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蒋介石的良苦用心
一九O八年，二十二岁的蒋介石东渡日本，入读日本振武学校，并与陈其美、黄郛结为兄弟，由陈其美引导加入同盟会。振武学校卒业，入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一段艰苦军旅生涯，使蒋介石对日本的国防、军力以及军方情绪都有所了解。当时他就深感中日未来难免会有一战，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深以为忧。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为促成宁汉合作，自请辞职，赴东京访问，为了于未萌之际消弭两国国民同罹战火之苦，十月二十三日在东京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书曰：
【中正遵奉中国国民党 孙总理之遗嘱，从事于中国国民革命，与贵国人士暌违久矣！此次辞职，获来贵国观光，对于各种事业之进步，良用钦佩！至个人此来，辱荷各界竭诚优遇，尤深感谢。窃以贵国为我 孙总理革命策源之地，亦即我国民党前身同盟会产生之乡，渊源至深，我 孙总理于民国十三年赴北京之前，绕道东来，向贵国朝野有所申说者，无非本其平生一贯之主张，确信中日两国在国际关系上非切实提携共同奋斗，不足以保障东亚之和平，而中华民族之解放，与中国国际地位之平等，即所以完成中国国民革命，亦即我中日两国共同奋斗之基础。中正此来，时日尚浅，然深感贵国国民对我中华民族之观念，皆已注重于平等待遇之精神，实与中正以深切之印象，故不愿失此良机，一本我 孙总理之遗意，重将前义再向贵国国民掬诚申告之。三年以来，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经我中国国民党之奋斗，已将我国民独立之精神，表现于世界，即各国有识之士，亦莫不公认我国国民已具有独立之能力，如列强之政府，能同情于吾党之三民主义，不加妨碍，则国民革命之运动，决不至有今日之停顿，其或已告成功矣。窃忆我 孙总理尝称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无论在任何方面观察，均有唇齿相依之关系，中正深信贵国国民，希望我中华民族之独立，必较他国国民尤为真切，且贵国人士，提倡中日两国之亲善，已有多年，惜乎未得其道，故至今尚难实现，此我两国有识之士，莫不引为憾事者也。中正尝以为欲期中日亲善之实现，必先扫除两国亲善之障碍，障碍为何，厥为中国国民所共弃之军阀也。在此二十世纪拥有四万万以上国民之中国，而竟有中古封建时代之万恶军阀，遗留于其间，不仅为中国国民革命进行之障碍，抑且为世界和平及文化发展所不许也。惟其间有不明中国国情之国家，不顾东亚之安危，徒眩惑于目前短小之权利，利用我国民所痛心疾首之万恶军阀，以间接压制我国民众，阻挠革命新兴力量之膨胀，而连结国际间永久不解之仇恨，以贻我东亚民族无穷之耻辱，明达如贵国朝野人士，对于东亚百年之大计，其必有远大之怀抱，而于排除我中国国民革命之障碍，亦必与吾人具有同情，而不加以阻止乎？贤明之日本国民乎！吾人确信我中日两国根本之亲善，非利用军阀所能成功，亦非少数人之互相结合，所能奏效，必待我两国国民与国民间，有自动的及自觉的精神之团结，乃能达其目的。是以吾人今后努力亲善之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以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其亲善障碍之军阀，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对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亦即我两国根本亲善之良谟也。否则军阀之恶劣势力，一日不除，我国民必多增一日之痛苦，国民革命之完成，固因之延长时日，而我两国之亲善，亦无由实现，其影响于东亚全局之大，固不待言，而最近世界之战祸，亦将胚胎于其间，是诚足为我两国前途忧也。我中国惟一亲爱民族之日本国民乎！吾人东亚来日之大难，惟有吾东亚民族乃能自决，吾人对于东亚前途之危机，其在共同努力者，正多而至迫切，我国国民，岂复可以漠然置之乎？吾人既知中国内乱之延长，实与贵国前途有莫大之影响，故吾人更不能不努力于我国之统一，期与贵国同负保障东亚和平之重任，吾人更深信中国之国民革命，无论在民族历史上，革命精神上，以及世界潮流之趋势上言之，断无有不成之理，决非任何强权之所能永久干涉与压迫者也。惟中国革命成功之迟速，其于中国之祸福，与贵国之安危关系，皆同一密切，无所轻重，故吾人甚望我两国国民，在共同努力于东亚和平责任之上，迅速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确立两国亲善之基础，则今日贵国人士所盛倡共存共荣之理论，必可表现于事实，是则中日幸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一编．绪编-壹》电子版P107—109）
