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夏光然(4)
院子里沸腾起来，年轻的本厂子弟，把夏光然簇拥着。他们对这个老头已有了敬意，今天亲眼看见，老夏在凶恶的催债人面前不慌不忙解围的风采。孙露正准备打开保险柜，取出最后一点钱来退敌，却没想到这些人被老夏退去，他对这个平日不大开腔的老头刮目相看了。
这时，老夏才向包围他的工人们吐露了真情，他根本就没有报警，也没有打电话去县工商所，他这样的吓唬来人，是从这支讨债队，自已语言上出现了矛盾，暴露出肇事人是厂家雇佣来的打手，当老夏道破他们是冒充县工商局的，使他们感到心虚。那有不预先通知工商局就直撞工厂的？
这种以讹对讹，本是从中共常用的惯伎学来的。
想当年，林扯高抓到一纸“火炬”刊物，想讹诈出一个惊天的反革命集团大案，趁此机会，将他们十几年最棘手的六队人物一网打尽，赶尽杀绝。在险恶情势下，面对气势凶凶的刽子手，不被对方设置的坦白从宽陷阱所迷惑，变被动为主动，反而质问何庆云的证据。接连几天笼罩六队的恐怖气氛被击破，创下了以往一经被抓住把柄，只有挨斗、挨整的被动局面，转危为安。
这也许就是“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的道理。老子两千多年前的论述，而今能用的人已经不多，这是坐椅厂的工人，无法理解的，也是孙庸和他的儿子所不知道的。
自从这次风波后，孙老板觉察到靠上层的“权”和手中的“钱”是不够的。他开始对这个过去两个多月来从没正眼看过的，衣着破旧，沉默寡言的守门人刮目相看了。
原来孙镛的轿车出入厂门，从不停一下，更谈不上对守门人招呼一声。自从这件事发生以后，他从浙江回来后第二天，轿车进厂门时，破天荒停下来，跨出车门主动向夏光然握手，并从车厢后备箱里取出从浙江带来的水果。询问工作所遇到的困难。他知道老夏常犯胃病，专门给他带来了胃药。
不过老夏并不愿改变他一贯的不卑不亢态度，从此，每当白色的桑塔那经过工厂大门时，不论孙老板是忧是喜，老夏只礼节性点点头。
而他同工厂里的工人们，相处得就不同了，大家一直尊他为夏老师。他同打工者相处得很融洽，晚上他的门房里总是聚着一大群小伙子，有说有笑的谈古论今，倒也冲淡了他的孤独，使他并不感到凄凉和贫苦。！
然而他的病情却一天天恶化了，先是吃饭老是感到喉里不畅，渐渐出现呕吐。1998年4月，他已不能正常吃饭，小伙子们替他在厨房里熬粥，热中药。他变得十分消瘦。然而他却忍着病痛，不露声色照常值班，守门，打扫清洁。
那时，我正按李伦的布置，加紧准备防弹服的鉴定工作，听说老夏病体越笃，便在5月份专程赶来特地探望他，在他的寝室里他躺在床上，形如骷槁。无力的说：“我已不能进食，现在连喝下一点鸡蛋花也要兜肚的吐出。”
我真想不到半个月没有看到他，竟变成了这样，忙询问他到医院看了么？他说，孙庸亲自用车送他到县医院去作了胃镜，只说是胃炎，开了许多中药。
我看他床边摆满了大包小包的药，告诉他防弹衣厂审核一旦通过了，我就立刻把他安排到我那里，做一点编制计划方面的管理工作，也用不着值夜班。这样，生活上有条理，我们就可以相互照应了，对他的病会有所帮助。
这一夜他才把隐藏在心中的家事，告诉了我——
他一共五兄弟，他排行第三，夏老三便是他的小名。金牛镇本是他的老家，兄弟中三人都是当地的农民，最小的弟弟十五岁，便考入了成都军校，毕业后入伍，参加了共产党。而夏光然，1962年在一群中学生中组织了金牛镇人民党，不久被中共破获，以组织反革命集团将他下狱。
当年老五出于仕途原因，登报断绝了与老三的亲兄弟关系……二十年后，他从盐源回到金牛镇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五弟的耳中，这时候这位五弟已是成都军区的一个大校军官。不知这位五弟良心发现，还是骨肉亲情，看到自己的三哥，流落街头替人代笔书信维持生活，便派人把他带到军区大院。
向他表示不要再在街上流浪，答应他在军区大院随便干点事，以渡晚年。老夏心中明白五兄弟找他来，是对当年他的不认亲哥表示忏悔。毕竟眼下在金牛镇只剩下他们两兄弟了。
对中共早已认清的夏光然，怀着复杂的心态，不久只身离开了成都，他说：“天地有正气，人活就为这一口气。拨出去的水难以收回，他不愿一个曾公开宣布将他赶出家门的亲弟弟，今天再招他寄住他的篱下。从那以后，十几年过去了，成渝沿线布着他流浪的足迹。
一种无牵无挂交织着流浪者共有的失落感，伴随着他亲身体验监狱外整个社会底层的酸楚，饿一顿饱一顿，晚上经常在车站码头露宿过夜。
据他口述，1979年他因刑期刚满，调到农四队，1982年在盐源农场为张锡锟和刘顺森作戏剧性平反会上，他当场责问邓扬光：“人都被你们杀害了，现在凭你们一张空头平反书有什么意义”？
刑满后，他仍保持着“火炬”成员的本色，继续反抗中共对留场人员的压迫，负责管理他们的敖麻子说他反革命本性丝毫没有改，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将他“释放”，离开盐源农场，回到了他的金牛镇老家。(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