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9日訊】【新世紀特稿2008年1月7日】2007年已經過去了。在人民生活必需品物價飛漲、老百姓怨氣沖天，1.3億股民提心吊膽的日子裏，社會上卻閃現著不少值得注意的亮點。圍繞著中共十七大，民間籲求政治改革、呼喚憲政民主的文章、公開信、研究報告，此落彼起，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討論熱潮。特別可貴的，是企業家發出的改革政治體制的呼聲，和農民要求土地所有權的強烈訴求，都在網上和民間引起熱烈的響應，成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令人矚目的發展。
（一）理論界：民主社會主義和憲政改革
在2007年表現最為活躍的，首推思想理論界。《炎黃春秋》在今年第二期上發表了謝韜的文章《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它的核心內容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是民主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應當堅持民主社會主義。這篇文章本是謝韜為國防大學教授辛子陵的專著《千秋功罪毛澤東》所寫的序言《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在網上發佈後，就已經受到人們的注意。謝韜應約把序言加以修改壓縮，並在《炎黃春秋》公開發表，反響更為強烈。人們或奔相走告，讚不絕口，或複印文章，相互推薦；有些民間研究機構召開座談會，圍繞謝韜文章展開進一步的研究討論；網上更是好評如潮，讚賞支持的聲浪占著壓倒的優勢。與此同時，某些半官方的機構，如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一些研究機構，則在毛派人士的推動下舉行批判會，理論批判中不時出現文革式的漫駡甚至人身污辱，給正常的理論討論添加了不和諧的色調。
繼謝韜的文章之後，南京的一位離休幹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王家典10月上旬在天益網上發表了有兩萬多字的長文《恩格斯——第二國際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文章對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和理論家作出了積極的評價，並分析了恩格斯的《遺囑》，說明他同伯恩斯坦等的親密關係和思想一致。他指出：德國社會民主黨從事議會合法鬥爭，爭取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平轉變，正是恩格斯逝世前專心致志的事業。文章著重從恩格斯的四篇文章，分析他對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新探索。特別是《卡馬克思〈1848年到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序言》，王家典認為，這是“恩格斯的政治遺囑”，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平轉變的綱領性文獻”。在這篇文章裏，恩格斯“反思他們對以前主張的法國大革命模式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歷史教訓”， “總結和論證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通過選舉，爭取掌握民主立憲政體人民代議機構權力中心，以實現和平過渡的利益和優勢”，並且分析了武裝奪取政權的不利條件，“進一步論證了和平過渡路線的理由和根據。”王家典的文章，加強了人們對民主社會主義的關切。
謝韜和王家典代表了老一輩理論工作者對社會發展途徑的關注，張博樹和郭泉則反映了中青年學者的思維方式和改革思路。在謝韜文章發表半年之後，網上出現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張博樹的系列研究成果——《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其主報告是《中國憲政改革：背景、目標、實施步驟與約束條件》；還有兩個附件：《俄羅斯、東歐民主化進程及其經驗教訓對中國的啟示》，《臺灣民主轉型的歷史——制度背景》。主報告和附件共有十幾萬字，它們分析深刻，說理透闢，邏輯嚴密，無懈可擊。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理論界關於憲政改革的最嚴整、最具說服力的理論作品。主報告在談到憲政改革的背景時指出：1989年前，“由於掌握實權的中共元老們的保守性，中國共產黨錯過了在經濟體制改革獲得相當成功的基礎上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把中國真正引向憲政民主之路的歷史機會。”