在这不到一千五百字的“告日本国民书”中，我们不难看出处处都萦绕着蒋介石胸中的无限隐忧。他殷殷敬告日本朋友，日本是 孙总理革命策源之地，亦是我国民党前身同盟会产生之乡，两国人民渊源至深。日本人士提倡中日两国亲善已有多年，惜乎未得其道，故至今尚难实现，此我两国有识之士，莫不引为憾事。他又以赞许的口吻说道：，“明达如贵国朝野人士，对于东亚百年之大计，其必有远大之怀抱，而于排除我中国国民革命之障碍，亦必与吾人具有同情，而不加以阻止乎？”“是以吾人今后努力亲善之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以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其亲善障碍之军阀，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对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亦即我两国根本亲善之良谟也。”随之再做语重心长的呼吁道：“我中国惟一亲爱民族之日本国民乎！吾人东亚来日之大难，惟有吾东亚民族乃能自决，吾人对于东亚前途之危机，其在共同努力者，正多而至迫切，我国国民，岂复可以漠然置之乎？”“吾人更深信中国之国民革命，无论在民族历史上，革命精神上，以及世界潮流之趋势上言之，断无有不成之理，决非任何强权之所能永久干涉与压迫者也。”“故吾人甚望我两国国民，在共同努力于东亚和平责任之上，迅速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确立两国亲善之基础，则今日 贵国人士所盛倡共存共荣之理论，必可表现于事实，是则中日幸甚。”
蒋介石向日本国人掬诚申告之语，随风飘去，不幸终归还是未能幸免。
为了于未萌之际消弭两国国民同罹战火之苦，蒋介石不辞辛劳，继续努力，总想以福祸相依、共存共荣之通义常理说服日本当局，遂于十一月五日往访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其私邸会谈三小时，蒋介石先生提出，中日将来的关系如何，必将决定东亚前途之祸福。他问田中以为然否？田中不答而反问蒋先生此次来日的目的是什么。蒋介石侃然以三事相告：
“第一、中日必须精诚合作，以真正平等为基点，方能共存共荣，此则胥视日本以后对华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对象，换言之，不可在中国制造奴隶，应择有志爱国者为朋友，如此，中日乃能真正携手合作。
“第二、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
“第三、日本对中国之政策，必须放弃武力，而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余此次来贵国，对于中日两国之政策，甚愿与阁下交换意见，且期获得一结果也，稀有以明教之。”
田中的回答却是：“阁下盍不以南京为目标，统一长江为宗旨，何以急急北伐为？”
针对田中义一公然主张分裂中国的言论， 蒋慨然说道：“中国革命，志在统一全国，太平天国失败之覆辙，讵可再蹈乎？故非从速完成北伐不可，且中国如不能统一，则东亚不能安定，此固为中国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利也”。
田中每当蒋公谈及统一中国之语，辄为之色变。后谈苏俄问题，则详询中苏外交之经过，而不涉论断。
蒋介石随即告辞。对身旁的同志说道：“综核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中国之统一，更灼然可见矣。”（蒋介石文集．中华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五日于东京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谈话）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随之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验证了蒋介石对中日关系演变走向的判断。
