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

在唐朝滅亡後的五代十國中,有一個占據兩浙的小國,居然在夾縫中生存發展了近百年,直至順應天意,歸順大宋王朝。在這個小國家中,不僅百姓安居樂業,而且因為這一地區戰爭很少,所以生產發達,經濟繁榮,其都城杭州更是發展成為東南地區繁榮的大都市,史稱「富兼華夷」、「百事繁庶」,有「地上天宮」之稱。這個小國就是吳越國。
古往今來,吟誦明月的詩句、篇章數不勝數。有意思的是,一些詩詞中還提到「修月」。如北宋大文學家蘇軾有詩云:「從來修月手,合在廣寒宮。」金元之際的文學家元好問曾寫道:「下界新增養蟾戶,玉斧誰憐修月苦。」明代唐伯虎《觀鰲山》之二中亦有「金吾不禁夜三更,寶斧修成月倍明」等等。
作為千古一帝,文武全才、智慧超群的唐太宗李世民,不僅為打下大唐江山立下了赫赫戰功,而且其在位二十三年,打造了輝映古今的「貞觀之治」:國政清明,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武功興盛;文化藝術、詩詞歌賦璀璨輝煌;世人仰慕,萬國來朝。可以說,唐帝國乃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富強繁榮的國家。
孔子在《論語‧季氏篇》中有這樣一段話:「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有國」的是諸侯,「有家」者指「大夫」。
在自家土地上或者人跡罕至的地方發現或撿到寶貝,應該歸誰?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近些年來,大陸媒體時有與之相關的新聞。
現在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在中國古代還有一個「人日」,就是在每年的正月初七。據說在盤古開天闢地後,女媧第一天造了雞,第二天造了狗,第三天造了豬,第四天造了羊,第五天造了牛,第六天造了馬,到第七天才造了人。因此這一天被稱為「人日」,也叫「人慶節、人勝節、人口日、人七日」或是「七元日」。也就是說,正月初七是人類共同的生日。
唐朝,是中華歷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百花齊開、大放異彩的全盛時期。她的溫文有禮、文化鼎盛和威力遠播,與當時西方世界的腐敗、混亂和分裂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以致在人類的文明發展史上一路遙遙領先。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締造的「貞觀之治」,使整個社會真正走入了一個祥和、禮讓、安定、富足的歌舞昇平時期。
在中共出於政治需要而大力批判傳統文化的灌輸教育下,許多中國人對於古代中國歷史文化、古語的認知都被扭曲,比如對於耳熟能詳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解就是「普天之下的土地都是君王的,四海之內的大臣也都是君王的臣下」。也因此,這兩句也成為了中共批判儒家有「家天下」、「國家為君王的私有財產」理念的直接證據,成為了批判「封建社會」、迷惑民眾的重要說辭...
上古五帝時期就有了高等教育,當時的教育場所叫「成均」,虞舜時稱為「上庠」,夏朝時稱為「東序」,商代時稱為「右學」,周代時名為「東膠」。西周時已經出現了「太學」的說法;從漢代開始,「太學」成為國家在京師所設大學的正式名稱。
常常看到日劇、韓劇在描寫家庭成員回家或者客人前來拜訪,尤其是在敲門無人應答直接進入沒上鎖的屋子時,通常會大聲說「我回來了!」「請問家裡有人嗎?」等等。而這正是中國古人提倡的禮儀,即「將上堂,聲必揚」。古人認為外人(家人)來訪(回家)不敲門、不打招呼是不禮貌的行為。
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皆有不少官吏。為官者,除了要敬畏天地、秉承聖人教誨修身、修心外,自然也還有一定的做官基本守則,即官箴。1975年在湖北省雲夢縣出土的秦代竹簡中,就有官箴文獻《為吏之道》,讓我們得以一窺先秦時期對吏治的重視和對官員的具體要求。
中國人自古就相信神佛的存在,作為天、人連接的帝王也必須秉承上天的旨意,因為其權力「受命於天」,古籍中對此亦有闡述,如「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先王有服,恪謹天命」、「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等。
漢朝是一個「以孝治天下」的王朝,如開創「文景之治」的漢文帝,對於自己的母親薄太后,就非常孝順。母親生病,他不僅廣招名醫,而且還親自給母親餵藥。母親病情突然加重時,他更是萬分焦急。上行下效,整個漢朝,對於老人,是相當的尊重,也給予了一定的特權,而保障老人特殊權利的是歷史上有名的「王杖制度」。
古代修佛修道的人有一種奇特的修煉方法,那就是長時間睡覺,有的甚至可以睡上幾十年。五代至宋初,就有這樣一位嗜睡的修道人,名叫陳摶,人稱「陳摶老祖」或「睡仙」。他經常閉門睡臥,往往累月不起。
現代人都渴望長壽和不死,但是卻往往求而不得——即便在世人認為的科技相當發達的今天。也因此,人們不願相信在遠古時的先民,有過遠高於今人的壽命,乃至不死,進而將其當成神話傳說。
清朝聖祖康熙皇帝,素以仁孝治理天下,並以此教育皇子皇孫。他告誡自己的兒子,「凡人盡孝道,想要得到父母的歡心的,不在衣食之養奉,只在於要保持善心,所為合乎道理,慰藉父母從而得到他們的歡心,這才是真正的孝道。」
古人認為天災的始末與君王的德行息息相關,歷史上最有名的「湯禱桑林」講述的就是商朝的湯王為了百姓獻身的故事。故事說的是商湯朝開始不久,發生了一場旱災,持續了七年。持續的旱災使河乾井枯、草木枯死、禾苗不生、莊稼無收、白骨遍野。為了使天帝解除旱災,商湯就在郊外設立祭壇,天天派人舉行祭禮,祈求天帝除旱下雨。這就是「郊祭」。
打開中國歷史畫卷,不難發現,那些留下千古英名的帝王不僅有運籌帷幄的能力、如金剛鑄造的超常意志,而且均得到了上天的眷顧和助力,在危難時化險為夷、轉危為安,並最終成就了一番偉業。這其中就有開創「貞觀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希冀天下共享太平盛世的明成祖朱棣,以及締造「康乾盛世」的康熙大帝。
清朝聖祖康熙皇帝一生不僅文治武功卓絕,彪炳青史,而且謙遜自律,且以仁德為懷,體恤臣民,其去世後被尊諡為「聖祖仁皇帝」。《清世宗實錄》(卷一)記載了眾人選擇這一尊諡的原因:「謹按《傳》云:為人君,止於仁。《禮運》曰:『仁者,義之本,順之體也。得之者尊。』《說文》云:『在天為元,在人為仁,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仁者德之首。』大行皇帝體元立政,茂育群生,以義制事...
