴之所系。人們在餓得直翻白眼，像蟲子一般成群死去時，是沒有尊嚴的；人們在被驅策著互相咬噬爭鬥時，是沒有尊嚴的。如今能吃上一口安穩飯，而政治揭發和告密又在日常生活中漸漸淡出，確然是時代的進步。但還不夠，即使是已經獲得的部分做人的權利，也還沒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做人的尊嚴絕非權力者禦賜的丹書鐵券，《動物農場》裏造反的豬們，如果真能爭取到“人人生而平等”，它們就從豬變成人了；然而它們在革命成功之後，卻把動物分成三六九等，自由的“配給權”掌握在豬族手裏，那麽它們仍然不是人，只是一群豬而已。孫志剛和李思怡悲慘的死亡，都表明在今天的中國，實現“立人”之目標何其之遠。
作爲精神界之戰士，魯迅的一生是啓蒙的一生，救贖的一生。而他啓蒙與救贖的旨歸則在於“立人”。“立人”是魯迅思想中一個相當重要的觀念，這在他早期的論文《摩羅詩力說》中就已經明確提出來了。魯迅強調說，“立國必先立人”，翻譯成今天的說法，就是“人權高於主權”。沒有人權的主權是虛幻的主權、是少數統治者的主權。一個國家要真正實現強大，每一個人都得成爲現代社會文明的、民主的、有公民責任感的，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人、個體。只有先立人，這個國家才能立起來。魯迅認爲，中國人從來就沒有知道過做人的資格，中國人一直都掙扎在想做奴隸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兩種生活不斷地交替。同時中國人不是被外國的侵略者所蹂躪，就是被本國的奴隸者所奴役，不是被強盜搶奪就是被官兵殺戮。而魯迅先生本人則從良知和理性那裏領來了一份責任，他執意要揭穿專制的本質，魯迅用他充滿血淚的文字來表明：中華民族要成爲一個有尊嚴的民族，中國人要成爲一個有尊嚴的人，必須進行深刻的、全民族的文化批判和心靈懺悔，以獲得文化精神與國民性格的“鳳凰涅槃”。
魯迅與他所生活的時代以及此後的時代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對峙。魯迅矢志不渝地拒絕各種“主義”和各類政權的招安及戕害。魯迅是他那個時代的黑暗的最尖銳的控訴者，也是對中國的歷史及未來的明察秋毫的批判者。他在中國的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不可能過上幸福的生活。最後我想講一個問題，就是“假如魯迅活到一九四九年以後會怎樣？”這是一個很長一段時期內魯迅研究界不敢面對的問題。一九六六年第十四期的《紅旗》雜誌曾經發表社論說：“魯迅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在於他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無比崇敬和熱愛。他在早年曾有過‘彷徨’，但是，當他找到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找到了以毛主席爲代表的中囯共產黨，找到了以毛主席爲代表的革命路線之後，他就下定決心，俯首聽命，甘願做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前卒’和‘小兵’。魯迅不顧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不顧托洛茨基匪幫的造謠中傷，不顧周揚們的欺騙攻擊，他始終堅定地跟著毛主席走，勇敢地捍衛以毛主席爲代表的正確路線。”這是迄今爲止我所看到的對魯迅最粗暴、最可恥的歪曲和閹割。不過，魯迅生前早就知道，死後會有蒼蠅蚊子圍繞著自己的屍體嗡嗡叫。
在魯迅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時候，魯迅唯一的兒子周海嬰出版了《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書中首次公開了一段鮮爲人知的往事：“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慣例請幾位老鄉聊聊，據說有周谷成等人，羅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參加了座談。大家都知道此時正值‘反右’，談話的內容必然涉及到對文化人士在運動中處境的估計。羅稷南老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絕不敢如此冒昧，羅先生卻直率地講了出來。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沈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麽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詢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他把這事埋在心裏，對誰也不透露。一直到羅老先生病重，覺得很有必要把幾十年前的這段秘密對話公開於世，不該帶進棺材，遂向一位信得過的學生全盤托出。”今年七月，學者王元化在上海對周海嬰說“他也聽說過這件事情”。