一九二六年四月，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裕仁登基，年号昭和。
一九二七年四月，田中义一出任日本第二十六任首相，兼外务大臣。
就这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由于历史人物风云际会的排列组合，在先后两年的四月里，蒋介石与田中义一于无形之中结成了政治、军事的对手。如何击败对手，打垮对手，最终战胜对手，遂成为蒋介石政治军事生涯的中心议题。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攻占山海关、进兵热河，进而逼近平津，不到三年时间，日本当局的政客们与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连连发动进攻，侵略邪念，急剧膨胀，战云不仅笼罩中日两国，而且笼罩整个亚洲，中日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二十年前的忧虑，于此得到印证。如何缓解这一趋势，如何扭转即将滑入深渊的这一历史走向，成为蒋介石当年日日夜夜苦苦思考的焦点问题。
蒋介石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本“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之策，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秋，在“外交评论”杂志发表了“敌乎？友乎？”一文，还是想从化解误区、谜团着手，对日本朝野提出忠告，以望其有所醒悟，挽苍生免于战火之灾。
“敌乎？友乎？”原是蒋介石一九三四年发表于“外交评论”杂志一文的篇名。四十余年后，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先生撰著，在中华民国六十六（1977年）年一月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一书中，将“敌乎？友乎？”一语用作为该书第十一章的标题。
蒋介石筹思这篇文章时，正卧病在床，虽用心血写成此文发表于“外交评论”杂志，但并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日本满怀私欲的政客与军国主义分子们已是邪迷心窍，铁了心肠，以东亚共荣冠冕堂皇的说辞，决意把中日两国民众拖向战争的灾难深渊。
蒋介石先生当时在文章中究竟讲了些什么道理？说了些怎样的事实？八十年后，我们不妨做个简单的回顾。蒋先生在文章一开头便直言道：“世上论述中日问题论文，已经很多，就是中日两国政治家及学者所发表的意见，不论专门的或一般的，也已经不少。但我敢断言一句，两国公私各方对于中日问题的见解，真能从国家终极的利害上打算，不为感情或意气所驱使，或一时错误所蒙蔽的，实在太少。我们至少可以说，对于问题正面的认识，实在太不够。
我不是一个研究国际政治的专家，本文之作，完全在根据常识和事实，而作一种纯客观的真实事理的指陈，以供中日双方的反省。凡是一般政治学者所已经论到的，我无须赘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所避忌而不言的，此文将倾量尽述而无所隐饰，知我罪我，听诸读者。
首先我敢说，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是就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如果不是同归于尽的话）彻底打算的结论，我想日本人士中间怀抱同样的见解的，当亦不在少数。但至今为止，不但没有打开僵局，以更新两国关系的征象，而且也找不到一点曙光，只是苟且迁延，得过且过，任令自然变化。人类已进步到了二十世纪，还不能直认事实，而却是遮遮掩掩的缺乏勇气与真诚，真令人大惑不解。”
他强调说：“国际间许多悲剧，都是起因于一时毫厘之差，致酿成万劫不复之祸。为打开中日两国彷徨的僵局，免使愈走愈趋绝路，也为确奠东亚和平、消弭世界战机起见，对于中日问题，实在有作一番忠实的检讨，无避忌无隐讳的下一番坦白的批判之必要。”
