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下) 甄別夢
解放初期的那幾年，人民連喊「萬歲」還來不及。應該說，那時候的敵對分子與暗藏特務比現在多得多，而我們並沒有聽到過小孩們若無其事 地唱起這種歌謠。但是今天，真正的敵人越來越少了，而人民歡呼「萬歲」的激情反而減弱了，忿怨、不滿甚至「反動」的童謠反而普遍地流傳開了。
更為嚴重的是，家長們對此不聞不問，這就很值得我們警惕並反躬自問。沉默和消極，是最可怕的抵抗。整個社會會因此無聲無息地受到毀滅性打擊。去年（1961年）年底，當我也參加政治學習的時候，我深感我們的政治空氣是窒息的，大家左盼右顧，言不由衷。我們這樣的新聞機關——歷史最久、老同志最多、政治上原本最為開明的機關，情勢尚且士。此，其他部門、全國各地的情況如何，可想而知矣！我不能不提出，「大家為什麼不敢講話？」並且在多次發言中，均指出了我們的民主生活不活躍，嚴重地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的若干現象。
我知道，有人會認為我這是思想「殭化」，是「花崗岩腦袋」，也有人公開言明我這是危險的。但是我一點兒也不覺得這有何危險。如果說有危險，也只能是因為我說出了一些使某些人覺得不舒服的話，給我個人的命運造成重大的危險。也可能，在這些覺得不舒服的人看來，我給他們的「威信」和「面子」造成了「危險」。除此而外，對國家、對人民、對黨的事業，我的這些話是不會發生任何危險的，相反只會有好處。「不成功，則成仁」，這就是我的態度。不管何時何地何人人是對黨對人民不利的事，我都要講，一直講到這種現象被克服為止，或者講到我被「殺頭」為止。
現在，從我們國內部來說，民主空氣比以前活躍得多了。不少人在會議上說了許多過去在私下也不敢說的話，例如：「不民主的錯誤是從『反右』範圍擴大化以後開始的。」「三個人在一起說假話，兩個人在一起是半真半假——而且這還必須是兩口子，只有一個人在想問題的時候才是真的。」「過去合則留不合則去，可以不為五斗米折腰，而現在則不可能。」還有人公開提出：「三面紅旗」應該改為兩面，因為「人民公社」辦得太快、太早、太大了。它只能是將來的「必經之路」，更不能早在幾年前就說它是「應運而生」……
我覺得這是一種正常的、可喜的、令人振奮的現象。這些說法不一定就正確，也可能是絕頂錯誤，但是大家能夠暢所慾言，就說明大家對黨又恢復信任了，又親切起來了，而不再擔驚受怕了。
這是黨和領袖們知錯改錯的結果。但是我覺得，這還遠遠不夠。據我所知，即使在同一個新華社，除國內部之外，其他部門在討論國家大事時，還仍然是彷徨顧盼、沉默寡言的。即使是一些小頭頭或黨員同志在發言時，也仍然是拐彎抹角，不痛不癢。他們自己也許心中有數，而聽者卻不知其所云。
這說明在數九寒天之後，不是一下就能解凍的。同時也說明，黨和領導人還沒有起到有力的示範作用。群眾都是跟著領袖走的，領袖怎麼做，他們才會怎麼做；領袖做到何種程度，他們才會做到何種程度。
現在我們的領導人在這方面做得如何呢？我以為在承認錯誤、追查原因時，還不夠徹底和大膽。似乎在「面子」和「威信」方面，還有些包袱沒放下來。我覺得這是不必要的。這不是個人作風和私生活上的小事，而是攸關全國人民命運的大事，是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孔老夫子的學生子貢說過：「君子之過，士。日月之食焉。過之，人皆見之；更也，人恆仰之。」可見，缺點和錯誤是隱諱不了的，而一旦承認與改正，大家就會仰慕讚歎了……
不過要做到這一點，又必須要有諸葛亮的明智，那就是「布所失於天下」，發動全國上下「勤攻吾之缺」。這樣，大家才能相信我們的黨和我們的領袖是謙虛的、誠懇的，是「聞過則喜」、「知過必改」的，從而他們才能打消一切顧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所以說，古今中外，像諸葛亮這樣的聖哲賢明者之可貴，並不在於其聲勢顯赫、才智蓋世，而在於他們忠國利民。豐功偉績之後，尚能兢業勤儉，明短於人，躬求舉世之長，以補自己之不足。他們決不持其強而諱其疾，也決不容許別人媚讚其為萬能萬德之聖雄……
今天，以此來衡量一個政黨及其領袖是否明智與偉大，亦不無可取之處。我以為我們的黨，本該是這樣的黨。雖然，黨的民主傳統和謙遜的美德，一度受到了嚴重破壞與損害，但現在，在經歷了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之後，黨即能痛感及此，撥亂反正，並且在作更進一步的努力，也確是難能可貴的。