1989年後，專制體制更是病入膏肓，各種完善執政體系的總思路“仍然沒有跳出在黨專制體制內自我調整、自我修補的框框。”因此，中國憲政改革的總目標，應當是“解構以至終結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體制，再造共和，建設名副其實的憲政民主中國，實現中華民族的百年夢想，使中國的政治現代化匯入人類文明的發展主流。”在提出九項制度的改革主張和三條改革原則後，他具體地列出了憲政改革的實施步驟：1、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2、改革教育體制，廢除黨化教育；3、推進基層和地方自由選舉；4、建設政黨政治；5、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民主化；6、解決兩個標誌性事件，六四與法輪功；7、舉行制憲會議，確定多黨制基礎上的憲政民主法律框架。圍繞這個主報告，還有十個分報告和一個附件，預計在今後兩年內逐漸完成發表。這些研究成果，將會提供更為具體的憲政改革方案。
與前三人相比，39歲的南京大學副教授郭泉的遭遇是不幸的。他在今年10月發表了致胡錦濤、吳邦國的長達兩萬五千字的公開信：《探討全民福利條件下的多黨競選的民主政體》，不久就被南京大學剝奪了教書的權利，被派到資料室當資料員，原來帶的14個研究生也不讓他帶了，民盟南京大學支部還開除了他的盟籍。他在公開信裏說了些什麼，竟然遭到如此嚴厲的懲處？公開信首先就“什麼是社會主義”和“什麼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全民福利的社會，就是社會主義社會。整個人類社會在經濟上就是一個從剩餘價值壟斷到剩餘價值共用的一個過程。”“全民福利條件下的多黨競選的民主制度，才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公開信的主要內容還有：執政黨和在野黨競選輪替的理論基礎，“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的陰陽學說”； “兩黨政治是社會和諧的最有效的途徑”； “只有當人民手裏真正握有選票的時候，執政黨才可能是真正的公僕”； “中國的政體必須儘快改為權力來源於人民的、法制公平的憲政國家”；經濟和政治的關係，應該是“改革開放加民主政體”； “權力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多黨競選才能保證這樣的制衡”； “兌現半個世紀前的民主承諾，建立多黨競選的民主中國”； “構建以國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國民教育體系”； “臺灣問題只是靠’一國兩制’是不夠的，恐怕還得走聯邦憲政道路”； “民主體制可以警惕並阻止權貴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們民族的未來”。這些不都是民眾的呼聲嗎，何罪之有？
除了上述四人的文章、報告、公開信外，在網路和報刊上都可以讀到許多討論政治體制改革與建立憲政民主的文章（加上2007年適逢蘇聯十月革命90周年，有些民間研究機構舉行研討會，重新評價十月革命，許多發言否定它是社會主義革命，並在網上發佈。這對於理解中國革命和社會的性質，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限於篇幅，這裏不再列舉。當然，討論這些問題的文章，不是2007年才開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是理論界最為注意的問題，但如此集中、如此熱烈的爭論與探討，卻是前所未見的。人們對祖國前途的憂慮和關切，匯成為對歷史的反思和對改革理論的關注。一個新的思想啟蒙運動已經初現端倪。
（二）企業家的政治覺醒