蒋介石认为，人类已进步到了二十世纪，中日两国间的僵局，应该以坦荡的胸怀，相互沟通，尽快打破为好，否则对双方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他首先，就中国立场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就中国方面说，现在支配中国政治的是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应该崇信中山先生的遗教，是没有疑义的。中山先生曾经说：“如果东亚没有日本，中国早已被人瓜分或共管了。”他又说：“从日本动员之日起，开到中国攻击之日为止，最多不过十天，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民族主义第五讲）其他证明中日两国辅车相依，合则两利，敌则两败的话，散见于各种讲演档的还很多。本来从世界大势来看，如果中国从远大的将来[着]想，中日两国便应该相互提携而没有交恶到底的理由。现在虽然有许多国民，激于当前的仇恨，颇有愿与日本偕亡的气概，但中国国民党的当局，既然自任以全国安危之重，便应该从大处[着]想，堂堂正正的有忠于国家利害的打算。我们固然知道中日问题，主动完全在日本，当日本无意缓和时，中国无法单独缓和，但依目前所标榜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实在只足以表示当局的无办法。现在更有一类人，悬想到俄日或美日开战时，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中国将何以自处，因而有主张中国应绝对不参加战争且实行严守中立的。殊不知战端一启，中国决没有守住中立到底的可能，最可能的立场，大约将不积极的站在那一方面，而是反对那一方面，或者可以说有那一面强迫我们或破坏我们中立的时候，我们便不恤牺牲的反抗他。但这样仍然是与加入战团无异，这样不能保持中立而处于被逼参加的被动地位，于中国并没有何种的利益，而且必陷于最悲惨的绝境。所以我说与其说严守中立的话，还不如说是准备牺牲参加战争，若要说是站在那一方来参战，毋宁说是反抗那一方面之为当。因此可知中国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守住中立，或希望从中取巧，得到什么利益，就无异于痴人说梦。我以为目前中国，只有尽力消弭战机，才是唯一可采之路。而欲消弭战机，至少须将足为引起战机原因之一的中日问题，求得一个解决。中日问题解决了，世界局势将为之一变，俄美与日本间之战争或者可以不发生，即使还有俄日或美日战争，在中国也可以有清清楚楚的立场，自由应付，而不受丝毫的牵掣。所以无论由中山先生的遗教及国家永久利害上着想，或是因应现在国际间局势着想，中国方面断乎不应听任中日僵局无期延长下去，而不谋解决之道。”
接着又为日本打算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再从日本方面说，自九一八以至于现在，自内[冈]田以至于广田，自从侵占东北四省，其后退出联盟，乃至去年四月十七日强硬的声明，以迄于最近，虽然中间一再有“增进及维持东亚和平”之口头的标榜，但所作所为，无不是增重东亚和平的危机，而且积极遂行其对华强硬之政策，始终没有改变的迹象。我们固然知道日本既然在三年以前向中国向世界投下如此惊人的一颗炸弹，现在已欲罢不能的在某种理想之下，径行直遂的走去，彼国的政治家及军部，自有其对世界对中国的打算，或者其自身的计划已很周详，但我们局外静观，至少就日本对中国所取策略而言，可以直言日本的打算并不是算无遗策。论到日本对中国关系，我们必须将其对俄对美（与对英）之错综关系连带并论，盖在一方面，因为日本欲遂行其大陆政策，与独霸太平洋的理想，打倒劲敌，混一东亚，所以引起俄美的嫉视，在另一方面，日本当局所持以欺骗其国民者，谓如不取得满蒙，无以解除日本国防安全之威胁，换言之，就是日本为对俄对美备战，所以必须经略满蒙。我们现在也以纯客观的态度替日本打算一下，国际上无论在战略政略上说，正面以外，当然应该算到侧面和背面，侧背方面如其有了对敌，这对敌的兵力如果运用得法，就可以当得过正面二倍三倍甚至十倍以上的效力，这是世上无论任何政略家或战略家所了然无疑的。现在日本如欲东向美国启衅，中国即在其背面，如欲北向苏俄开战，中国即在其侧面，所以日本如欲对美对俄备战，如不消弭侧背方面的顾虑，岂但没有制胜的把握，直无开战的可能。但消弭侧背方面顾虑的方法，本来也有两途，一种是以力量绝对控制住这个邻国，使无能为患，一种是与这个处在侧背方面的邻国结成协调关系。现在日本人既不从协调方面与中国提携，则日本的打算，显然是采取以强力控制中国的办法，然日本能否绝对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呢？