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战之前
“敌乎？友乎？”的良言规劝，日本当局内心无任何自责，更无愧疚，邪魔附体，无任何良知反应。中日两国间的僵局，日益加剧，已成死结。
蒋介石的心中非常清楚，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必定爆发，只是在何时何地爆发，一时尚不能把握罢了。
山雨欲来，狂风满天，大战正在一步步逼近。作为中华民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面对倭寇的贪婪欲望与侵略野心，内心自然非常着急。古训有言，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利用忍辱蒙羞签订“塘沽协定”之后的短暂间隙，进行相应的国防准备已是刻不容缓。
军政要务，经纬万端，卫国防务，千头万绪，大战在即，备战该从何处着手？蒋介石首先考虑的是民气。
自满清入关，统治中原大地近三百年之久，亿万同胞的民族意识已被奴化殆尽。孙中山先生用三民主义，号召国民，发动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但是，由于专制独裁的土壤温床与历史惯性的作用，导致了军阀割据混战的民初乱局。加之中华民国开国不到十年的时候，马列主义渗入中国，组建政党，迅速形成一股与国民政府相对抗的政治势力。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满两个月，共产党在中华民国的江西省，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因两年前（1929）的“中东路事件”，中国共产党曾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在中央苏区，战士每天早晨出操都还要高呼“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1933年红四方面军驻扎广元利州时书写的石刻标语。
由于这种种原因，致使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所形成的优秀文化以及优良的道德传统，遭受严重的破坏。国民政府虽说两度北伐，完成了中华民国的统一，而对于孙中山以天下为公为治国理念的三民主义还没有进行系统的宣讲，更谈不上向国人普及，全体国民的思想，尚未被三民主义理论所统领，仍处于浑浑噩噩的散沙状态。
蒋介石认为要激励民气，首先是要唤起国民的民族意识、振奋全体国民保家卫国的坚韧精神，焕发中华民族自尊、自强、自信的传统道德与气节。
蒋介石先生曾经强调：“ 古人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我们的国家现在就到了这种危险的时期，要能救亡图存，必须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诸固有的德性，即“礼义廉耻”四个字。所以我常常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
“我们现在国家贫弱和民族衰败，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乎武器不精，而完全是由于丧失了固有的精神和优美的德性——礼义廉耻！现在我们要救国建国，要复兴民族，并不是难事，只要我们各人能恢复各人固有的良知，实践礼义廉耻，救亡复兴必然易如反掌！” （蒋介石文集．民国二十三年．演讲．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
基于上述的战略思考，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开展轰轰烈烈的国民教育运动，史称《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就是要把礼仪廉耻的道德观念施之于日常的生活之中，就是要从国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致一个全面的社会风气的革新。教育本是百年大计，时值祸在眉睫的存亡之秋，蒋介石仍不忘道德深耕，可谓为国为民用心深远。
《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作为国民教育的道德基础，并把这一理念转化到“教”“养”“卫”的具体行动中，用以作为复兴民族的根本要务。蒋介石解释：“教”之要义，就是要求国民逐步做到“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养”之要义，就是要求国民在“食、衣、住、行”四项基本生活方面逐步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卫”之要义，就是要求国民逐渐养成“严守纪律，服从命令”，精诚团结，共同一致的精神与习惯。
蒋介石倡导发起新生活运动时，以“礼义廉耻”作为重塑民族道德的开端，可说是他对于挽救中国危亡之道的一贯看法，他强调这是和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可以说，国民党奉为圭臬的《三民主义》是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源泉。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在首都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会上，蒋介石以《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为题讲道：