與理論界的改革主張遙相呼應，企業界也有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言，這是2007年值得注意的另一亮點。中共十七大後，安徽有兩位企業家發表致胡錦濤、溫家寶的公開信，一位是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另一位是安徽嘉禾食品公司董事長鄭邦柱。汪兆鈞在10月22日的公開信裏，首先分析了當前存在的主要社會問題：股市危機和物價上漲，進而指出：“中國經濟的所謂’高速增長’，不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犯罪的”。它“糟蹋資源，破壞環境，少數人賺錢，多數人受害，給兒孫留下災難和懲罰”。在分析房地產泡沫時，他主張實行城鄉土地私有化；談到國有企業改革不公時，他認為應該把國企的所有財產和股份，分配給全國人民。針對“不安定，更不和諧”的社會現象，他的對策是”執行和捍衛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至於政治體制改革，他更認為“勢在必行”，他的建議是：1、構建一個全社會的對話機制；2、信仰自由，為法輪功平反；3、釋放所有政治犯，歡迎海外民運人士回國，共建民主中國；4、開放言論自由；5、軍隊國家化。他說：臺灣言論自由，開放黨禁，民主選舉，是大陸政改的楷模。中共經過改造，實施多黨政治，臺灣就能回歸。他希望胡、溫不要“把變革的領導權拱手讓給別人”。在這封長達三萬餘字的公開信裏，我們不難窺見這位年近六旬的企業家的熾熱的愛國情懷。
鄭邦柱在11月1日的公開信裏，首先分析說：“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遠沒有上世紀八十年代開明、寬鬆。”他認為阻礙政治體制改革的，有幾個死結，一是六四事件，二是中國民主黨事件。他承認自己2001年已經成為在1998年申請成立時即遭查禁的中國民主黨的成員。他向胡、溫申說：中國民主黨的宗旨是“實現直接民主選舉，建立憲政民主體制”，主張“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死結之三是法輪功事件。他批評共產黨的領導人“不明智地製造了法輪功事件”。他在公開信裏引述他1998年寫的文章《行民權之實——江澤民的最後機會》，再次批評“把人權的特定內容篡改為’生存權’”，呼籲執政當局“施行民權”， “和一切愛國人士、組織團結起來，為中國的民主、強大、統一而奮鬥。”他分析了基層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能性，並提出改革的具體步驟：縣市級政府官員和人民代表直接選舉；開放新聞自由，施行輿論監督；為省級政府改革提供基礎；等等。
長期以來，由於階級鬥爭和剝削有罪等意識形態的灌輸，社會上一直存在著鄙視、敵視資產階級、資本家的觀念。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民營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一些因經營有方而致富的企業主。這個發展趨勢引起了保守的毛派勢力的極大反響。90年代中期出現的兩份毛派萬言書，就認為這個現象構成了對國家安全的威脅。這兩份萬言書的標題就是《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未來一二十年我國國家安全的內外形勢及主要威脅的初步探討》。前一份萬言書引用《國內動態清樣》的資料：“現在，私營企業主擔任縣以上人大代表的已有5401人，縣以上政協委員8558人，縣以上團委委員1357人，縣以上婦委委員1430人。”應當指出，全國縣以上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數達百萬，私營企業主只占千分之一二，就引起了毛派人士的驚惶不安。這種過度的政治敏感，在民間曾經相當普遍。因此，民營企業家一直恪守著“只談生意，不談政治”的原則，埋頭經營，不表政見，即使要談，也只是順著官方的口徑，隨聲附和一番。現在，他們敢於向國家領導人提出與官方的傳統觀念相悖的政治見解，這是多麼大的變化！兩位企業家的公開信，反映了這個階層已經開始了政治覺醒的過程。這是很值得高興的。
（三）農民討回土地所有權的偉大進軍
2007年還有一個燦爛耀目的亮點，就是農民提出了佔有土地所有權的要求。12月8日，黑龍江富錦市長安鎮、興隆港鎮、頭林鎮72個行政村的4萬農民發表公告，宣佈收回自1994年以來被各級官員以低價強行收走的150萬畝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權，“包括使用權、收益權、繼承權、處分權，以及政府或開發商要開發時的談判同意權和要價權”。 “原被侵佔的集體土地全部劃歸全體村民平等佔有”。 “遇到官商勾結、強行徵購，各村委員會和自治組織有義務組織農民誓死捍衛農民的土地所有權。”農民不但發表文告，而且採取實際行動。就在這個公告發表前幾天，長安鎮東南崗村900多村民已經在罷免原來的村官、成立自治組織後，收回被侵佔13年的15000畝土地，並在全村農民中平均分配。
