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5日訊】亞當斯和傑斐遜是美國開國元勳中最長壽的兩個人。作爲終生的朋友和論敵，他們的逝世也頗有神秘色彩：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美國獨立五十周年紀念日，亞當斯突然病倒在自己最鍾愛的書椅上。他幾乎是在傑斐遜離開人世的那一刻陷入昏迷的，下午五點半死亡很快就降臨了。在亞當斯生命的最後幾年，他時常對歷史、對自己的生活、對任何東西進行解構式的表達。他對朋友說：“不要自己欺騙自己了，法國、以致整個歐洲都沒有什麽老修道士，能夠無動於衷地看著一朵正在盛開的鮮花一樣的年輕處女。”亞當斯認爲，所有完美對稱的、宣揚某種明顯的道德且充滿傳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的敍述或者故事，都不過是徹底的虛構。美國歷史學家約瑟夫•J•埃利斯所著的《那一代——可敬的開國元勳》一書，正是以亞當斯的方式向讀者展示美國獨立建國的歷史，《華爾街日報》評論這本普利策獎獲獎著作說：“他向我們富有激情但卻不感情用事地、質樸卻深刻地描述了獨立戰爭那一代人：這種描述不僅是從現代人的角度展開的，而且同樣重要的，同時也是從他們那一代人的角度展開的。”
在美國，“那一代”的畫像和塑像處處可見：在美元上，在政府和議會大樓裏，在公園裏，以及那座著名的雕塑著四位偉人頭像的山峰。然而，美國公衆對獨立戰爭的領袖們的崇敬，並不同於納粹時期德國人對希特勒的狂熱迷信、以及蘇聯人對史達林複雜的敬畏之心。美國公衆對開國元勳們的基本看法是：“他們是偉人，但也是有缺點的人。”這已經是一個常識——“他們”並不是憑空産生的“聖人”，“他們”就生活在“我們”中間，也許就是我們時而和藹可親、時而大發脾氣的祖父。儘管華盛頓在“那一代”當中顯得最爲突出，但他與佛蘭克林、漢密爾頓們幾乎處於平等的地位，他從來沒有企圖成爲、也沒有可能成爲美國的“愷撒”或“拿破侖”。戰爭一結束，他便放棄了大陸軍總司令的職位；任期一滿，他便拒絕第三次擔任總統的職務。埃利斯這樣評價華盛頓的激流勇退：“毫無疑問，如果只有一個人可以享受在‘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安詳地度過自己的餘生的話，這個人就是華盛頓。或許，正是以這種奇特的直覺——他以這種直覺總是能夠抓住主要和次要之間的分別，讓他從骨子裏意識到，再擔任一屆總統意味著他將死在任上。退休使他避免了這種命運：這種命運可能確立一種帶著終身君主制的味道的先例，讓生物規律來結束他的任期。”由此來看，華盛頓與袁世凱的根本差別，當然不僅僅在於個人的品格和個性，更重要的還在於文化根基、價值立場和信仰背景。在袁世凱那裏，東方文化沒有爲他提供彼岸世界的安慰，他只能通過對權力的攫取和佔有來彰顯自己的偉大；而在華盛頓那裏，新教文明讓他對“天上的生活”有了真實的渴望，他以自己的謙卑來榮耀上帝的偉大。華盛頓的“光榮的退休”，是對民主制度和憲法的一次深深的致敬，也是對造物主的恭敬與臣服。這一舉動對美國的歷史産生了重大影響，正如埃利斯所說的那樣：“我們對他確立的兩屆總統任期的先例的過度沈迷，使得我們忽略了華盛頓自動退休所確立的另一個更爲根本的原則，亦即，政府職位按常規應當超越任職者的壽命，美國的總統制與歐洲的君主制有著根本的區別：不論總統是多麽的不可或缺，在本質上他們都是可被擺脫的。”