“大家知道所谓“新生活运动”的“新”字，反面就是“旧”字，“生”字的反面，就是“死”字，“新生活运动”顾名思义，就是“除旧布新”，和“起死回生”的生活革命运动。中国有两句古话，就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我们必须将各个人以至整个社会国家一切不良的腐败的，换言之就是旧的思想行动习惯风气，一概革除，造成一个良好的文明的思想行动，就是新的习惯和风气，然后我们才可以成功一个现代的人，如此我们的国家才可以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
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在于改善全体国民的生活习惯，全面恢复中华民族礼仪廉耻的固有道德，从而提高整体民族的素质，使全体国民进入文明新型的生活境界，从而达到固本强国的目的。这是一项宏大的社会工程，要想收到效果，需要较长的岁月时光，这一点在当时蒋介石的心目中自然是非常清楚的，然而，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倡导推行，由此可见蒋介石先生政治目光的远大！
其实，蒋介石的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教育强国的思想，并非民国二十三年才有，而在民国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就已向蔡元培院长发出“从教育着手以挽救国家危亡电”。电云：【国家危亡，至此已极，挽救之道，非从兴学养廉，激浊扬清入手，另无他法。小学与中学教科书，拟请从速订定，强迫各书坊发行，凡其从前编辑之教科书，均应严禁；尤须注重小学教师，必使其有爱国雪耻之血性，而后方能任其为教师。教科书之精神，其一即为国耻，而尤须注重胶东与辽东之耻辱；其次，乃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再次则为本党之历史，与国民革命之意义。至于戒私斗，尚亲爱，必使人人有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之心，而后方能救国保种也。现今社会之贪污腐败，疲玩奢侈，乃为弱国之原因，必使人人能知科学之重要，非此不能治事，若使人人知组织、系统、范围、统计为办事之本，炼钢、炼铁、制药、电气、机器、铁路六者，为守国之要则，十年之内，不难复国雪耻也。雪耻之道，以卧薪尝胆，破釜沉舟之历史，唤醒国民，使其有所兴起效法，是亦教育之一道也。总使人民知法、守法、雪耻，而纪律与秩序，更当使国人知所严守也。是否请酌夺。】（《蒋介石文集．别录．民国十七年．致大学院蔡元培院长告以救国之道电》）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封电报是蒋介石在北伐途中、“五．三惨案”发生二十二天后发给蔡元培院长的。电文中强调“教科书之精神，其一即为国耻，而尤须注重胶东与辽东之耻辱；其次，乃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再次则为本党之历史，与国民革命之意义。至于戒私斗，尚亲爱，必使人人有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之心，而后方能救国保种也。”旨在以复国雪耻教化国人，激励民气。蒋介石在戎马倥偬中不忘国本，充分显示出了作为中华民族主心骨人物的远见卓识。
新生活运动在大陆推行了十五年，中华民国迁都台湾以后，国民政府继续推出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毫无疑问应是新生活运动在台湾的延续。如今台湾人民的文明生活，台湾社会的和谐氛围，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政党轮替，人民所享有的民主、自由与平等，可以肯定的说：是“新生活运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一脉相承，坚持不懈，固本培元的结果！
为了应对中日之间即将爆发的全面战争，蒋介石一方面进行国民素质的培养，另一方面着手进
行军政干部的培训工作。先后举办了庐山军官训练团、峨眉军官训练团、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等。庐山军官训练团举办于一九三三年，实施蒋介石“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开南京国民政府大规模训练军事干部的先声。训练中将“六项原则（搜索、联络、侦探、警戒、掩护、观测6件事）、四大要素（确实、迅速、静肃和秘密。）、三个口号（“受伤不退”、“被俘不屈”、“受命不辱”）、两点要旨（战术上的“分散”与“集合”）、一个要诀（“服从命令”）” 作为一切学术、术科的训练要目，成为系统训练中的精华所在。
蒋介石的抗日战略思想是“攘外必先安内”，其根本目的是要打垮倭寇侵略，坚决战胜日本军国主义者！保卫中华民国的神圣领土，维护中华民族的神圣尊严。当时的社会共识是：面对异族强大的武装入侵，中华民族只有上下同心，团结一致，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所以“安内方可攘外”。抗日战争时期，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两句话：“将军头上一棵草，手执九九钢刀把胡儿剿！”将军头上一棵草是一个“蒋”字，九九是分别指“中正、介石”的笔划数，“胡儿”即日本……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为了适应抗战对各类人员的需要，庐山军官训练团又举办党政人员训练所；合作人员训练所；县长训练班；党、政、军人员混合训练班。为抗日战争培养大批战时服务人员。
此后，又举办“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共设四个团，是一个大型的军事、政治训练机构，蒋介石自任团长，当时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任副团长，第一团创办于武昌，第二团设于山西，第三团设于江西，第四团设于西安。