12月12日，陝西三門峽庫區76個行政村的7萬農民向全國公告收回土地所有權。公告訴說；上世紀50年代國家修建三門峽水庫佔用了80萬畝土地，經過30年的血淚抗爭，國務院在80年代劃撥了30萬畝土地，用於安置回遷移民。但實際上移民只得到了15萬畝，另15萬畝被渭南市和大荔、潼關兩縣及華陰市的官員侵吞了。移民被迫以高價向官員租種原本屬於自己的土地，占地官員每年僅出租土地收入就達4000萬——6000萬元。為此，三縣市庫區的7萬農民向全國公告：（1）各戶對現在承包的15萬畝村集體土地擁有永遠所有權；（2）對於由國務院劃撥而被官員侵佔私分的15萬畝土地，也擁有永遠所有權；（3）“我們摒棄土地的原’村集體’佔有形式，這種佔有形式不能保證農民對土地的永久權利”，它“無法阻止官員和黑勢力對土地和其他農民利益的非法侵佔”；（4）清算幾十年來國家撥發的數以十億計的各種移民經費，“該劃歸農民的必須給農民，對涉及的貪汙、挪用、侵佔等犯罪行為也要追究”。
12月15日，江蘇省宜興市250戶農民發佈擁有宅基地和耕地所有權的公告，揭露宜興當局“以建設公共設施的名義，強行侵佔我們農民的土地，而實際上就是蓋賓館、酒店、跳舞廳和商業一條街”，還要“在先民世代耕作的土地上建’新農村’。”宜興市國土局甚至公告要農民在15日以內到鎮人民政府辦理土地使用權註銷登記手續。針對當局的蠻橫行為，250戶農民向全國公告：（1）“省莊村的全部宅基地歸全村各戶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歸全體村民平均永久所有。”（2）”除非經我們農民共同同意，並按照國家相關法律辦理手續，任何拆遷和侵佔土地的行為都是非法的，我們永遠不予承認。”（3）“自公告發佈之日起30日內，任何人或任何單位應立即終止對省莊村全體農民宅基地、耕地的侵佔行為，並撤除其地上所有財產。”
12月18日網上報導，天津市武清區上馬台鎮4村農民最近幾天連續到上馬台水庫工地阻擋武清區和上馬台鄉侵佔他們土地的非法行為。1992年，區鄉為修水庫占了農民的9000多畝良田，區裏每畝給了850元補償，卻全部被鄉政府佔用了。水庫建成後，因沒有水源，為了養魚經常搶奪農用活水，農民無法正常澆水，損失慘重。更為荒唐的是，9000畝良田成了水庫，農民每年還要承擔這些土地的農業稅和公糧任務。現在區政府不養魚了，要把水庫改建京津唐綠色生態園。農民們認為，這9000畝土地本來就是他們的，應永遠歸他們所有，重新分配給各戶農民。為了爭取這個正當的權利，他們聯合起來，以行動來保衛屬於自己的土地，希望能夠得到媒體和全國人民的支持。
發生在12月裏的這四起事件，使我們看到了農民維權運動的巨大進步。他們不再默默地忍受著失地的痛苦，也不再乞求政府的垂憐，而是聯合起來，採取行動，奪回自己的土地所有權。合作化後，五十多年了，農民第一次提出了對土地的要求。相對於近三十年前安徽鳳陽縣的農民為了包產到戶，只能夠偷偷摸摸地串連按手印，而今天的農民卻大聲呐喊著要奪回本來屬於自己的土地，起而抗爭的農民，達到4萬、7萬之多，黑龍江富錦市長安鎮東南崗村的900農民甚至奪回土地自行平均分配。這是多麼大的變化！多麼大的進步！
（四）毛派人士的空前活躍和政治理論見解
2007年的又一個值得注意的理論思想動態，是毛派人士的活躍。新年剛過不久，一封3274人署名的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公開信就在社會上流傳。公開信強烈呼籲全國人大做出決議，堅決糾正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違憲行為，依法嚴厲追究侵犯公共財產的犯罪活動，切實維護社會主義根本制度。7月12日、15日，先後有17名和28名離退休的領導幹部、高級將領連署致函胡錦濤，呼籲正視目前政局。前信陳述改革以來的種種弊端，列舉社會的各種黑暗現象，並且提出警告：如果不能果斷地進行撥亂反正，就會出現“葉利欽式”的人物，發生“亡黨亡國的悲劇”。後一封信從政治、制度、經濟、社會、外交、對台方針等六個方面，說明現行路線和方針政策已經背離了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理想。接著，信裏列舉了十五個方面的危機，呼籲十七大撥亂反正，否則就會發生一場急風暴雨式的大動盪，戈巴契夫和葉利欽式的人物正在等候時機篡奪領導權，甚至發動政變，必須高度警惕。
毛派人士的最具代表性的見解是十七大前夕發表的170名離退休和在職幹部聯名致胡錦濤、政治局和十七大代表的信。在這封長達3萬字的信裏，他們圍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全面地闡述了他們的政治理論觀點。第一、二兩部分的主題分別是：“我們黨和國家正處在緊要的歷史關頭”， “統一全黨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和四項基本原則的認識”。