而且以我们所见，中日两国既已交恶到这般田地，只控制中国也还不是办法，而必须在对美或对俄开战以前彻底灭亡了中国，若日本不能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十天以内灭亡了中国，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因日本灭亡中国的时间，如要用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的期间，则美或俄必不能坐待日本之从容对付中国，而将迫日本以速战，然而我们就事实观察，日本占领东北，已有三年之久，不但东北义勇军尚不能消灭，而沈阳一县的民间枪械，何尝能如期缴清？由此事实推断，日本毕竟能否在最短期间，如十天以内，彻底的控制中国甚至灭亡中国呢？至于中山先生何以明言日本在十天内可以亡中国？要知中山先生之言，是看破日本早具有十天内占领中国要地之野心与其可能，故特加重其词，以警惕国人，彼亦何尝不明知日本只能于十天之内占领中国重要交通地区，而不能消灭中国四千五百万方里之土地，与四亿八千万之人民？吾人既明此意，则可就种种之事实与情势上观察，日本有无彻底控制中国或灭亡中国之可能？
（一）就控制中国来说——日本当然要先以海军力量封锁中国的海岸，但中国现在尚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欧美各国对中国有错综的政治经济的关系，尤其是英国的关系为更切，岂止关涉一二国的利害而已。日本如欲如此做去，将不止与中国为敌，不止与俄美为敌，而且强迫英国以及全世界作敌人。控制中国海岸本来为对俄或对美作战之便利，但在主战没有开始以前，便扩大敌对范围到全世界，是否为有利之战略？这是就海上说。
（二）在陆上方面——我们可信日本所积极打算中者，即为造成第二第三的“满洲国”，亦即一般所传，将扩大侵占范围，以造成所谓“华北国”或“蒙古国”，但此是否为日本力量所容许呢？先就经济方面来说，日本自出兵满洲以至造成“伪国”以来，所支出的军费有多少的数额，这是世人所共知的，其国内财政上赤字数额的继长增高，也是世人所共知的，现在如扩大侵占范围，须知经略华北决不如强占东三省时可以垂手而得，一则当时事起无备，二则华北之民气民力与人民知识程度，又与东三省久处日本势力之下，精神上早受影响者不同，日本如真欲在华北或蒙古造成其意想中之第二第三的傀儡组织，所消耗的兵力与支出的费用，视前必以倍计，而如内蒙一带，遍野荒凉，既鲜生产，毫无收入可言，强欲经略，倍多耗费，此就其直接经济影响而言。在间接影响说，日本如必须欲更进一步扩大侵略范围，中国国民的抵货运动，将非任何力量所能抑制，彼时日本在华是否尚有商业或其他产业可以立足，也就不难想像。再就军事及所需兵力而言，先以“满洲国”为例，日本驻在“满洲国”的军队，表面上说是五个师团，实际我们知道在十万人以上，有十万人以上军队，至今尚不能确保所谓“满州国”境内的治安而时时要受义勇军的威胁，然则日本如再欲造成与“满洲国”同样的第二第三伪组织，至少也须派出二十万陆军，才能对付得过。日本常备兵额总计十七个师团，全数调来尚且不敷，国内与朝鲜治安的维持镇慑，也还需相当的兵力，至此势必征调及于预备役及后备役，如此则日本就是与中国正式作战。与中国正式作战，就不是我上面说过，仅仅控制中国北部的范围以内的事，这样他就要以支战场作为主战场，就要完全抛弃他的主目的敌。日本如出此下策，就不啻自取败亡。此种有意义的牺牲，将非中国之所畏，且无宁为中国之所乐受而不辞。
（三）日本如以任何理由对中国正式用兵，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为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事的终结，但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务，但在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因中国尚在革命未成时期，俟下面再详论之）。日本至多也不过能占领到中国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与重要的海港，决不能占尽四千五百万平方里中国全土。中国重要都市与海港全被占领时，在中国诚然将陷于极度的困苦与牺牲，然日本亦何尝能彻底消灭中国之存在？即就东北四省被占为例，在中国国家丧失此重要之领土，当然为一极严重之损失，但以革命期内的国民政府的性质视之，一时的得丧几无关系，且无宁谓塞翁失马。盖吾人曾听到中国国民党当局说：“收复东北，革命党当然应负其责任，但失去东北，革命党不负其责任。”作者不是国民党党员，对于此话，不欲断言其是否为国民党自圆其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不过从前是有名无实，而今则并丧其名，但表面虽属沦亡，实际自东北被占以后，东北军队反得因此而完全统一于中央，东北人心，亦彻底认识民族主义的意义，精神上更密切归属于统一的中国之下。就此一段的证明，可以知道日本若以继续侵略蹙削中国疆土为得计，其结果不过使中国踵行放弃欧洲退保亚陆时的土耳其的先例，缩短战线，出死力以争生存，彼时两国人民的生命牺牲，惨烈不堪预想，但兵连祸结，日本毕竟能否达到彻底消灭中国的目的呢？
