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下) 死裡逃生回北京
我就以這樣的裝束在牡丹江車站下了車，換上牡丹江直達北京的快車。但在要穿越天橋時，我硬是雙腿打戰，上不了天橋的台階。得虧中央樂團合唱 隊的男中音閏啟明和北影演員管仲強等人架扶著才越過了天橋，到了停靠直達北京那趟列車的站台。到了我們該上的那節車廂跟前，車廂入口處的那兩小級台階我也 上不去。仍然得虧閏啟明和管仲強他們把我架了起來，在背後使勁一推，才使我像一隻大棉花包似地進入那個車廂。
由此使我感到，我若在「死亡場」再呆上十天半月，也許就會像小羅那樣死去，或像張宣那樣死在奔向北京的列車中……
列車駛達哈爾濱。我按照個人的預定方案，要再看一眼這座有許多俄式建築的城市，連忙與閏啟明、管仲強等難友暫時道別。
當我肩挎著背後的旅行袋和胸前的小網兜，在哈爾濱車站的候車室和站前廣場上轉來轉去想尋覓著買些吃食的時候，果然被車站派出所的一位民警盯上了。他從身後猛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來！跟我來！」
我跟著他走近了派出所外間的那間煙霧騰騰、人聲嘈雜的小屋。
「幹什麼的？」
「路過哈爾濱。」
「路過？我看你像個『盲流』。」
「不是『盲流』。我原是新華社的一名記者，57年被劃為『右派』，到北大荒勞動了將近三年。」
「噢！吃了不少苦吧？」
「能活著出來就是萬幸！」
「現在打算到哪兒去？」
「回新華社。眼下先去我們的黑龍江分社。」
「有證件嗎？」
「有！」我掏出了那上面寫著「回原機關」字樣的行政介紹信：
他看了看，這才一揮手：「你去吧！」
我離開了哈爾濱火車站，經多次打聽才找到了黑龍江分社。在那裏我受到了真摯的關懷。尤其是分社年輕的機要員陶國棟， 除了工作之外，幾乎整天陪著我。他過去與我素不相識，只是在福建海防前線分社時就知道我是一名老軍事記者，就憑這，他對我倍加同情與體貼。他在分社為我安 排了住處，一天三頓飯都陪著我到黑龍江省委大食堂就餐，並使我有可能兩次探望已被分配到哈爾濱藝術學院的楊角、張曉非夫婦，同時測覽了已經明顯蕭條的哈爾濱市容。
後來去新華社湖北分社當記者。
我到了同樣蕭條的長春，我們吉林分社的青年記者康國誌、王文璉夫婦也熱誠地接待了我。王文漣，只是在新華社青島療養所與我以及我的前妻共同療 養過一些時日，康國誌則從未晤過面。他們不僅在吉林省委招待所為我安排了食宿，臨分手時，還給我即將去大連探望的孩子買了些玩具與糖果。當他們得知我的妻 子已與我離了婚時，他們也有說不出的難過……
這是些多麼善良並敢於向政治的不幸者表達同情的好人啊！我將永世不忘！要知道，那是誰向「右派」表示同情與友善，就隨時都可能蒙受不白之冤的年月啊！
正因為如此，當我到了我們的旅（順）大（連）支社，便感到氣氛迥然而異。他們先懷疑我是個逃犯，要看我的證件，看了證件，又說支社沒有地方 住，而不想去大連市委招待所給我安排個一席之地。我只好去睡在大連輪船碼頭的旅客候船大廳內，從那兒去看了兩次我的小貝貝和她的老外婆。
五
她們跟著貝貝的姨父母，住在大連沙河口區的一座日式兩層小樓裡。貝貝三歲多了，活潑而調皮，一頭濃髮被外婆分梳成幾十根小辮子。她當然不會記得她不足十個月就會叫一聲「爸」的我這個爸爸，而口口聲聲叫我「姨父」。外婆在一旁一邊給我和面做麵條，一邊掉眼淚。
「你和她媽的事，難道就這麼算了嗎？」外婆問。
我默默地點了點頭，她老人家哭得更傷心。
貝貝的姨父母此刻都不在家。姨父在大連工學院進修，姨母正帶領本廠的職工在郊外山裡打樹葉度荒。他們接到了外婆的電話，都匆匆趕回，把家中僅 有的當時千金難得的肉罐頭、魚罐頭等等都拿了出來，盛情款待我這個正在落難而又從未見過面的親戚。我再三感謝他們在我極度困難的時刻，給了我的小女兒貝貝 以最好的養育之所，並獨力承擔了對老外婆的奉養。
第二天一早，貝貝的姨父母又各自上班去了。中午，我帶著老外婆和貝貝，到附近的街道上亂哄哄的小飯館裡吃了頓飯，然後到一家照相館裡合了個影，就獨自乘船到天津，又連夜坐火車回到了闊別兩年零八個月的北京。