第三至六部分分別是：“堅持社會主義，反對復辟資本主義”；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資產階級從外部和內部進行篡奪和腐蝕”；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改變共產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 “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反對各種形式的資產階級思想和修正主義”。在分析了當前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方面存在的問題後，他們提出具體建議：“重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恢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恢復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 “建設以合作經濟（集體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都應當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指導”； “立即建立並嚴格執行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定期申報和公佈本人及子女財產的制度”； “改進人民代表機構，加強民主監督，清除官僚作風，提高工作效率”； “資產階級分子不能當十七大代表”， “在《黨章》中刪除十六大關於’兩個先鋒隊’的錯誤決定”；對於已經入黨的資產階級分子，“由他們自願選擇：或者放棄剝削，保留黨籍，或者不放棄剝削，自行退黨”。在分析十六大通過的黨章中關於指導思想的提法時，他們指出：“鄧小平在思想上可能是錯誤的東西更多一些”，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則“是一種用含混詞句包裝起來的修正主義思想”。建議：在《黨章》中不再提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恢復和加強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明確而簡要的闡述”， “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須堅持繼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等等。最後部分是：“恢復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和重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捍衛四項基本原則的當務之急和重中之重。”
我雖然不同意毛派人士的基本觀點，但對他們如此全面系統地闡述自己的觀點，還是十分歡迎的。這不僅因為他們的陳情反映了他們的一片愛國心懷，而且在他們的見解中，也確有一些可取之處；同時，他們毫不掩飾地袒露心跡，使大家更好地瞭解他們的思想脈絡，便於展開討論，探討問題。毛派人士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曾發表過幾篇萬言書，對改革提出質疑和批判，還專門組織過一些批判會，對主張股份制改革的意見，進行了過於苛刻的批判甚至人身攻擊。但後來卻因批判”三個代表”而受到不公正的壓制，他們的刊物遭查禁，網站被封閉，近幾年來，發聲較少。進入2007年後，他們卻一再發表政見，這無疑是值得高興的。它為遭到文化專制主義禁錮的理論思想界，注入了新的因素。一個全民性的思想啟蒙運動需要最廣泛的參與，毛派代表著社會上一部分懷戀毛時代的民眾，他們的參與有利於探討和揭露毛時代的真相，總結歷史教訓。
（五）青年學生：正在湧動的潛流
在我回顧2007年的社會思想動態時，青年學生並沒有進入我的腦海。我一直認為，在八十年代培育和積蓄起來的校園民主力量，經過1989年的鎮壓，遭到了毀滅性的洗劫。在政治高壓和物欲橫流的雙重夾擊下，校園裏已經沒有萌發政治民主意識的土壤。但是，一條令人興奮的資訊，卻糾正了我的偏見。不久前有一位元大學教師給我發來電子郵件，其中談到：“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理念作為普世價值，現在其在大學生以上的知識人中的傳播已經是幾何級數的速度。”這位老師還告訴我：在2007年下半年的期中考試時，參加考試的410名學生中，有54人表示了鮮明的反對落後的專制現實的民主主張。這就是說，約有13%的學生能夠鮮明地表示自己的民主觀點。這個值得重視的百分比，正是青年學生群體的希望所在。