由于上面几点，可见日本无论为对俄对美备战，或为遂行其五十年前传统的大陆政策，而出于武力压迫中国或侵略中国之计，在日本立场上，决然为牺牲极大而毫无把握的企图。换言之，不论控制中国，或消灭中国，皆为不可能。至于国际上侧面而视，以及日本内在的危机，我此文已不用赘说。日本国内现在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十分忧虑于日本之将来的，但以我所见，日本实在没有非孤行到底不可的理由，如果撇开成见，认清事实，要改弦更张，那就回头是岸。
国际上大错的铸成，有主因也有副因，往往不止一方有错误而必是双方均有其错误。我们综观自九一八前后以迄于今，不论中国方面或日本方面，均有其对大势及对彼我认识之错误以及措置上的错误，这些错误有已成过去的，有继续仍循行错误之路而还不断制造新错误的，本文既欲忠实的检讨中日关系，当然应将两方所有的错误，一一指出，而后可定应采取的解决途径。”
蒋介石先生首先从（一）失却时机的错误……、（二）不彻底实行革命方略的错误……、（三）判断对方的错误……、（四）审察自力的错误……、（五）观察第三者的错误……、（六）内部凌乱的错误……、（七）感情用事的错误……等七个方面检讨了中国所存在的错误。同时指出：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向中原之时，中国军民无不抱定“与国同殉”、“死而后已”的观念，还有什么畏怯顾虑的地方？中国方面采取这种“时时可死，步步求生”的革命战略与方针到底，相持不下的结果，也必使日本同归于尽。吾人敢正告日本，凡是有特性有国家意识的国民，最难忍受的行为，即为欲消灭其民族性与历史文化。东方民族为讲道义的民族，东方人应尊重东方的习惯思想，凡是违反道义，出以暴力强制而近于虚伪残酷的办法，都不是东方人所能容忍的办法，日本如不欲在中国种下世代的深仇，我以为应平心自反。
然后蒋介石又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日本直接的对中国认识之错误”和“间接的国际间举措上之错误”进行了分析。在日本直接的对中国认识的错误方面，他指出：（一）对中国目前国情认识的错误……、（二）对中国历史时代认识的错误……、（三）对中国国民党观察的错误……、（四）对中国当代人物认识之错误、（五）忽略中国国民心理的错误……。在日本间接的国际间举措上之错误方面，蒋公指出：（一）脱退联盟而孤立的错误……、（二）亚洲门罗主义的错误……、（三）自造错觉的错误……。
对于日本自造错觉的错误特予以深刻的分析，蒋介石告诉日本当局：“日本为鼓励鞭策其国民，统一其国内的舆情，从前既以种种夸张不实的理由，指满洲为日本生命线，九一八以后，更以日本生存受到威胁为词，辩解其侵略中国为不得已；一面向日本国民狂呼其空前国难。不思此种国难，即或有之，亦为日本所自己制造的，如欲解除，易如反掌，只在日本心理一转移之间。日本常指中国施行排日教育，实际中国除叙国耻历史以外，并没有如何深刻的排日教育，而日本自造错觉，对其国民普及深刻排华的心理，几乎要每个日本少年与儿童的思想中，注入“有中国即没有日本”的心理，这样为达到一时国策之方便而制造普遍深入的幻觉，必有极严重的后果，吾人就事实而论，日本如果真正顾到其生存发展，照现在的做法，可说适得其反的，因日本如果不能整个消灭中国，使无一人之存留，则今日的悍然不顾，决不能如从前之灭亡朝鲜时代，朝鲜亡后至今三十年，然朝鲜人民今日犹不能说真正归属于日本，现在对于中国，如其侵略到底，永久占有满洲，或再扩大范围，一方面再以零星宰割办法，置中国于死地，则中国国民岂但三十年，即三百年亦不会忘却，如此在紧接近邻的中国，种下百世不解的深仇，这才是日本百年存亡大计的威胁，反之，日本如果真有自动更新国交的诚意，则日本国民生存上之困难问题，正可在解决中日悬案，确立中日关系，及保持东洋和平上谋取极合理的解决。中日两国地理民族相接近，风俗习性亦略相似，祇看两国国民通婚者家庭关系的美满，以及中日普通商民间相与来往之亲切融洽，可见本为兄弟，无不可合作之理，日本维新时代自强自立的好例，给与中国觉醒的国民以不少的鼓励，日本在学术文化产业经济各方面优越的成就，中国方面并不否认日本为先进，中国今在复国建国时期，需要经济文化之提携正感迫切，而日本刻苦勤俭的习性，又适为中国所易与合作，日本之所缺乏，在中国或见为过剩，反之，日本之所能供给，或适为中国之所需要，所以在经济上言，两国如真能以平等互利相提携，两国民族生存发展上之问题，便可以完全解决，平心以思，实在没有相厄相制以同趋绝灭的必要。”