我相信，在黨的感召下，在領袖們的帶動下，我們的黨和全國人民必將團結得更緊密，困難必將被克服，鬥爭必將會勝利，真正的「大好形勢」必將很快到來。
可以說，這是我的《回顧》中的所有新內容的核心，也是結合了從「反右」直到「七千人大會」的國內問題的最新材料，也是對「神化與特權」問題的進一步思考並重申對其克服辦法的小結。我真誠地相信黨中央和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會就此改弦易轍，所以又一次作了大膽的闡述。
《回顧》全文於1962年6月26日夜完成，第二天早晨上班時即全部上交，如卸重負，對其所抱的期望很大，信心也很足。
三
得知黨組織要我寫材料，我的甄別平反有望時，不少關心我的同志勸我並幫助我介紹女友以重建家庭，好讓我在新的伴侶的協同下，更好地養育身邊的女兒戴青青，自己也好集中精力寫點兒東西。
青青是1962年春天從保定接來北京的。組織上為此把我每月的生活費，從32元提高到55元，比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只少一元。
對所有這些，我都很感激。對於青青未來繼母的條件，我也想到了兩點：
一、對青青要待之如親生女，不能有任何微小的歧視與冷漠。如果青青的生母日後願意常來看看孩子，對她也要待之如至親良友，情熱而意減。
二、要能同甘苦，共患難，直至「不怕坐牢、殺頭」。因為對黨提意見，可能得到嘉許也可能坐牢殺頭。多年的客觀規律就是如此，不得不作這兩方面的準備。
有了這最根本的兩條，其他就好辦了。如果對方出身貧寒，深知人生之甘苦，而又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則能較好地協助我教育孩子和料理家務，如果還 能幫我抄抄稿子和做點資料卡片，那就更是錦上添花、求之不得的了。至於才貌如何，則早已不在考慮之列。不是早有人說過：倘若「愛」而無心，只能是受罪的 「受」？才貌頂何用？
繁體「愛」字中間有個「心」字。
根據這些設想，在朋友們介紹的都是尚未成過家或從未有過男朋友的女醫生、女圖書管理員和女工中，我選擇了後者。她叫潘京榮，出身貧寒，能夠吃苦，過去 一次戀愛都沒談過。這使我很滿意。但使我非常遺憾和愧對的是，她雖然也屬「龍」，卻比我整整小了12歲，她22歲，我34歲，這對她來說，我的年紀未免太 大了，而且還是個結過婚、離過婚、身邊又已經有個孩子的人。
然而，我想錯了。
1957年秋冬之際，新華社大院裡還殘存著不少「聲討」我的大字報的時候，17歲的小潘從浙東老家來新華社投親靠友，想找碗飯吃。她看了一些 大字報，認為我說的一些話並沒有什麼錯，因為她在自己的家鄉確實看到許多鄉親把毛主席的像像神的牌位那般供著，朝他老人家叩頭祈禱；確實看到家鄉的許多干 部多吃多佔，大耍特權，日子過得美滋滋的，而不顧鄉親們的疾苦……她越想越覺得我的反對「神化與特權」的話並沒有什麼錯。而且她在學校裡又讀過我寫的羅盛 教的故事，一下就認定我是個「好人」而不是「壞人」，雖然那個時候她還不知道我這個人高矮胖瘦，長相如何。
後來，她在新華社攝影部的一位老記者家裏當小保姆。「大躍進」時「躍進」到北京西城區二龍路街道公社下屬的一家工廠當工人。比較起街道上的普通家庭婦女和小腳老太太們，她年輕伶俐，又小有文化，為人也很端正，就被培養成二龍路噴漆廠的出納兼統計員。
當有人介紹我們相識時，我說明了我的一切情況，尤其我比她的年齡大得太多，又有孩子，收入很微薄，望她慎重考慮。想不到她竟然不計較這些，決心與我生活在一起。「只要人好，就是一切。」她說。
而且很快，她就與青青相處得非常好。這使我欣喜過望。我想，這豈止是「雪中得炭」，簡直是在白雪茫茫的大漠之中，奇遇天賜良媛啊！「靈機」一動，給她起了個新名字——潘雪媛。
她認為這名字很文雅，也很優美，是她原來的名字沒法比的，所以非常高興，立即去西單刻了個新圖章，並要求二龍路派出所在她的戶口卡上姓名欄的「又名」中填上了這三個字——潘雪媛。
這時，我處於自1957年落難之後從未有過的亢奮中：甄別材料交上去了，就等黨組織的決定了；小家庭的重建已有了眉目，重新感到了做人的幸福；尤其是，黨中央和毛主席似乎真地接受了經驗教訓，一切使人感到壓抑、痛心的做法正在下決心糾正……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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