在這裏我們不妨從他們的試卷裏摘錄一些話，看一看這些十七八歲的大一學生是怎樣認識民主的：“民主的本質是以民為主，民主的最終目標是人類幸福”； “民主應當是全民所共用的，人人都可擁有的，不因階級、種族、性別不同而異”； “民主是沒有階級性的，加上階級的背景，就已經背離了民主的本質”； “人權是實現民主的最基本的要素”；自由民主制度“強調對個人和少數派的自由和權利的保護”； “判斷是否民主（只限政治民主）的標準是’執政者由誰決定’”；“所謂民主就是把對官員們的選舉權交給人民，由人民投票來決定，讓人民真正成為主人”； “民主需要有監督，其必要組成部分就是言論自由”； “所謂民主就是將國家權力分解，分解為行政、司法、立法，使三權獨立並相互牽制，相互制衡”； “公平選舉+選民監督=真正民主”； “中國大陸有民主嗎？回答是否定的。中國人從來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因為沒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公平選舉；“民主的選舉應該有公開性、透明性以及全民性的特徵，現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並沒有很好地達到這些要求”； “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障礙是一黨專政”； “一黨專政恰恰影響了我國真正民主的實現”；中國的民主“並不是真正的民主”，它“依舊是形式上口號上的民主”； “從政策上、法律上，我們有民主，並且很民主，可實際上距離真正意義的民主還遠得很”； “我們說西方的民主打上了階級的烙印，那麼我們的民主是不是也打上了執政黨一黨的烙印呢”； “大陸的非民主和共產黨專政已經成為兩岸走向統一最大的障礙”； “中國要實現真正的民主，還需要更多的改革與革新，給予更多的自由和更廣泛的權利”“要想實現民主，必須先實行還權於民，由人民決定代表他們利益的人，而非在黨派關係上做文章”； “只有改變一黨專政，讓不同的聲音都能在政治上有代言者，民主才可實施”； “中國的民主道路還很長，執政者應該進行大膽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地回避，只求安穩。否則，中國不會進步”； “中國民主的現狀堪憂，中國的民主出路在民眾自己的腳下，要靠中國民眾自己努力爭取”； “中國的民主之路，還需要不少仁人志士的探索奮鬥，我們青年人，任重而道遠”； “我喜歡民主，期望民主，支持民主，願為民主而戰”； “勇敢地向真正的民主邁進吧，我的祖國”。
讀著這些明心見性的肺腑之言，我深深地被打動了。雖然能夠這樣思考問題的還是少數，但他們代表著青年學生的主流，體現了這個群體的政治思想的發展方向。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青年學生向來是民主運動的中堅，他們一旦覺醒，將會迸發出強大的潛力，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北大教授錢理群9月間在參加學生的“我們社”的座談會上說：他的兩個基本信念是——相信青年，相信時間；“為下一代人，尤其是青年人擔憂，實在是杞人之憂。”這是十分中肯的判斷。
對青年學生寄以厚望的又一個根據，是在大學裏有一些既具崇高理念、又有魅人品格的老師。他們恪守“傳道、授業、解惑”的古訓，孜孜不倦地為學生的健康成長而嘔心瀝血，因而受到學生的愛戴，聞風影從。雖然有些老師因各種原因而受到整肅或自動離開學校，脫離同學生的接觸，如盧雪松、陳丹青、焦國標、張鳴、郭泉等等，但堅守知識份子的底線、堅持獨立自由品格，能對學生產生重大影響的教師，還是大有人在。如前面提到的錢理群教授在“我們社”的座談會上，就以十幾位學界前賢的高風亮節來開導、勉勵學生，他鼓勵學生“立志”，說：“有了志，心就有了’著落’，精神就有了’寄託’。”“在社會道德失範的時候，知識份子就應該承擔起精神堅守的歷史責任。”“斯人遠去，黑暗依在，只有我們自己來肩住閘門，自己來承擔，自己來堅守前輩留下的獨立、自由、創造的精神：這是你們這一代，’80後’的這一代的歷史使命，”也是“建立信仰，確立目標與方向的一個關鍵。”既慷慨激昂，又苦口婆心，體現了為人師表的品格。
