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上)
從天安門廣場到監獄
一
1962年的國慶節快到了。我的那份一寸多厚的《回顧》，已被黨小組、黨支部、黨總支和社黨委層層傳閱研究過了。
國慶前夕，一位負責同志代表社黨委，把我召進了他的辦公室，讓我坐在一張寬大舒適的皮沙發上，熱誠地向我宣佈了黨組織的初步決定。其大意是：
你的這份材料寫得很好。經歷了重大磨難之後，你仍然一本初衷，向黨說出了這幾年別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這是非常可貴的。其中很多觀點是可取的，這份材料很有價值。我們將把它打印出來，呈送中央領導同志參考。請他們看看這樣的同志，究竟算不算「右派份子」。同時請他們看看，北大荒的農場如此對待去勞動的「右派」，究竟合適不合適……
停了一會，他接著說：
黨已決定對你進行甄別，望你耐心等待，配合黨組織把這個工作做好……
對此，我深表感激。
國慶遊行那一天，也許黨組織為表示已恢復了對我的信任，竟大大破格地讓我這個畢竟在表面形式上還被戴著「右派」帽子的「專政對像」，也高舉一桿大紅 旗，走在新華社遊行隊伍的最前列，接受了天安門城樓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過去我也曾有幸在觀禮台上，享受過觀看閱兵式和遊行隊伍的喜悅。而這一次，是 自己高舉大紅旗通過天安門前讓別人觀看，也同樣使我感到無比振奮、無限溫暖。
可惜，事隔僅僅一個月，天安門前的振奮與溫暖還在沸騰著我全身的熱血，在北戴河舉行的黨的中央工作會議以及隨後在北京舉行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 的精神傳達下來了。在這兩次會議上，毛主席都反覆強調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打退單干風，打退翻案風」， 徹底推翻了他自己半年多前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全國的政治形勢又一次急轉直下。
新華社的一些領導同志，按照他們可貴的「黨性」和「緊跟」的悟性，也徹底推翻了他們一個月前對我的音猶在耳的講話。同一位負責人，在同一個 辦公室，讓我坐在同一張大沙發上，仍然代表同一個新華社黨委，向我重新宣佈說，我的那份曾被他們肯定為「很有價值」的材料，是一棵「大毒草」，是「階級斗 爭的新動向」，是「翻案風」的典型罪證。因此必須對我進行「再批判」，否則就不足以使我「脫胎換骨」，也不足以挽救在我的「影響」下也紛紛「鬧翻案」的社 內外其他「右派份子」……
對這，我還有什麼好說？
但是現在我要說，這位向我作出如此截然不同宣佈的負責同志，本是一位好同志，他對毛主席的崇拜和信賴是虔誠的。他不相信毛主席難道相信我不成？我算老幾？！
因之後來我不怪責他們。我只痛恨自己老是那麼「天真得可愛」，老是不懂得「吃一塹長一智」，老是看不透老謀深算者們的「玄妙」心機，老是只做到了「害人之心不可有」，而沒有做到「防人之心不可無」！
如果說，1957年的響應號召「幫助黨整風」是第一次上當，去北大荒「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是第二次上當，那麼這一次的再響應號召就是第三次上當了！
不過我覺得不論是誰，老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老是說話不算數，老是拿黨的信譽和命運當兒戲，任意蹂躪應給人民的民主與許諾，都遠不是共產黨人應有的鄭重態度。還有一些人，曾經認識了真理，卻又隨著氣候的變化硬要把真理說成是謊言，那也肯定要受到歷史的嘲弄。
二
對這一次的所謂「再批判」，也許人們認為我這個人的問題「不好批」，沒有再像1957年那樣匆匆忙忙地披掛上陣，而相當周密地進行了準備。准 備之一，在1962年11月，不惜工本地以新華社「黨委辦公室」名義，鉛印了一本《關於右派份子戴煌的材料》，廣為散發，以發動大家對我進行「再批判」。
