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长城抗战——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征服中国，占领中国，是日本明治时代制定的对外扩张的国策，一九三一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对中华民国的公然侵略，在时间上，倭寇选定的恰是国民政府北伐刚刚完成，中华民国在行政上刚刚实现统一的时机。制造九一八事变，只是日本侵略者蚕食中国的第一步，为了炮制满洲傀儡伪政权，四个月后，即在东方国际大都会上海发动“一二八淞沪战争”，为伪满洲国的建立，争取世界舆论的空间。
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伪满洲国建立之后，随即垂涎热河。当年的热河省，包括今天的河北、辽宁、内蒙古各一部分，它是由东北到华北的战略要地，一九三二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后，东北有三十万不甘做亡国奴的义勇军，奋起抗日。这些部队都要通过热河获得关内的补给，在日本侵略者眼里，义勇军不除，伪满洲国永无宁日。于是，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日本就将热河划归为伪满的版图。
用尽诈谋，几经周折，日本关东军于一九三三年元月三日，攻陷山海关；二月中旬，又开始作进犯热河的准备。对于日本进犯热河的军事行动，蒋介石早已有所洞察，应对之法亦已筹之于胸。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蒋公在日记中写道：“倭寇之侵热，早已料定，今果不幸言中矣！余再料定倭寇以后之行动，非至强逼我与彼直接解决东北问题终了之后，彼决不肯罢休。
“然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之中华民族。世人无识，但求苟安，以为承让割让，乃可了事；殊不知倭人绝无信义，断非条约可恃。今日得满洲，明日占平津，得寸进尺，欲壑难填。
“彼之毒计，不惟不使中国内部有统一之日，而且必趁机打击政府，伤害领袖信用，使我堂堂中华永作彼之附庸而后止。
“余今剖视倭人心肝，了若观火，今日唯有牺牲一切，与之周旋，只求保全本党主义，维持政府威信，以期拯救民族于万一而已。
“然，非至最后关头，及确有把握可以得到相当价值，且必可保存党国之时，则不作无益之牺牲。故在今日谋国急务，非健全内政，先巩固基本地区及强固基本军队不可。是故不到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之谋，以顾其它也。
“总之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国人知我心否？吾已不暇计焉！”（20）（《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帅东北军退入热河。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首鼠两端，他一面派人参加伪满洲国的成立大典，又一面应付从关外退入热河的张学良。汤玉麟作为热河省军政长官，任人唯亲，自私自利。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后，汤玉麟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热河省主席兼中国国民革命军三十六师师长。在主政热河的六年里，汤玉麟任命：大儿子汤佐荣为热河省禁烟局局长，二儿子汤佐辅为热河省财政厅厅长；三弟汤玉山为五十八团团长，四弟汤玉铭为炮兵旅长，五弟汤玉书为骑兵旅长，侄儿汤保福为工兵营长，就连汤玉麟的大舅子夏维士也当上了辎重营营长！热河省俨然变成了汤家军的独立王国。可惜好景不长，一九三三年日军大举进攻热河，汤玉麟弃守热河，竟然自前线征集大批汽车，积载鸦片和财产，逃至滦平，致使日军不到十天即占领承德！随之热河全省沦陷，为此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汤玉麟。
在日军大举进攻热河之前，蒋介石先生对抗日形势曾做过深入思考，并作过最坏打算，且抱定“一息尚存，惟竭力抵抗之决心”。他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攻热，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入关；或另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国分块离立，不得统一，而统属于倭寇卵翼之下。
“其狂妄之欲，且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必不休也。
“吾于此，惟有为国牺牲，尽忠报党，尽瘁保民，勿使生我之父母、教我之 总理，有所玷辱。
