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夏光然(4)
院子裡沸騰起來，年輕的本廠子弟，把夏光然簇擁著。他們對這個老頭已有了敬意，今天親眼看見，老夏在兇惡的催債人面前不慌不忙解圍的風采。孫露正準備打開保險櫃，取出最後一點錢來退敵，卻沒想到這些人被老夏退去，他對這個平日不大開腔的老頭刮目相看了。
這時，老夏才向包圍他的工人們吐露了真情，他根本就沒有報警，也沒有打電話去縣工商所，他這樣的嚇唬來人，是從這支討債隊，自已語言上出現了矛盾，暴露出肇事人是廠家僱傭來的打手，當老夏道破他們是冒充縣工商局的，使他們感到心虛。那有不預先通知工商局就直撞工廠的？
這種以訛對訛，本是從中共常用的慣伎學來的。
想當年，林扯高抓到一紙「火炬」刊物，想訛詐出一個驚天的反革命集團大案，趁此機會，將他們十幾年最棘手的六隊人物一網打盡，趕盡殺絕。在險惡情勢下，面對氣勢凶凶的劊子手，不被對方設置的坦白從寬陷阱所迷惑，變被動為主動，反而質問何慶雲的證據。接連幾天籠罩六隊的恐怖氣氛被擊破，創下了以往一經被抓住把柄，只有挨鬥、挨整的被動局面，轉危為安。
這也許就是「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的道理。老子兩千多年前的論述，而今能用的人已經不多，這是坐椅廠的工人，無法理解的，也是孫庸和他的兒子所不知道的。
自從這次風波後，孫老闆覺察到靠上層的「權」和手中的「錢」是不夠的。他開始對這個過去兩個多月來從沒正眼看過的，衣著破舊，沉默寡言的守門人刮目相看了。
原來孫鏞的轎車出入廠門，從不停一下，更談不上對守門人招呼一聲。自從這件事發生以後，他從浙江回來後第二天，轎車進廠門時，破天荒停下來，跨出車門主動向夏光然握手，並從車廂後備箱裡取出從浙江帶來的水果。詢問工作所遇到的困難。他知道老夏常犯胃病，專門給他帶來了胃藥。
不過老夏並不願改變他一貫的不卑不亢態度，從此，每當白色的桑塔那經過工廠大門時，不論孫老闆是憂是喜，老夏只禮節性點點頭。
而他同工廠裡的工人們，相處得就不同了，大家一直尊他為夏老師。他同打工者相處得很融洽，晚上他的門房裡總是聚著一大群小伙子，有說有笑的談古論今，倒也沖淡了他的孤獨，使他並不感到淒涼和貧苦。！
然而他的病情卻一天天惡化了，先是吃飯老是感到喉裡不暢，漸漸出現嘔吐。1998年4月，他已不能正常吃飯，小伙子們替他在廚房裡熬粥，熱中藥。他變得十分消瘦。然而他卻忍著病痛，不露聲色照常值班，守門，打掃清潔。
那時，我正按李倫的佈置，加緊準備防彈服的鑒定工作，聽說老夏病體越篤，便在5月份專程趕來特地探望他，在他的寢室裡他躺在床上，形如骷槁。無力的說：「我已不能進食，現在連喝下一點雞蛋花也要兜肚的吐出。」
我真想不到半個月沒有看到他，竟變成了這樣，忙詢問他到醫院看了麼？他說，孫庸親自用車送他到縣醫院去作了胃鏡，只說是胃炎，開了許多中藥。
我看他床邊擺滿了大包小包的藥，告訴他防彈衣廠審核一旦通過了，我就立刻把他安排到我那裡，做一點編製計劃方面的管理工作，也用不著值夜班。這樣，生活上有條理，我們就可以相互照應了，對他的病會有所幫助。
這一夜他才把隱藏在心中的家事，告訴了我——
他一共五兄弟，他排行第三，夏老三便是他的小名。金牛鎮本是他的老家，兄弟中三人都是當地的農民，最小的弟弟十五歲，便考入了成都軍校，畢業後入伍，參加了共產黨。而夏光然，1962年在一群中學生中組織了金牛鎮人民黨，不久被中共破獲，以組織反革命集團將他下獄。
當年老五出於仕途原因，登報斷絕了與老三的親兄弟關係……二十年後，他從鹽源回到金牛鎮的消息，很快傳到了五弟的耳中，這時候這位五弟已是成都軍區的一個大校軍官。不知這位五弟良心發現，還是骨肉親情，看到自己的三哥，流落街頭替人代筆書信維持生活，便派人把他帶到軍區大院。
向他表示不要再在街上流浪，答應他在軍區大院隨便幹點事，以渡晚年。老夏心中明白五兄弟找他來，是對當年他的不認親哥表示懺悔。畢竟眼下在金牛鎮只剩下他們兩兄弟了。
對中共早已認清的夏光然，懷著複雜的心態，不久隻身離開了成都，他說：「天地有正氣，人活就為這一口氣。撥出去的水難以收回，他不願一個曾公開宣佈將他趕出家門的親弟弟，今天再招他寄住他的籬下。從那以後，十幾年過去了，成渝沿線布著他流浪的足跡。
一種無牽無掛交織著流浪者共有的失落感，伴隨著他親身體驗監獄外整個社會底層的酸楚，餓一頓飽一頓，晚上經常在車站碼頭露宿過夜。
據他口述，1979年他因刑期剛滿，調到農四隊，1982年在鹽源農場為張錫錕和劉順森作戲劇性平反會上，他當場責問鄧揚光：「人都被你們殺害了，現在憑你們一張空頭平反書有什麼意義」？
刑滿後，他仍保持著「火炬」成員的本色，繼續反抗中共對留場人員的壓迫，負責管理他們的敖麻子說他反革命本性絲毫沒有改，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將他「釋放」，離開鹽源農場，回到了他的金牛鎮老家。(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