以上各类训练团、班、所，先后举办多期，为抗战前线培训、输送了大量的军事、政治干部。他们为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为抗日备战，不外三项大事：一是激励民气；二是培训干部；三是整顿军备。在整顿军事力量方面，蒋介石考虑的更深更远，着手进行得更早。
蒋介石是行伍出身，又是黄埔军校的创办者，军队在卫国战争中的重要性，他心中自然是十分明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在德国，德国的军事建设在世界上堪称一流，蒋介石当年虽是留学日本学习军事，目睹日本军队的素质与实力，但他建军的榜样选择的并不是日本而是德国的模式。
1927年蒋介石聘请德国麦克斯．赫尔曼．鲍尔，担任总顾问，帮助中国，进行备战。鲍尔是一名退役上校，很有军事才能，蒋是想通过鲍尔打通与德国的关节，能得到更多来自德国的帮助。1928年11月中旬，鲍尔率领一个包括10位军事训练专家、6位军械后勤专家、4位警政专家和5位经济、铁路管理、医疗、化工专家共25人的顾问团来到了南京，首创顾问团的模式。鲍尔全力帮助蒋介石整军、建军，他对军队的裁减、重建、整训及经济的发展，重工业、航空运输业、农业、矿业的建设和中国财政体系改革等多方面都曾做出很有价值的建树。
蒋介石聘请德国顾问团，先后十年间曾有五任团长，他们分别是：
第一任顾问团团长：麦克斯．赫尔曼．鲍尔。
第二任顾问团团长： 赫尔曼．克里拜尔。
第三任顾问团团长： 格奥尔格。魏泽尔。
第四任顾问团团长：约翰内斯．弗雷德里希．列奥佩德．冯．塞克特将军。
第五任顾问团团长： 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
作为德国军官，对于中华民族的国防事业，他们将会如何行事呢？历史证明：五位团长，受人之聘，忠人之事。他们在中国工作无不勤勤恳恳，尽心尽力，对中华民国的国防建设事业，十年间分别作出了令人敬佩的贡献。
比如格奥尔格．魏泽尔对军事教育的加强起了很大的作用。先后协助国民政府创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等学校。在教学上，摒弃了过分拘泥的日式成法，采纳“专在切合战用之实地工作”的德国典范令。培养了大批的军事人才，为特种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冯．塞克特提出了他的“中国陆军改革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在军队训练、军官培养、武器装备的购置、军事机关的整顿、特种兵建设等方面对前面几任顾问的做法进行综合、补充和发挥，对改进中国官员与德国顾问合作关系也提出了一些办法，并促成德国对华贷款，对中国的抗战事业贡献卓著。此外在帮助中国发展军火工业，开展军事技术研究，设计未来抗日整体战略，引进科学技术人才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此后，法尔肯豪森又和兵工署长俞大维一起拟定了一套“五年军火发展计划”，期望中国能独立制造各种武器，而不必仰赖国外输入。
按照这一计划，汉阳兵工厂在1935至1936年间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生产德国98K步枪的中国版—中正式步枪，以及马克沁机枪、几种82毫米迫击炮等。中正式和汉阳八八式步枪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都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步兵武器。
冯．法尔肯豪森对日本军队及其军事战略做过深入研究，深知日本全面侵华势在必行。因此，他上任不久，就多次考察中国的江防、海防，对中国抗日战略部署提出了大量的建议。
1935年8月20日，他向蒋介石呈送了《总顾问冯．法尔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对两年后爆发的抗战的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他在建议书中分析道：“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切近者当属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延期其实现。”
冯．法尔肯豪森并明确指出，国际上对于日本侵略行径“一时无联合或单独干涉之可能。华盛顿九国之公约实际早已成废纸。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面拔刀相助”，认为“日方苟遇真实抵抗，则局势迥异”，“万不可不战而弃寸土”。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丢掉幻想，“竭尽全力，为保全国土而奋斗”。
《建议》针对日军的进攻方向和战略部署，提出了中国方面的作战方案，不仅为国民政府应付华北危机提出了对策，也为尔后的长期抗战拟订了总体蓝图。
他还准确预料到了日军的战略重点：华北地区和长江流域各海口，并在建议书中提到的“持久抗战”：“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现在大家知道的黄河决口也是出自冯．法尔肯豪森的建议：“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