下面，就是這本材料最前面的「說明」：
戴煌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被劃為右派份子，受到撤銷職務、監督勞動的處理，曾在黑龍江850農場勞動兩年零八個月。去年（即1961年）9月分配到國部資料組工作。今年（即1962年）6月間，他以《回顧我這幾年來所走過的道路》為題，寫了一份約八九萬字的翻案材料交給組織，不承 認自己是「敵視黨和仇視革命的右派份子」。他在這份材料中，繼續堅持過去的一系列的反動觀點，併發表了許多新的攻擊黨的言論。十中全會公報發表以後，他在10月間又寫了一份補充材料，作為他「對於錯誤本身的認識，以及今天對若干問題的認識」。在這份材料中，他仍然堅持「不能承認自己是個反黨、反人民的分子」。為了便於領導上和有關同志研究和處理他的問題，特將這兩份材料印出，並同時印出反右派時對他所作的政治結論。
戴煌所寫《回顧我這幾年來所走過的道路》全文很長，印出時對文中第二部份他在東北「勞動期間的表現及問題」略去（共約四萬多字），只保留了文中的小標題。
黨委辦公室
1962年11月
看，「說明」中提到的這兩份材料，都是黨組織不止一次地動員我寫的。對如此重要的背景或前提，在「說明」中都被蓄意「省略」了。這樣才會給不明真相的 人們一種印象，好像都是我自己主動要寫、主動要「翻案」的。各級黨組織看了我的《回顧》，主動而正式地委派負責同志，鄭重地向我說的那些肯定和讚揚這份 「全文很長」的材料的話，在「說明」中更蓄意「省略」不提了，似乎根本沒有這回事。
誰說新華社的一些人沒有本事？這就是他們的「本事」！這就是他們的「政治鬥爭」！這就是這些自詡為要與我這個「反黨分子」作鬥爭、「忠實於」共產黨人誓言的人們的「高貴純潔」的靈魂！
準備了六個月之後，「再批判」於1963年「五一」節過後才開始舉行。斷斷續續的大會小會，從「五一」開到「七一」才告一段落。每開幾次會，都要出一期《批判戴煌簡報》，不知送到哪兒去。
不過，在「再批判」告一段落的那天下午，新華社黨委委員。國內部總支書記、國內部副主任方實同志，在總結發言快要結束時仍然這樣說：「儘管戴 煌同志提出的許多觀點和大多數同志的看法不一致，他的某些觀點也許是錯誤的，但他過去為黨為人民所作出的奉獻，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這大出我的意外，使我感動得幾乎掉了淚！
三
「再批判」之後，我感到有些人不會再讓我在新華社呆下去了，我得及早準備「善後」。
然而，在新華社背後石駙馬大街（「文革」中改稱「新文化街」）。學讀二年級的青青還不懂事。她一派天真爛漫、無憂無慮。她的各門功課的大考、 小考或小測驗，基本上都是滿分，名列全班前茅。課餘，她還去全國政協禮堂背後的西城區少年之家學跳芭蕾舞，動作靈巧而優美。可是潘雪媛與我，都已預感「大 難」即將臨頭，她決定與我立即成家。
這時是1963年8月。1963年元旦前後，我的前妻來北京看青青，潘雪媛曾當面勸她與我破鏡重圓，哪怕僅僅為了孩子們。只要我的前妻首肯，她，潘雪媛，「作為戴煌的一個女朋友，也會由衷地感到高興」。
我的前妻問：
「戴煌甄別平反的事，進行得怎麼樣？」
「本來是要給他平反的，可是後來上面的精神變了，反而對他搞了『再批判』。」
「如果戴煌不能被徹底平反、恢復黨籍，復婚是絕對不可能的。」
既然「不可能」，我一旦被投入牢門之後，青青交給誰？
潘雪媛說：「交給我！」
當我向直接管理我們這些「右派」的新華社保衛處言明潘雪媛的設想時，保衛處的一個同志予以斷然否定：「小潘只是你的一個女朋友，你怎麼能將孩子交給她呢？」
這樣，潘雪媛才決心與我立即成家，以備我一旦「遠走高飛」，她能夠正式以繼母的身份撫養青青這孩子，雖然她每月只有少得可憐的24元工資，還要從中多少不等地拿出來孝敬自己的父母和老外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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