最近有機會看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教師劉利華[1]與她的學生們的兩期《一周通信》。在這兩期《一周通信》裏，學生們給她寫了十幾封信，向她傾訴聽課後的感受、疑問。這位教師對每封信都作了答覆。師生之間疑義相與析，學理共切磋，思想感情的交流，道義學術的探討，都洋溢著敬愛、平等而又自由、獨立的精神。通信內容廣泛而深入，如真理問題、生命的意義、老子哲學、關於死亡的探討、民主與專制、形而上學、本體論、價值論和認識論、大我與小我、物質追求與精神追求、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等等。師生之間相互鼓勵，彼此交心，老師對學生的關愛與期望，學生對老師的信賴和敬重，都躍然於字裏行間。如在討論因一位教師自殺而引起的話題時，老師說：“有良知而不堅強的人，連上帝也會批評。”“我們一定要堅強，一定要努力，不論遇到多大的壓力，都不能自己選擇放棄。”談到“我們整個社會的異常”時，她說：“我特別感到自己的工作的重要，因為我還有改變這種情況發揮作用的餘地。”還在另一封回信裏說：“我是你們的臺階，你們應當能踩著我上升到更高境界、更高能力。”“咱們也來個世紀之約吧：無論今後遇到什麼樣的富貴、貧賤、威武，都一定要堅守好我們的信念：推動我們中華民族在精神上的偉大復興事業！完成我們活在這個世紀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天賦使命，踏踏實實，方向上堅定不移，方法上追求最大效益。為了這個偉大的事業，努力學習，不斷地充實自己的知識，提高自己的能力，也尊重好自己。”對老師的課堂教學和通信，學生的反應是積極的。如有的學生在信中說：“聽到您對中國民主之路的發展這麼樂觀，我不由得也燃起了些許鬥志。”“聽著您討論中的話，感到自己身上肩負著前所未有的沉重責任。或許真的，中國的明天，將從我們手中開啟。”“總有一天我們會成長起來，良知和人間真愛也會傳遞下去。”有些學生在通信裏發表了自己的獨立見解。如一個學生談到老子的“無為而治”時，認為“無為也是一種有為，所謂的’無為而治’，實際上也是一種’治’之道。”
師生之間能夠如此坦誠相見、平等交流的情況，也許並不多見，但勤勤懇懇、切切實實地“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應當不是個別地存在於高等學校。哪怕只是少數，他們發揮作用的能量，他們對學生的教育和影響，也會遠遠超過人數的比例。在他們的教誨和榜樣的示範下，當代青年學生是很有希望的一代，在校園的斑斕駁雜的圖景裏，不能忽視那些明亮的色彩。誠如《一周通信》裏一位學生的信中所說：“只要有一縷光線，光明就有希望。”
（六）起於青萍之末的微風
出現於2007年的前述五個方面的呼聲和動態，反映了廣大民眾對我國改革前途和發展路徑的關切和期望。儘管他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不同，路徑選擇各異：有的從馬克思主義出發，主張在中國發展民主社會主義；有的借鑒西方經驗，提倡憲政民主，多黨政治；有的堅持毛澤東思想，希望恢復毛時代的體制。但也有許多共同之處：1、他們行使著自己的自由權利，提出自己的見解和要求；2、他們都呼求改革現行政治體制（農民奪回土地雖然是個經濟體制問題，但他們挑戰、衝擊的卻是現今的政治制度，因為五十多年前沒收他們土地的是一黨專政的國家權力，近幾年侵佔耕地達一億多畝的也是依仗特權的官僚權貴,”耕者有其田”的願望，只有在國家民主化的進程中才能徹底實現）；3、他們都對執政當局寄以希望，期待當局傾聽他們的呼籲，接納他們的要求。應當指出的是，1989年來，執政當局一直淡化政治體制的改革，即使在報告、文件裏提到，也很少落到實處；近幾年有所行動，卻只在政治制度的週邊打轉，如行政體制改革、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提高執政能力等，根本不涉及一黨專政的根本制度。這是因為，1989年的大鎮壓消滅了政治民主化的契機，一個依靠特權致富的權貴階級已經逐漸形成。政治體制改革的難度加大了，成本更高了，執政當局已經無能也無法推進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如開放黨禁報禁）。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民間的呼聲和壓力就顯得更加重要。2007年的前述訴求與動態，只不過是起於青萍之末的微風，希望它能夠引起強烈的回應，在進入2008年後，侵淫溪穀，進而激揚飆怒，成為推動當局進行政治改革、實現政治民主化的強大動力。如此則祖國幸甚，人民幸甚！
2008年1月6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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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劉利華在今年五月間在網上發表了70餘萬字的《超越馬克思主義》一書。該書鮮明地提出了一種“超越馬克思主義之道”，其哲學內核為：“在世界觀或本體論上走出”唯……主義“的絕對主義誤區，使多元世界觀合法化。在底線或基本價值觀上自覺接受標誌著當今人類精神成熟程度的人類普遍價值。在認識方法論上將辯證的方法與還原論的方法結合起來，將其恰到好處地用到適宜的地方。”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