蒋介石认为：作为最高决策者，明白了中日两国的诸般错误，便知道事变演化，以至造成僵局的原因，而僵局的不可再令延长，有识者自当心明。错误的反面即为真理。中日两国只要各自进行深刻反思，便可以发见中国与日本应认识之点，及其应取之途径：
（一）中国所认识及应取之途径
打开中日僵局的主动，当然在日本；但假定日本诚意表示时，中国方面应该怎样？我以为中国所应认识者，虚骄不是办法，拖延不是办法，僵化不是办法，期望或倚赖他人不是办法，为感情而牺牲理智也不是办法。过去的事就误于虚骄，所以今后举国上下应认清事实，自己的将来应有自信，自己的弱点不可忽视，再则国家民族的生命是千年万年的，一时的荣辱得失，只要不碍及根本，在历史上也是常见的，所以只要日本有诚意谋解决，中国只须要求放弃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一扫国交上的障碍，人民应洞明大义，不作苛求，当局应忍辱负重，掬示忠诚。至于期望国际间发生波澜，以为中国可乘此以求收获，则须知日本战胜非中国之福，日本战败以至于灭亡，也非中国及东亚之福。目前日本自伦敦海缩谈判破裂以后，四面楚歌，已成众矢之的，完全陷于孤立的层围中，因此也有一部分人，以为多行不义，终必自毙，中国亦何惜一时痛苦，宁为瓦砾之场的比利时，亦使日本蹈欧战时德国之覆辙，而遭更大之惨祸。故为中国计，处此形势，更须坚持，且当长其骄矜，以观其敝。作者之意，则以为人类意义不在相厄，而在共存于世界进步，应视正道重于意气。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顾，有类于狂夫之趋井，吾人视之孰不洞如观火，然中国本其固有之道德观念，唯有以自力挣扎图生存，无取乎因人之利以就便，应知日本所为，虽不惜以害人害己，而中国则应堂堂正正，秉持正义，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势可能，且当为日本开觉悟之路，不必存投石下井之心，如果不是日本逼迫中国同归于尽，中国应从生路中求生存，不宜随狂澜以俱到，相牵率以共趋于错误。若说留得强敌压迫的事实，可以鞭挞国民之志气，依我看来，祇要国民以昨死今生之决心，自力振作，再不像从前散漫萎靡、自乱步伐，虽无外患亦可复兴。至于饱受教训以后，还不脱观望国际形势，或存倚赖他人的心理，则非但不智，亦适以表示中国之无志气无觉悟。譬如现在仍有一部分人士，注意日本对九国公约及华盛顿条约之态度如何而随之为欣戚，其实须知所谓领土完整之保全及门户开放等等，如须保障于国际协议，这已是中国的危险所在，列国之所以为此协议，岂在为中国打算，表面上无非是维持均势，保护商业，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处置次殖民地的唯一方法，如果中国不能以自力复兴，还一味依赖此等条约，则时势推移，即可为瓜分或共管的先兆。须知日本目前的悍然不顾，是要夷中国为保护国，其要求为独霸；而欧美对于不能自强自立的中国，则其意想中之结局，为瓜分或共管，其口号，则为利益均沾；由中国立场言，无论为独占、为均沾，都是国家民族不能忍受之危害。中国所能自为计者，唯有依于自力，艰苦图存。对于当前障碍，尤其与日本之间的葛藤，应该当断则断，速图解除，而对于自强自存之至计，则不可丝毫懈怠。须知唯自己站得起来，才是安全之保障，至若激于悲愤，动于意气，袭用亡清末年的口号，以为甯亡于欧美，不亡于日本，则须知中国为独立国家，寸地尺土，不能灭亡于任何国藉之种族。所以一切都似为次要，唯一要求，即为保持国家独立与完整。
（二）日本所应认识及应取的途径
日本所应首先认识者，第一应知有独立的中国，始有东亚人的东亚可言，故第一要义应彻底扶持中国真正的独立，才为日本百年不敝的国策，有独立的中国以平等地位与先进的日本相提携，而后日本为能善用其在东亚之特殊地位与利益（广田之言），中国亦可发挥其对东亚的使命。第二应知时代变迁，明治当年的政策，不复适用，为彻底更新中日关系，应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应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应唾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义感情与中国相结合。