“万一留有此身，则一息尚存，亦惟竭力抵抗，巩固中原极小之根据地，甚或被逼退至边区之一隅，亦必力图巩固，以为将来恢复之基。如天不相助，中道而殂，亦可使后人有立足复兴之地，堂堂炎黄之胄，自信其必不致灭亡也。”（21）（《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热河失陷，遂使长城成为华北的唯一屏障。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引咎辞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之职，蒋介石换上了何应钦，并调集了十二个师的中央军会同防守长城一线的西北军、晋绥军、东北军二十万人，同十万日军对决长城。这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二次大规模的中日交战，史称“长城抗战”。并同时发表谈话：“热河失守，东北沦陷，愿负全责。失地一日不复，抗日之责任一日不敢放弃，誓为国人前驱，图报党国，以慰军民之望。”（22）（《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万里长城修建于两千年前的秦代，谁能想到两千年后竟与海外来犯之敌决战于长城关口。中日两军长城之战的最高潮，是在古北口东方约一百公里的重要关隘喜峰口的攻防战。驻防喜峰口的中国部队，是宋哲元所指挥的第三军团第二十九军所属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与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
当三十七师开到喜峰口的三月九日（一九三三年）下午，在喜峰口东北方长城的最高地点，已经被由平泉南下的日军第八师团第十四混成旅所占据。三十七师二一七团团长王长海当即率队急袭，一度将该高地夺回，但遭遇日军反扑，旋又被攻陷。晚间十一时，师长冯自安调派一一○旅增援二一七团；同时并派遣两个营迂回敌后，出动突袭。这一支奇兵，放火焚毁日军补给物资，并虏获十多挺机关枪之后，回到关内。
翌日（十日），两军近接激战，战况极其惨烈。十一日，喜峰口正面北侧高地约有三公里幅度之处被日军所压制。第三军团副总指挥秦德纯与冯治安、张自忠两师长会商之后，决定遴选两支精锐部队由喜峰口侧面的潘家口迂回日军背后，出其不意实行奇兵夜袭。这次突击战，战果辉煌：晚间十一时半，由潘家口出发的一支队伍，沿滦河北上约三公里，转向东方疾进，十二日凌晨五时挥动大刀突袭尚在睡梦中的日军，克复了蔡家峪一带高地，并夺下威胁中国军队的敌军炮兵阵地。当曙光渐露时，日军大举反扑，但中国军已将敌方野炮、弹药破坏之后，虏获颇多机关枪及军用地图等文件凯旋防地。另一支突击队疾进掩袭在潘家口东北方露营中的日军，几乎是未容许对方有丝毫抵抗的余暇，便将之包围歼灭。这一支部队，在行进到三家子附近的时候，日军才发觉受到袭击，但中国军立即将之压倒，杀得日军尸横遍野，并炸毁积载着弹药的十多部车辆，于十二日下午回归原队。两支突击队击毙日军约八百人，虏获归来的大炮达十八门之多。还有，从虏获的日军文书中，对于敌方的编制、装备等内情也得到了详细的了解，对于战局颇为有利。
自此开端，中国军压倒了日军。十六日，在喜峰口西南方约三十公里的罗文峪虽受到日军攻击，但为二十九军刘汝明师所拒，血战三昼夜，将之击退。喜峰口一带的长城关塞，差不多仍都为中国军所坚守。
喜峰口之战，是中国军人最初的正规胜利。也是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日本报纸当时惊呼，自明治大帝造军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耻！
多年以后，家住长城脚下回民村的周桐老人，已年逾九十，瘫痪在炕。但仍会时不时的喊道：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啊！又回来啦，大刀队春天来的，一手枪，一手刀，用大刀砍杀鬼子，杀得他们鬼哭狼嚎！死的满山都是，大马也有人也有，都埋在大坑子里了。
周桐老人说的五百童男童女，是指日本人，这源自“徐福东渡”的故事。大刀队则指宋哲元的二十九军。
三月十三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特地致电宋哲元予以慰勉：“鼓勇却敌，竟至赵旅长（赵登禹）在前线指挥突击负伤、王（凤芝）营长阵亡，激烈可想，佩甚！念甚！”（23）（《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天津《益世报》在十九日的报导中赞扬喜峰口之战说：“法国人忘不了凡尔登英雄，中国人永世万代亦不能忘记喜峰口的英雄。喜峰口的几仗，使我们中国人又抬起头来了。”（24）（《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一时之间，大刀队成了全国舆论的热点，全国民众对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异常敬佩，二十九军的电令中这样说道：查此次我军自喜峰口一带与敌激战以来，各方民众以至欣至佩之精神，组织各界慰劳团体，前来阵地慰劳我们。所有我军受伤官兵，送往后方，在平津各大医院，均以争先恐后之情态，收容治疗，我军此次受全国民众称扬援助，务本汉贼不两立之牺牲精神，沉着杀敌，坚持到底。后来上海青年作曲家麦新，为喜峰口胜利特意创作了一首歌曲，并将副题命之为“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这就是当年妇孺皆知的“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
把他们消灭，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刀进行曲》唱响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大大鼓舞全国军民勇敢向前，奋勇杀敌的士气。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