這時，全國大飢餓的1960年只剩下最後兩天了。新華社的一些老熟人已完全認不出我這個人了。原來是高大壯實的男子漢，現已成了枯瘦憔悴的病態人，體重由196斤減少到了82斤，完全判若兩人，如果不自報姓名，人們怎能一眼認出來？
當然，驚異是有的，但是大多隻是哼哼啊啊地走了，說不上是有幾分同情還是怕沾嫌疑。
當天，我就趕往了保定。
1961年的元旦，是在保定度過的。已離婚的妻子避而不見我。我把已滿六週歲的大女兒戴青青，從保定專署幼兒園，領到了保定地委招待所。這孩子當然記得在人世間還有我這個爸爸。她一頭撲在我的懷裡，十分傷心地哭著：
「爸爸，您去哪兒啦？您怎麼老不來看我……」
我怎麼說？我只能強忍著淚，對她說：「爸爸出差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工作忙啊！爸爸對不起你……」
我們父女倆在招待所裡親親熱熱地團聚了幾天。我帶著孩子逛了幾條大街，給她買了一件黑燈芯絨貼肩的黃燈芯絨褂子和一條藍燈芯絨褲子，帶著她到照相館照了相，把她送回了幼兒園，就又與她分手了。
六
從保定回到北京不久，我的全身又開始浮腫了。
這是第三次浮腫。也許看我已生命垂危，或許北京的人們也都在餓肚子，知道這幾年的很多事幹得很不妙，我在北大荒所發表的各種「宏論」並非「反 動透頂」，新華社沒有按照北大荒農場的「建議」把我立即逮捕法辦，而讓我在新華社醫務所的簡單病房裡，與其他浮腫病人共度了一個多月，然後讓我到八達嶺南 側的居庸關火車站下的新華社綠化隊去侍弄果樹、葡萄，燒開水爐或趕著小毛驢去南口買菜。1961年夏秋之間，又讓我回到新華社國內新聞編輯部搞資料工作， 抄抄寫寫，剪剪貼貼。
這時，個人的存亡得失，已不再左右我的情緒。一個人革命與否，不在其名之揚抑，位之高低，俸祿之多寡，榮辱之輕重，更不在其居何地、事何業。根本的根本，只在於其為何而生，為何而死。
「不管如何也要革命到底」成了我心底的座右銘。
然而這不等於說，我在內心中已完全拂卻了煩惱與痛苦。現實中的不順，家庭中的困苦，國事民情的多災多難，真理與謬誤之不能索然分明，還不時咬嚙著我的心。
我憂歎我們這個民族見義勇為、雪中送炭的優良傳統殘存若失——見義勇為被代之以膽小怕事，雪中送炭成了錦上添花，赤膽忠心明肺腑也變成了「見人只說三分話」。珍視正當的情誼而不為貴賤、貧富、安危所左右者寥若晨星，披肝瀝膽仗義執言者幾近絕跡。
我老家的人，屋漏瓦破，缺錢短糧，病危而不得治。1958年「三‧一八」我被開除出黨收入銳減後，我立即變賣了派克筆，給我生肺病的姐姐寄去 了最後幾盒進口的鏈黴素和雷米封，她用完了這些藥品而再無後繼的藥品，不久就死去了，死時年方34歲。我的一個正在小學執教的年方20歲的侄兒，患了心尖 瓣狹窄症，公家只要出200元給他動了手術，就可以挽救這條年輕的生命，但有人說他是我這個「大右派」的侄兒，他本人又尚未被轉正，就眼睜睜地看著他死去了……
這些令人極為哀傷的消息不斷傳來，我能怎樣想？如果他們都已七老八十，難免一死；或已成絕症，難以救治；或因意外事故，不幸喪生，我雖哀痛但尚能寬釋，然而他們並非如此。僅僅因為沒有錢和家中出了個所謂的「大右派」，只得坐視其斃！
我知道，這遠非我的獨家之哀。幾年來舉國皆困，饑寒無以慰、疾患無以救者，何止千萬家！每當冥思及此，「安得廣廈千萬間」的意念是十分強烈的。
可以說，我回北京後的心境是複雜而多變的。這也正如托爾斯泰在其《復活》中，把人心境的複雜多變比作一條曲折漫長的河流那樣，有時清，有時濁，有時平緩如鏡，有時洶湧澎湃，有時彎彎曲曲，有時一瀉千里……但在相當多的時候，我又是平靜爽朗、達觀愉快的。工作之餘，常常集中精力於讀書學習，觀察生活，整理素材以備寫作。我不願做個庸碌無為之徒，讓無盡的煩惱與俗念吞噬自己的年華。
托爾斯泰的原句是：「天下的水都是二樣的，可是每一條河都有窄的地方，有寬的地方，有的地方水流得急，有的地方水流得慢，河水有時澄清，有時混濁，冬天涼，夏天暖。人也是一樣。」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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