這則史料被披露之後，某些研究黨史的學者撰文否定。這一“孤證”也受到了人們的懷疑。不久，著名演員黃宗英在《南方周末》發表文章，以當事人的身份證實了此事的確鑿。黃宗英寫道：“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忽傳毛主席晚上要接見我們。反右已風起雲湧，我忐忑不安想請假不出席，怕的是會被點名發言。阿丹（趙丹）說：‘宗英你怎麽啦，虛汗淋淋的。’當時我預産期將到，我答：‘孕婦可能特別敏感，我害怕……’及至我們被領進一間不太大的會場，只見一張張小圓桌散散落落，一派隨意祥和氣氛。我們電影界的人紮堆坐在迎中門方向的兩三張小圓桌邊。五十年代領袖接見並沒有嚴格的規定安排，我回憶不起毛主席是怎樣坐到電影界桌邊的。”
毛澤東與老友羅稷南等人談笑風生，羅在談話間隙中提問說：“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麽樣？”此時，空氣頓時也仿佛凝固了。這個問題，文藝人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悄悄嘀咕過，“反胡風”時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個人敢公開提出？還敢當著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節骨眼上提出？黃宗英的手心開始冒汗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麽，她尖起耳朵傾聽：“魯迅麽——”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麽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麽一句話也不說。”
黃宗英在回憶文章中生動地描述了自己當時的感覺：“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了，我卻嚇得肚裏娃娃兒險些蹦出來……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憊得幾乎暈厥，只覺得腹中胎兒在伸胳膊踢腿，我擔心已驚動了胎氣。作爲母親，我怕自己的精神負擔影響到即將出世的寶寶。我請假休息了三四天，劇團裏還等著我們（所有黨員和積極分子）‘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哩。”
羅稷南曾譯過高爾基的大量作品，也是狄更斯名著《雙城記》的中譯者，是個卓有成就的翻譯家，當時在華東師大任教。三十年代，羅曾任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的秘書，在十九路軍在福建籌建“革命政府”時，他曾被派赴瑞金，與紅軍將領張雲逸簽訂共同反蔣抗日協定，並向被封鎖的蘇區供應急需的布匹、食鹽、醫療設備和藥品，當年毛澤東曾設宴款待過他。也許是這段特殊的經歷使他有膽量親口向毛澤東詢問這一常人不敢問的問題。毛澤東的回答也在情理之中。以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的性格，以毛澤東“掃平六合、一統山河”的帝王之氣，這一切乃是再平常不過了。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甚至連人身自由也沒有任何保障的制度下，魯迅如果要堅持他的社會批判、文化批判，結局自在意料之中。從魯迅的弟子胡風和蕭軍等人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命運中，我們不難窺見魯迅本人的命運。當然，魯迅是不會像禦用文人郭沫若之流一樣“識大體、不作聲”的，他一定會“進監獄、繼續寫”。
關於魯迅，今天一個小時的時間是講不完的，我的講話也許只算是“抛磚引玉”吧，但願能夠引發朋友們對魯迅作進一步深入的思考。學者林賢治在《魯迅的最後十年》一書的最後寫過這麽一段話：“可以肯定的是，在億萬奴隸中間加進一個魯迅，中國整個主權文化的構成格局是不一樣的。這是一個比重很大的異類。他的特殊的品質，使許多觀念性的東西在他那裏凝聚爲極端的思想，有力的思想，擊破嚴密的歷史和秩序之幕而使真實敞開。於是，人們從中有了許多發現，而最大的發現，就是人類自身生存的境遇，以及改變這境遇的戰士態度。在他那裏，一切神聖之物都在可毀壞之列，惟獨保持的，是人類的自由，平等，獨立與尊嚴。……一部《魯迅全集》，恰如現代中國的普羅米休斯之火。周圍的世界，從來未曾因它的蔓延而發生燎原大火；它是屬於靈魂的，光和熱直接轉化爲個體的實踐性而非群體的事件性。時間的遷流可以改變和抹殺世間的許多事物，但是，在人性深部點燃的火焰是不會熄滅的。它只是燃燒，燃燒，一次又一次地從覆蓋中升騰起來，在黑暗和深寒中顯示出初始的意義。”我想，作爲一名年輕的中國的知識份子，今天站在新世紀之交，必須重新整理、重新面對魯迅的思想遺産。只有把魯迅的思想精華發掘出來進行吸收、消化，才能在此基礎之上創建真正意義上的新文明，才能實現中國文化在新世紀的“文藝復興”，才可讓我們的同胞真正過上民主的、自由的、有尊嚴的生活。這就是魯迅思想的當代性所在。