第三应知过去中日关系的紧张，中国方面如有十分之四的责任，日本方面至少也应有十分之六的责任，而九一八事件以来，日本为贯彻主张，更由中日间紧张关系而造成与国际间的紧张关系，此种原因，实由日本对遥远而未实现的企图太乐观，而对于切近可能的解决，又太悲观之故。吾人相信国际间动荡的风云，实起于中日问题，而中日问题的解决，只须日本一念之转移。日本如真能觉悟长此僵化以共趋危亡之非计，勿再以浮词掩饰，勿再制造种种不实的理由，强作自慰自解之词，即应切实表示其“保全中国统一”且“对于中国之独立或利益，绝不予阻碍且无加害意思”（日外务省声明及广田谈话中语）两语的诚意，断然归还东北四省，使归属于中国的版图，一面解决中日两国之间的悬案。这种交涉，当然应由日本率先提议，但无妨由两国直接谈判，定议以后，即由中国报告国联，国联为维持和平，必乐于接受。同时退出国联的原因既已消灭，则应重新加入国联，以消除因退出联盟而引起诸般困难问题的存在。如此则中日两国间的恶感，必可烟消，而世界上战机紧迫的惨雾愁云，也可立见澄清，世界人类，皆将受日本之赐，此于日本尊严及原来立场毫无损伤，而一面可免除后来无穷的荆棘，为日本计，唯此始为最妥善的国策。
文章在结束时，蒋介石很谦虚地说道：“本文之作既不是策士式纵横的辩言，也不是专门家谨严的著述，在作者自信，并不夹杂有丝毫的偏见或成见，更没有什么忌讳，只是平平实实的就两国真正利害，也为东亚局势与世界和平作打算，所指陈的，没有如何精奥的理论，实是一种平凡的庸言，但世界上真理之所寄，往往就在这些平庸道理上面。两国政治家如果有博远的胸襟和深切的识见，即应不顾一切的排除障碍，起而实现上段所说的途径，以打开今日的僵局，但是这个责任，几乎完全在日本方面，因为问题的前半段姑且不[论]，后来一切解决途径的阻塞，是日本拒绝一切劝告的结果，自此以后，第三国或其他机关，固然大家只好束手，而中国方面既在国土被占的屈辱状态之下，也更无打开僵局的可能。我以为日人应知前路荆棘，皆由日本所自造，及此回头，坦途立现于俄顷，中国古语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打开难关的责任，毕竟还须日本来承担。
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那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蒋介石对这篇文章，曾于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予以重刊，重刊时加了个序。序曰：“民国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极思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属布雷同志笔录其详，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惟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布雷名义出之，乃托徐道邻君印行，近阅是编，抚今思昔，不禁感慨万千，特付重刊，以备自反，或仍有助于将来东亚民族之前途乎！
中正 三十九年九月 ”
由此序言可知，“敌乎？友乎？”一文，当年是以徐道邻的名字发表的，所以文中有“盖吾人曾听到中国国民党当局说：“收复东北，革命党当然应负其责任，但失去东北，革命党不负其责任。”作者不是国民党党员，对于此话，不欲断言其是否为国民党自圆其说。”一段自我撇清的叙述。
当年蒋介石为化解、消弭战祸的良苦用心，犹如在牛群里弹奏了一曲“阳春白雪”，没有任何的反应。这个很自然，一点也不反常，因为日本大和民族从丰臣秀吉到东条英机，对于中国辽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一直是垂涎三尺。从“明治维新”到“昭和新政”；从“东方会议”到“对华政策纲领”；从“满蒙特殊论”到“田中奏折”，始终是处心积虑，满怀对外扩张占领的欲望，其政客与军国主义分子们心中的最佳目标，早就选定，那就是一水之隔的中华大地。几百年来日本所确立的这条自认为足以强国富民的战略措施，一脉相承，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机会来了，可以施展抱负了，所以任何的规劝、良言都无济于事，注定要一条道走到黑，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心不死，一步一步走向自我设计、自我灭亡的深渊。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