“那一代”中的每個人都並非聖賢，他們也有這種自覺。智慧如漢密爾頓，卻接受了論敵決鬥的要求，結果在這場毫無意義的決鬥中中彈而死，正當四十九歲的好年華；公正如傑斐遜，卻雇傭槍手在報紙上謾駡亞當斯，結果那個臭名昭著的寫手卡倫德後來轉而攻擊傑斐遜本人的私生活；剛強如亞當斯，在處理國務的時候卻過分依賴于妻子阿比蓋爾，使自己招致“夫人政治”的攻擊；忠誠如傑克遜，卻引用聖經中的話語來爲奴隸制度辯護，認爲在美國實施奴隸制是一種“必要的惡”。另一方面，“那一代”之間的敵視至少不少於友誼，用埃利斯的話來說：“獨立戰爭那一代人中的最高層人物之間的政治對話，實際上是一場長達十年之久的相互謾駡。”那個時代的許多重大事件也並非白玉無瑕：首都華盛頓的選址充滿了幕後的交易、大部分國會議員都對奴隸制保持了沈默，政府殘酷鎮壓了農民的抗稅起義（而起義所依據的原則與獨立革命是一致的）。於是，我們看到了先賢們人性的局限和缺陷，看到了他們在偉大背後的平凡、在遠見卓識中夾雜的令人遺憾的短視。他們也發現了自己以及自己的戰友們的問題，於是把對人的依賴轉移爲對制度的依賴。正是出於對人——即使他是偉人——的懷疑，他們創造了分權的制度。對此，埃利斯論述說：“在獨立戰爭那一代人取得的成就是一項集體事業，這項事業之成功乃是那一代人的個性和意識形態的多樣性所賜。他們的相互交往和共處産生了一種動態形式的平衡和平等，這並不是因爲他們中有哪個人是完美的或者一貫正確的，而是因爲他們各自的不完美和錯誤，以及古怪和過度之處，相互之間産生了制約。”從某種意義上說，“制約”是“那代人”對權力的共同看法。以此爲基礎，他們共同描繪了美國未來的草圖。儘管今天的美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布熱津斯基所論，“美國正從一個由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文化所主宰和塑造的社會，轉變爲一個全球人種所拼湊的社會”，但是那一代先賢們所勾畫的憲政共和之路始終沒有發生根本的偏移。
在《那一代》中，埃利斯用了很大的篇幅分析亞當斯與傑斐遜之間的激烈爭論。這場爭論涉及了他們對聯邦制度、對法國革命、對軍隊的意義等重大問題的不同看法，而其本質乃是對黨派活動的不同態度。在華盛頓和亞當斯的時代，美國還沒有形成明顯的黨派力量。作爲第一位和第二位美國總統，華盛頓和亞當斯都強烈地蔑視“黨派主義的道德”，而堅持具有神聖地位的“共和國的公共利益”。他們以自己在獨立戰爭年代輝煌的資歷成功地做到了這點。而當傑斐遜和麥迪遜所領導的共和黨戰勝了亞當斯之後，黨派紛爭便成爲美國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環節。傑斐遜堅定地宣稱自己就是那個“兄弟會”的一員，他並不認爲這是一種恥辱。傑斐遜被選爲總統，標誌著一個時代的開端——美國總統自此之後必須永遠是某個政黨的領袖。“拉幫結派”不再是“小人”的把戲，而成爲政治的必要手段。此後，也沒有一個政治家號稱自己能夠代表所有美國人民的利益——在美國人看來，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其實就是“所有人的利益都無法代表”。因此，政治家只能說自己代表某些階層的利益。因爲人不是神，人有無法克服的局限和缺陷，因此黨派紛爭是不可避免的。在那一代人中，傑斐遜是最早承認這一事實的人之一。
美國就這樣在這幫偉大的、也有缺點的人手上創建起來了。這本身就是一個神迹。一七八三年，當對大英帝國的軍事勝利剛剛在《巴黎和約》中得到確認，華盛頓便以最雄辯的詞語描述了這個大陸的美好前景，他寫道：“美國公民，正置身於一個令人最爲嫉妒的良好條件之下。他們作爲這一整片物資豐富、生活便利的大陸的唯一的地主和所有人，現在已經被剛剛簽訂的令人滿意的和約承認，擁有絕對的主權和獨立。從現在開始，他們就是這個世界中最引人注目的舞臺中的演員。上帝讓這個舞臺成爲展示人類偉大和幸福的特別所在。”果然不出“那一代”所料，歷史確實穿越大西洋來到了美利堅。
——兩千零三年十二月三日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