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孟子》，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孔子说义不多，他的仁多是与礼有关系的。即以礼践仁，能做到一切合乎礼，就可以达到仁了。孟子反而少说礼，加入了一个“义”，特别突出这个义。他是用义来取代孔子礼的作用。荀子是看到这一点的，他特别注重礼，讲“隆礼”来发挥孔子的学说，对子思、孟子他们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袛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暓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3我们从荀子批判子思、孟子，又以“隆礼”来述其学说可以看出，孟子的义，似有点偏离了孔子的学说，起码来说，孔子没有说太多的义，是孟子添油加醋地将“义” 大加发挥的。孟子为何那么推崇义呢？一是孟子自视才华过人，大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1的雄心壮志。我读《孟子》，亦觉得其言恢宏伟岸，有大气魄、大气象的远大抱负，给人以一种气贯长空、大丈夫做大事业的英雄气概。二是孟子为国君做事心切，他曾在〈腾文公下〉一文提到古人为士三个月无君就感到浑身不自在。种田的没田耕，做士的无君服侍是不可想像的。就从这两点来说，孟子认为都是义不容辞的：天生他有这个才能，而为臣为士的就是要为天下服务的。这都有一个义理在，这是他应该站出来的正当理由，即“宜此”。
我们说孟子的义意，有点偏离孔子的“仁礼”学说，但其义的内容很广，也没有歪曲孔子的原意，只是开另一条路来述说孔子的仁学而已。而后儒讲义，就有些不伦不类了。做得最突出的是宋朝的程颢、程颐兄弟，他们把君臣的关系上升为父子关系，称此为义，实则是在破坏孔子的学说。《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有说：“君臣，父子也。父子之义不可绝，岂有身为侍从，尚食其禄，视其危亡，曾不论列，君臣之义，固如此乎？”2这种将互尊互敬的君臣关系上升到绝对死忠的父子关系，是对儒学原初意旨的改造。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有区别的。君臣关系是做臣子的要尊重君子，严格遵从上下的等级关系；而做君子的，要敬爱臣子，不能滥杀、侮辱臣子。而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又有不同了，父子关系是做儿子的要绝对服从、孝顺父亲，不能有半点的反抗或违背。《礼记．曲礼下》有说：“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3可见君臣与父子的义理是有所不同的。就是说，做臣子的可以选择逃避，但做儿子的只能跟随父亲赴汤蹈火。父子之义是亲情关系，君臣之义是尊等关系。父子是父子，君臣是君臣，这两者是不能等同的。这种君臣关系等于父子关系，就如同现代的“我把党来比作母亲”、“祖国啊，我的母亲！”是一样的。实则这义不是那义，是不能乱点鸳鸯谱的。如果我们以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所使用的名词来说，一个是属于“存心伦理学”（Gesinnungsethik）范畴；另一个则是属于“责任伦理学”（Verantwortungsethik）范畴。孟子的“义”属于前者，而程氏兄弟的“义”则属于后者。前者是康德说的道德律令，一个先天的道德伦理；后者是后天形成的一种责任道义。我们从《庄子．人世间》一文，或许可以解释此两种道义：叶公子高要出使齐国，觉得有危险，问孔子该不该去？孔子对他说一段话。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4爱亲，是命，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是“不可解于心”的；而事君，是义，“无适而非君”的行为。两者虽然都属“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但其意义是有所不同的。命，是先天注定的；义，是后天形成的。爱亲，是存心伦理；事君，是责任伦理。宋儒程氏兄弟把这两者混淆了。
自孔孟以后，儒为了取得统治者的青睐，常把君臣关系提高到父子关系而论，这种自作多情，制造了很多历史上的忠烈祠堂，最后使儒演变为皇帝的奴才。虽然唐朝出现过魏徵谏唐太宗的历史佳话，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语）5两全其美的事毕竟很少了。你后儒既甘愿当儿子来服侍皇帝，皇帝还会以“礼”给你尊重吗？(待续)＠
1《孟子》，台湾智扬出版社，民国83年版，119页。
2《二程集》，中华书局出版，2004年第二版，43页。
3《礼记我读》，九州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59-60页。
4《庄子》，华夏出版社，2005年1月北京第一版，67页。
5《论语》，蓝天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