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3日电】香港突然阴诲诡异，像灵山。
信报2月12日报道，香港从来没有中国大陆和台湾那样渴望诺贝尔文学奖，香港却是第一个以中文写作的诺贝尔作家的发表基地之一。他出名了，香港却不能敞开胸膛欢迎他。香港不再是，他那时的栖息地。他不来，朋友会很失望，他来，朋友给他很多提点，免得拉他来的朋友难做.他逃得了在大陆的组织和政治,却要给命运推来香港。台下有人表演，有人指责,有人挪揄，文革的幽灵的记忆回来,他不擅回应,也不回应。克林顿说，“人生的事，在于你怎样回应。”高行健在香港的最大自由,大概就是这种不回应的自由。他那一身深黑配灰银的服饰，令人想起七十年代的安东尼奥尼.
香港变成一个只从文学谈文学、不要踩过政治界、谈纯文学又不成的城市。每个人头上面有一团无形有迹的气氛，谁都要继续呼吸下去，对高行健的分寸要拿握得准，讲话先看看四周有没有人，身边朋友是“你”、“我”或“他们”与“我们”。
回到半个家乡，游游离离，他比在灵山不自在，憋住三天到了台湾才舒了口气，说像回到法国。香港原是最开放多元自由、最与世界接轨的中国人社会，现在不是。这个香港正在消失。台湾正在取代香港。
拖拖拉拉虚耗百五年
高行健来港，原是特区显现“一国两制”的好机会。现在半温不冷的态度，媒界和公众不愿给特区政府公关分，还伺机扣分。中国百五年前的现代化，也是这样子心不甘，情不愿，拖拖拉拉虚耗了百五年，不像日本下定决心，虚心承认落后和文化缺陷，一个明治维新就把现代化搞上去。千年前中国文明高于西方，却没有发展西方的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和资本主义，不是中国人不能,而是中国人不肯。中国人选择另一种与西方现代不同的生存形.因这个“文化选择”，千年前没有领先踏上现代的台阶，但千年的停滞仍然可以自成天下、天下。
中国的专制大一统,源于小农社会抗洪的生死抉择。救亡必集权绝对专利，否则一起给刮走;年年救亡,救亡当规化,平日也要为抗洪做准备，整个社会无时无刻、无人不处于抗洪救亡的危机状态中。几千年来,整个中国以抗洪救亡为存在核心，凝聚天下、压缩和捆绑个人、组织社会。集权专制大一统是生存的唯一道路与方式。儒家的和合观具抗洪的极权观结合,把抗洪救亡的功利性、实用性意识化，借道家与阴阳家无限扩大,形成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大一统。农民革命因大一统走向尽头而大爆发，但农民革命改朝换代,又再来一次更全面绝对严酷的大一统。到了宋明理学,人伦通天理，以人代神，世上已无“未知”与“不确定”和“不可知”。中国文化至宋明理学已成一堆僵硬的枯骨。
中国二百年学现代化不及日本，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学现代化不是直入现代性，不承认现代性的普通客观性，服后其规律而是视现代性为工具学到了可以证明我中华展放的优越性。这种情意结。不脱二百年前中原天朝的窠臼。二百年来，中国在现代性上的进步都是以放弃这样的情意结、服膺现代性的客观性为前提，但几经辛苦才放弃，初见成效又旧病复发，而且变本加厉，以取得的成效证明中华民族的优越性，以新的方式“返祖”,回归旧模式。
中国以为可独力支撑
给西方和日本打败后，中国迄今最大的文化思想改变，只是不再把中国式的生存形态作为世上唯一的形态，仍不肯接受西方一千年来建立的生存形态是人类的主流形态。中国仍念念不亡重振唐汉(以至秦皇)雄风。二百年，中国便在“承认落后、追赶西方”与“以我为主、证明自己”之间折腾，不能在承认本身缺陷前提下专心致志于学习现代人类的主流形态与普世价值;有时而西方文化座标，有时用中国文化座标。二百年两个座标之间转来转去,消耗惊人。
现在香港的内耗，是中国二百年两个坐标之间内耗的体现。香港生于民族耻辱，给割进西方主流文化形态中,却因而免了很多(不是全免)这些文化折腾，浸湿于现代的普世价值与社会运作规律,从耻辱中找到文明的微光。中国收回香港，本是中华民族通过香港这个自己的地方,管窥西方现代文明和社会运作形态的天赐良机，中国却只在八十年代稍有这个心思，愈是成功控制香港便愈要将香港当作“中国什么也行”的证明,中国要拿香港的“一国两制”向台湾示范的，也就是中国可以怎样以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方式和标准把香港搞好。回归三年，香港夹在“西方现代标准与价值”及“中国标准与价值”之间，中国处处急于展现中国无求于天下，可以独力承担一切责任，有问题是敌对势力干扰下，自己一套难以贯彻，排除一切障碍后，一定没问题。香港变成中国向现代普世价值与行为标准展示“中国可以说不”的地方。
这等于对抗整个现代文明，要把地球扳回来转，也与中国人世贸、融入现代社会的方向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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