好，我今天先講到這裏，把下面的時間留給大家。讓我們一起討論和交流。大家可以自由提問。謝謝。
讀者：我想請教余杰先生一個問題。剛才余杰先生說了很多，我覺得你的主旨想說一個，當代文學很多東西都是糟粕，都是精神垃圾。我想請問一下余杰先生，我們現在到底需要什麽樣的文學？什麽樣的文學才能適合我們呢？你剛才說中國那些專制、封建的問題，魯迅先生批判的也是這些東西，都是不可取的。中國自從夏朝以來到現在，除了奴隸社會以外都是封建社會，所以我覺得中國一直以來的文化遺産好像大部分都屬於封建的東西。余杰先生說，現在我們都不應該談這些東西了，是不是說讓我們抛棄中華文明五千年的遺産，去建立西方的民主、自由，而不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文明當中汲取一些精華。
我還想問您，我曾經看過一些書，魯迅先生曾經寫過很多雜文，這些雜文曾經被很多人標榜，但是很多人也說魯迅先生把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這些雜文上了，他的作品中大部分是雜文，這些雜文有很大部分是用來還擊別人對他的批評的。魯迅先生一邊在罵人，一方面也在反駁別人罵他，他把很大精力用在這方面了。這是不是一種浪費和失誤呢？我看您的作品大部分也屬於雜文。
余杰：第一個問題是對中國傳統的看法，可以分爲兩個層次來談。第一個對中國古代的傳統是不是要全盤否定。我並不是要全盤否定。我覺得其中仍然有很多可以吸取的東西，包括孔子、莊子的思想，包括明代末年、清代初年三位大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熹、王夫之的思想，他們有很多思想已經接近近代的民主自由、近代的個人權利的觀念。這些思考、這些文化遺産都是可以被我們繼承的。第二個層面，我們今天站在兩千零三年來說“傳統”這個詞的時候，傳統已經不僅僅是秦漢、唐宋了。從鴉片戰爭以來，像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整個中國近現代化的進程、中國的近現代文化，也都是傳統的一個組成部分。比如我今天談的魯迅，比如胡適、蔡元培、陳獨秀這樣的一些思想家和學者，他們的思想和著作，同樣也是我們傳統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二個問題是對魯迅雜文的看法。剛才我已經談到，魯迅不是不可以批評的，舉個例子，我認爲魯迅對蘇聯的看法、對史達林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偏差。因爲當時資訊的不對稱和他個人思想體系的缺陷，魯迅把蘇聯的很多情況都理想化了，一直到去世都沒有看清蘇聯和史達林的本質。相反，跟魯迅同代的思想家，像胡適、陳獨秀都把其中的弊端都看得非常清楚。我認爲，這是魯迅思想中不能回避的一個盲點。這個事實頗讓人深思。
至於雜文與“罵人”的關係，魯迅後期一些具體的針對某人某人的雜文，在我看來確實不如前期的雜文如《墳》、《燈下漫筆》等。有的文章用詞過激、甚至有人身攻擊之處。因此，我更看重魯迅二十年代的雜文創作，我認爲這些雜文的價值非常之高。這種價值並不亞於小說。我不太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爲不同的文體在文學等級中享有不同的位置，說詩歌是第一位的，再下面是戲劇，再下面是小說，再下面是雜文，最下面是新聞報道、報告文學。我認爲，不能用文體的差別來做衡量價值高低，兩者沒有邏輯上的必然聯繫。一流的雜文未必就不如一流的小說，同時，一流的雜文肯定優於二流的小說。蒙田不就是靠他的隨筆奠定了文學史上的地位嗎？
我個人這幾年來偏重寫雜文，因爲我生活在當下中國具體的時空中，今天的中國經常發生一些讓人不得不憤怒的事情，我不能對這些事情保持沈默，也不能在罪惡正在發生的時候，躲進小窩裏寫浪漫的詩歌。當然，我不排斥別的作家作這樣的選擇，這是他們的權利。但我個人做不到這點。
讀者：您認爲最理想的社會生活狀態是什麽樣的？神話魯迅和神話孔子，同樣是中國的悲哀，我們給孔子修了很大的孔廟，作爲現在的中國人怎樣才能走出這種神話的寄託？
余杰：最理想的社會其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不斷接近理想的現實。我很喜歡北歐的社會模式。
