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藥學，是建立在豐厚的文化底蘊之上的，其中以仁為基，以人為本，便是明證。
仁，是儒學的核心，是佛學的內涵。清代學者袁枚說：「聖學 莫如仁」（最神聖的學說沒有比得上「仁」的）。受儒釋二學的影響，醫學將治病救人的宗旨，用一個「仁」字統括，實在是太妥貼、太精粹了，這體現了最高的道德境界。
孟子說：「仁者愛人」，一語中的，道出了「仁」的本質。醫乃仁術，集中表達了醫學的仁愛、仁慈和仁義觀。歷代醫家都是推行仁術的典範，皆以「大庇蒼生」、「普救含靈」、「大濟蒸（眾）人」、「普濟黔首」、「以其術仁其民，使無夭劄」為己任，終生不渝，從不廢棄，從而成為祖國醫學之優良傳統，世代相承，流傳不息。唐代大醫家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對仁術的具體內容作了充分透徹的闡述：「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悽愴，勿避嶮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
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大害）。「他又說，醫生若憑藉醫術「邀射（獵取）名譽」、「經略（謀取）財物」，是「甚不仁矣！」 是「人神之所共恥，至人之所不為」。雖時隔1300多年，細細讀來，真是振聾發聵，感人肺腑！可謂聖人之言，歷久彌新，其利溥（廣大）哉，無人能懷疑它的 重要現實意義。
人學，是關乎人心、人性、 人情的學問，在中醫學中極為重視。一位西方醫學工作者曾這樣說：「西醫是治人的病，中醫是治有病的人。」這不僅從本質上說明了中西醫的區別，而且真切地揭示了中醫的人學內涵。除了疾病之外，作為整體的「人」，在中醫理論中備受關注。《內經》的作者認為：在天地萬物之中，「莫貴於人」。
他們還借黃帝之口，表現對「人（百姓）心」的關注，如面對百姓患病而束手無策之時，則說「餘念其痛，心為之亂惑，不可更代（不能替百姓受苦），百姓聞之，以為殘賊（認為我對他們殘暴不仁）」。於是他與岐伯等人（實際上是古代的醫家們），不斷探討治療各種疾病的方法，以穩定人心。
對於人性，亦是如此，通過黃帝之口說：「君王眾庶 （百姓），盡欲全形（都很關切健全形體），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盡欲全形」這是人的本性，人們都希望自己有一個健康的身體。關愛生命，人之天性，合情 合理。至於「人情」，《內經》作者非常嚴肅地告誡醫生要「不失（忽視）人情」。明代醫家李中梓專門著《不失人情論》，從病人、旁人和醫人三個方面，來分析 人情，鞭辟入裏，不可不讀。
僅對「病人之情」，就涉及十幾個方面：一、髒氣（生理功能）不同；二、好惡不同；三、交際（社會地位）不同；四、調治不同； 五、無主（主見）之為害；六、過慎之為害；七、得失之為害；八、緩急之為害；九、成心（偏見）之為害；十、有（有的病人）諱疾不言；十一、有隱情難告…… 何等具體、細緻！說中醫是人學，實不誣（欺騙）也。
在治療中，中醫更是突出以人為本的人學思想，許多醫案均可明證。這裏舉金元大家朱丹溪一病案，在醫史上被傳為美談。同窗葉儀患痢疾，病情沉重。朱氏瞭解到葉儀平日與人交談多，中氣虛，又因工作忙，常常饑餓，接著是飽餐，形成了積食等病外情況後，確立了一個獨特而大膽的治療方案：不急於止痢，而是用蔘、術、陳皮、芍藥等補藥十餘劑，對葉先行補益，補得葉儀一天比一天病重，痰窒咽如絮，晝夜痛苦呻吟，瀕臨氣絕，私下與二子訣別，社會上也傳出葉儀死去的消息。而朱氏對此視若無睹。10餘日後，經過診脈，煮小承氣湯（泄熱通便，治痢疾，是《傷寒論》中的經方）二劑給葉儀喝下，便覺從上而下，心中清爽，病竟漸愈。朱氏對別人說，如果我不給他補足中氣，他怎麼能承受我這兩劑小承氣湯！
由此，思之久，悟之久，深感仁術、人學，實在是中國醫學的獨道之處，是其特色所在、奧妙所在、魅力所在！吾輩定當學習之、繼承之、弘揚之！
文章來源：華夏中醫網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