冯．法尔肯豪森在中德军工间的合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取所需。他在华期间非常尽心，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他的工作需要他经常与德国军工业的巨头打交道，按照今天的话说，这是个很有油水的工作，只要把价格上抬下压或者轻松拿些回扣，他会赚个盆溢钵满。不过冯．法尔肯豪森将军非常正直，与德国军工厂商谈判下订单时，不仅质量要求非常高，还把价格压得很低，这让德国厂商叫苦不迭，以致于有些德国公司气恼地骂他，是不是德国人？按今天愤青们的眼光看，冯．法尔肯豪森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德奸”！
其实，在德华商业中洁身自好，恪尽职守的不仅仅是冯．法尔肯豪森将军，他的前任们也都做得很好，例如塞克特将军，下订单前绝不会见任何厂商的代表；再例如鲍尔，他本人就是厂商代表，但遇上真金白银购买德国军火时，他完全站在国民政府这一边。
根据冯．法尔肯豪森的整军备战建议，中国政府于1935年春在武汉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由陈诚任处长，总理整军事宜。这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次军政军令系统的大改造工程。截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接受德国顾问训练并有部分德式装备的军队已达30万人之众。整理处共调整了15个师，整理了24个师，此外还调整了东北军15个师、广东部队10个师、川康部队26个师及9个独立旅。通过这次整军，中国军队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中央系的30个师，基本实现了装备德式化，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蒋委员长原本是准备训练80个德式精装师的，以此进军东北，收复失地。后因卢沟桥事变爆发，没有时间再去训练，所以没能实现。）
通过这些努力与建设，国民政府在不到十年间，于长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爆发的中日大战奠下了一个能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
这些基本实现了装备德式化，并接受德国顾问系统训练的新式部队，遂成为日后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军事骨干力量！
长期以来在不少人的思想中蕴藏着一种狭隘的看法：说蒋介石聘请德国顾问团，是为了帮助他“围剿红军”；是想效仿希特勒实行专制独裁。其实这一看法是很浅薄的，更不客观，是一种近视的、局部的观念。蒋固然是要“围剿红军”，但“围剿红军”绝不是他的最终目的，比如1936年10月，何应钦曾想劝说蒋介石，调一部分新式军队到陕西剿共，以替换作战不力的东北军，这一建议被蒋介石拒绝，在蒋介石的心里，这支王牌军队针对的是日军即将进行的侵略。所以，如前所述，蒋介石的最终目标是整顿军务，积蓄力量，彻底打垮倭寇的侵略，坚决战胜日本军国主义者！保卫中华民国的神圣领土，维护中华民族的神圣尊严，维护亚洲的安宁与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德国决心弃华联日，下令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德国政府几次催促陶德曼大使与蒋介石交涉，甚至下了死命令给德国驻华顾问：如果再不回德国，即以叛国罪论处，取消国籍并没收财产。在此情况下，在华的顾问们于1938年6月25日离开中国（6月24日陶德曼大使被召回），冯．法尔肯豪森几人作为善后人员于7月5日离开汉口转道广州，7月8日，冯．法尔肯豪森等顾问在广州挥泪登船，赴香港返回德国。临行前，他们纷纷起誓：为中国保守抗战秘密，绝不用之来反对中国。其忠诚之心溢于言表，令人敬重。
德国的顾问们帮助中华民国加强了国防建设，遂成为蒋介石的国际好友。关于他们之间的友情，有两件小事想在这里做一赘述。
第一任顾问团团长赫尔曼．鲍尔当年因病在中国逝世，死后安葬在上海。国民政府为鲍尔举行了空前隆重的葬礼，蒋介石在葬礼上极为悲痛。后来，蒋介石还把这位前军事总顾问的儿子召到中国，安排在身边做随身顾问，并视其如手足。
冯．法尔肯豪森应召回国之初，他拒绝接受任何工作，免费当起了中国的抗战宣传员。1939年7月10日冯．法尔肯豪森再次应招入伍，8月28日，出任第四军区司令官并兼任第四集团军司令。1940年5月22日开始，冯．法尔肯豪森将军担任德国驻比利时及法国北部最高军政长官，同时还兼任荷兰和卢森堡总督。他其实就是影片《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中德国将军的原形。1944年7月15日他正式退役。7月20日发生了7-20刺杀希特勒事件，7月29日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因涉嫌7-20事件被盖世太保逮捕。但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冯．法尔肯豪森将军一直被关押在集中营.1945年5月4日，冯．法尔肯豪森被盟军解救，但随即因为战争罪又被盟军投入大牢，1948年，冯．法尔肯豪森将军被引渡给比利时，直到1951年才开始审判。最终，法庭判处他12年有期徒刑，但考虑到冯．法尔肯豪森年纪太大，在宣判的三周后释放了他，冯．法尔肯豪森前后坐了六年的牢。
蒋介石是个非常讲究交情的人。三十年代塞克特与法尔肯豪森给与国民政府的大力帮助让蒋介石非常感激，当他得知国民政府的老朋友冯．法尔肯豪森因为战犯罪在比利时身陷囹圄时，蒋介石亲自安排人给冯．法尔肯豪森的家人多次送去生活用品，1948年至1951年间的德国，实物要比金钱有用得多。与此同时又先后给冯．法尔肯豪森将军汇去15000美金补贴家用，这在当年也是价值不菲的钜款了。
由此两件人际交往的小事，可完全折射出蒋介石满怀“不忘故交，情重义厚”的君子之风！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