說到“神話孔子”和“神話魯迅”，我認爲這是一個過於誇張的說法。作爲知識份子而“被神話”，他們通常是身不由己的。而且，他們的“被神話”不過是統治者的花招而已。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被神話的不是像孔子、魯迅這樣的一些知識份子，而是歷代君權神授、以“天子”自居的帝王，只有這些人才是真正被神話的。他們把孔子作爲聖人、把儒家作爲國教，也僅僅是幌子而已。用譚嗣同的說法，兩千年中國皆行秦政，也就是說，兩千年中國實行的都是秦朝的制度。什麽是秦朝的制度呢？就是法家的嚴刑峻法和法家的權謀術。孔子的思想在中國並沒有真正生根，對孔子的尊重，大家都是在口頭上你騙我、我騙你地說客套話而已。就像兩個中國人在碰面的時候互相問：“你吃飯了？”僅僅是一句口頭禪。你即使回答說“我沒有吃飯”，對方也不會馬上把你請到他家裏吃飯。
我們今天的任務是發掘舊有的思想資源，同時引進西方新的思想資源，這樣才能走出虛無精神、走出奴役狀態。
讀者：聽完您的講話，做一個文人，做一個合格的文人，他的思想應該是很痛苦的。我想請問您一下，您怎麽看待巴金先生？我還想知道您對崔健是什麽看法？
余杰：先回答對巴金的看法。作爲一名經歷過一九四九年以後一系列政治運動的老作家，巴金能站出來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設想、提出懺悔的倡議，我覺得他非常了不起。但是，由於知識結構和個性的原因，他的反思沒有能夠更深入下去。更遺憾的是，幾年以前巴金就喪失了知覺，成了植物人。他還得被作爲花瓶擺在那裏，當中國作協名譽主席，去年還成爲政協副主席。我認爲這對巴金本人來說是很大的一個悲劇，真是“壽多則辱”。他的親人把他當作搖錢樹，是一件太殘忍的事情。
再說對搖滾樂和崔健的看法。我認爲，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搖滾樂所起的作用跟文學界、思想界是一樣的，我更多把它看作是思想啓蒙的重要材料。我認爲，崔健在音樂人中最了不起的是一點是，他一直在堅持自己的理念，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不管外部世界怎麽變化，不管是理想主義的八十年代，還是商品經濟的九十年代，他都在做自己喜歡的音樂。儘管他後來出的一些專輯唱片大家有很多的批評，但他認爲這是自己喜歡的東西，而不迎合、諂媚歌迷。崔健在中國的音樂家中是獨一無二的。還有，過去人們過多闡釋了他的反叛的一面，而在我看來，他有若干情歌至情至性，更是他本真狀態的寫照，如《花房姑娘》等，這樣的歌曲是可以永恒的。
讀者：我覺得魯迅的作品有一條主線，貫穿著對封建社會的反思，自始至終都堅持了這些。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不可能達到反封建的事，條件不夠，進行不下來。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雖然也打出了魯迅是旗手、主將這些口號，但僅僅是一個招牌。對封建社會的反思，直到現在也是這樣的，始終沒有抓住這個精髓。現在農村也好、城市也好，封建思想的泛起，包括腐敗以至於政治體制改革這些方面，如果不很好地從反封建的角度考慮的話，很難進行。我提的問題就是，能不能夠再把反封建這個口號叫響？在什麽樣的條件下才能重新把反封建這個口號叫響？
余杰：“封建”這個詞放在今天來看似乎不太準確。“封建主義”的說法，是從馬克思社會進化論的理論框架中提出來的，我認爲它不足以來概括亞洲的、東方的社會格局和文化傳統。說“反封建”，我更願意用“反專制、求自由”這樣的一種說法。中國的封建主義，其實就是“東方專制主義”。如同我上面談到的二月河之流的爲專制帝王招魂的作家的走紅等現象，說明今天反專制、求自由的工作還任重道遠。
要做這樣的事業，作爲一名知識份子，可以從兩個方面來“雙管齊下”。一個方面就是對教育的關心，從大學的教育一直到中學教育、小學教育，一直到幼稚園教育。讓我們的孩子意識到人的獨立、人的尊嚴這些東西是最最可貴的。我有一位老師曾經帶著家人到美國講學，在美國待了一兩年。他回來跟我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他的小女兒五六歲，到美國生一段時間以後，有一天在家裏玩，把父親最珍愛的一個花瓶打破了。父親舉起手來就想給她一耳光，但這個五六歲的小女孩一下就跑到電話旁邊去了。父親覺得很奇怪，問她說：“你怎麽跑到電話旁邊去？”女兒回答說：“幼稚園裏，老師告訴我們，如果家長打你，你就馬上打電話報警。”父親爲此感慨了半天，自己枉自是一個著名學者，人權意識還不如五六歲的小孩。這個小小的故事，可以揭示出中國和西方教育的重要差異。所以，我認爲，把個體的獨立性、個人的尊嚴的教育灌注到每個小孩心裏去，是非常重要的。我也願意在這方面做很多工作。
第二個方面，是促進中國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這種自由度正在不斷在擴大，比如網路的興起帶來資訊更廣泛的傳播。魯迅那個時代，要肩住黑暗的閘門，放孩子們跑到光明的地方去；我們今天的工作呢，是把門縫擠開。門縫已經開了一點點，進來了一點點光，作爲知識份子就要把這一點點縫隙再往前擠，使這個門縫開得越來越大，最後完全打開。
謝謝大家。
附錄：除了在北京海澱圖書中心演講之外，作者還曾以本文爲提綱，在十余所大學及中學演講。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