古老的徽州,孕育了底蘊深厚的文化,其在建築、雕刻、繪畫、篆刻、盆景、理學、醫學等諸多方面都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並流傳於後世。坐落在黃山腳下黟縣的「依山造屋、傍水結村」的西遞、宏村,是徽州古民居遺產的代表,其白牆青瓦和馬頭牆的建築模式,充滿了獨特的韻味,而其家家戶戶的中堂立柱上和書房中字體雋秀、朗朗上口、富有哲理的楹聯,更是讓人慨歎。
可惜,這樣的神技和神蹟在當代中國,已經幾近絕跡了。因為對於中醫精華部分的修煉和特異功能,現代人因為注重實證醫學,用現代研究方法不能得知因由,因而棄為糟粕,實在是本末倒置。
這也意味著此後的年輕一代只能接受黨文化的教育,再也無從得到來自家庭、學校、社會、鄰裡潛移默化的教育和薰陶,再也無從知道究竟該怎樣做一個有德行的人,他們變成了沒有傳統文化的一代,而這正是中共毀滅中國文化的真正目的。
這座無書的紀念碑不僅在告訴後人德國歷史上最為恥辱的一頁,也是在警示後人不要重蹈覆轍。因為只有記住「焚書」,才不會再度發生「焚書」。未來的中國,該怎樣銘記同樣的歷史,警示後人呢?
中共建政後,從「反右」到文革,每一場運動中都出現了這樣的告密者,一幕幕人倫慘劇相繼上演,告密者在種下罪孽的同時也將自己送到了有形無形的審判台上。
在指責聲和被蘇共新領導層的漠視中,法捷耶夫選擇了自殺之路,而他希望葬在母親墓旁的遺願也沒有實現。隨著歲月的流逝,他的名字也逐漸被世人所淡忘,而他的悲劇在共產國家並非是特例,蘇聯
更為可怕的是,早已被中國洗腦的中國人早已不知正統婚禮的內涵,正統的婚姻禮節被徹底拋棄,即便保留了親迎,但卻不知其內涵。自然,婚禮的神聖感和責任感也不復存在。現在的很多婚禮低俗、胡鬧,以及小三、一夜情、包二奶等盛行,與中共破壞正統的婚姻觀念和婚禮形式不無關係。而中共包藏禍心,毀滅包括婚禮在內的傳統文化的真正原因。
本篇說的是另一個典型「革命母親」范元甄,她是曾做過高崗、陳雲、毛澤東祕書的李銳的前妻,她的女兒李南央2002年寫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
然而,接受馬列主義的中共卻把中國人物質化,提出了所謂的「男女平等」,將女性像男性一樣對待,女人要像男人一樣走出家庭幹革命,而這實質強調的是男女對立。其結果是不僅女人不像女人,不再溫良賢淑,男人也不像男人,無承擔責任的意識,無陽剛可言。在一個家庭中,雙方互相都要爭搶家庭地位,甚至斗到你死我活,家庭自然無和諧可待,子女也自然受到影響。
中共1949年建政後,為其奪取政權立下巨大功勞的眾多中共黨員,在其發動的一次次運動中,不是慘死、家破人亡,就是被迫害的身心俱傷,如此迫害為自己奪取天下之人的中共,古今實乃罕見
2010年,大陸上映了一部叫《大秦帝國》的電視劇,在劇中,曾在秦國推行變法的商鞅被塑造成一個因主持改革而使帝國日益強大的英雄,一個主張以法治國的先驅,一個最終以身殉國的偉人。他的酷刑只因亂世之中,惟有重典;他的愚民政策,只為強秦政策得以實施;甚至最後,編劇為了成就商鞅的完美形象,罔顧歷史,選擇了讓他與戀人雙雙飲毒酒自盡,而非逃亡後被車裂的悲慘下場。而且,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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