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散落在市井里的盐源难友(3)
1994年夏天我在沙坪坝参加一个质量体系培训班，在培训的地方他找到了我，他开的是一个新的凌志车，车上还带了一个很年轻的女秘书，他本人不但西装革履，带着一付太阳镜，很像近代派被尊为大腕的人物。
1996年，我已辞去了我的工职，在壁山的四亨公司“打工”，这一天晚上大约已经八点钟了，我正在青杠车站旁的马路边，碰巧他驾驶的凌志车顺着高速公路刚从成都返回重庆，在高速公路青杠出口站把车停下来，向我打招呼，他的坐旁坐着他的小秘。
这次邂逅，他毫不隐讳地告诉我，这两年他已在进口车生意中站隐了脚跟。他以商人身份，在重庆和成都拥有两个规模可观的销售门市，专门在西南边境同东南亚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做“进出口生意”。
说罢他还从皮包里亮出泰国和越南的护照，和一张出入边境的特许通行证，上面盖有四川省公安厅的大印。
他说他已经取得了泰国的国籍，我明白，他是瞄准了这些年进口汽车的热门，靠走私小轿车发起来了，手里有的是钱。
我问他兄弟现在在干什么？他说现在在重庆宾馆担任业务经理。
重庆宾馆是重庆市政府对外接待的窗口，也是重庆官员们的小金库之一。这里有来自各方的“黑道”“白道”人物与市政府搭线联络，干着各种‘秘密’勾当。能担任这里的业务经理不是一般的市民可以揽到，看来孟平兄弟今天是混迹在中共权力富有阶层之中了。
按此推断他们的家庭和出身，当与中共某当权者有很深的联系，或者说他的父辈有当今中共的掌权人物。但是我问到孟平有关与当今中共权力者的亲缘关系时，他从来不作回答，只说自己原来是西南铝加工厂的工人。
不过当与他交换对毛泽东独裁政权的看法，他毫不掩盖他对这个杀人魔王的切齿愤恨，透露他与中共内的某种倾轧有关。
1971年他入狱不久，便到了六队，与刘顺森交为挚友，1975年刘顺森组织向重庆地区的逃亡中，首选的成员便是他，其中他那机灵过人，以及对重庆地区文革状况的熟悉，是刘顺森选择他的主要理由。但是我除知道他的兄弟外，对他的家庭背景一直没有弄清楚，这也许就是他的狡诈之处。
那天晚上，我们在青杠镇街边的一家馆子里吃过晚饭后，便在四亨公司的花园里交谈得很久，他说他在出狱后经过认真的反思，对张锡锟刘顺森的人品推崇备至，替他们的遇难深深惋惜，但认为当时刘顺森的逃亡是件蠢事。
讲到他对当前政局的看法，他说：“我对政治已经失去了兴趣，就是感兴趣也没用，今天的老百姓那一个不是为赚钱谋生活而奔忙？那一个不是对中共既抱着一腔怨怒，但不会走上大街散发反对邓小平的传单！我现在所想的就是如何赚钱！赚政府的钱，赚共产党的钱我决不半点手软，因为共产党内有的是贪官，像我现在干的买卖，首先就是逃关税，巧妙利用这些贪官为我批条子做护身。我现在就是要捞大笔钱来补偿我十年的牢狱之灾！”
好明确的主张，好熟悉的手段，这同那些被文革打成走资派的黑崽子们，到了今天父母官复原职，以后被称为“太子党”的人们，冒出来的肺腑之言，简直是一模一样的。
他算是挤进了中国新生的富有阶层了，凭着他的机灵他会混得很惬意。
深夜十二点钟，他才起身告辞，他的“女秘书”一直呆在车里没有出来，我说夜深了就在四亨公司住一晚上吧，他说已与他的几个伙计约好，今晚回重庆宾馆住，我问他结婚了没有？他反问：“人为什么要结婚找约束呢？结了婚，行动要受限制，要是再拖上一个孩子，简直就是受罪，像我现在这样无拘无束不是很好吗？”
看来他在家庭问题上也是时髦的现代派，同居的双方都不受道德和责任的约束，这是不是新的家庭观念，我不知道。
当我讲起王大炳子女的困难，以及其它挣扎在贫穷线上的人希望能得到他人的资助，把自己用不完的钱做些慈善事业可是一件积德的事。他虽然口头上表示同意，可是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这种好事。
不久当潘老去世时，我打电话通知他，一同去参加潘老的追吊会时，他却没有应诺前往，这令我感觉到他与我们当年狱中同生死的人相隔甚远，没有必要同他保持联系了。
至于我所知道的从盐源农场获释的几十名人员中，除了几位获平反回到机关企业的人员，如张忠信，王明丰、王平依靠工资而过活外，邓自新回了西南毛纺厂，陈孝虞身体很不好，曾带信到蔡家场寻找过我，至于陈蓉康因家被拆迁，当时缺电话，随后便失去了联系。朱凌飞、王文典还留在农场的老残队。
1991年当我出差成都专门寻找解放中路张钖锟的家，准备第二次探访他的大哥，但那里已从新拆修，原来的1268号早巳消失，因不知电活号码同他大哥失去了联系，不知他们现在何方？
刑满释放人员绝大多数处于市井最底层为生活而挣扎，如像我第一次在上清寺的那个地下室里看到的那样。也有些实业小成的人。例如唐元澄，从事一个涂料小作坊，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挣扎渡日。
散落在菜市场从事开面馆的危君福，王正印，中共给了他们一点可以求生存的条件，他们年纪都已六七十岁，再没有精力过多去想其它的门道，并以他们亲身经历诉说中共当年“改造人”的真相。尤其见证当年高举火炬，英勇抗暴人们的事迹。(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