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

忆我双亲(三)饥荒年代的施舍

文/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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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红旗初尝苦 三年饥荒雪上霜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学校、街道、所有单位都建起了“炼钢炉”。父亲的单位也在上海远郊浏河建立了“炼钢基地”。为响应“钢铁元帅升帐”的号召,父亲卷起铺盖和同事们放下斧子、榔头,操起了钢钎,炼起钢来。一人单身在外,吃用开销一样少不得,而一家人的开支这么一分,就显得窘迫了。加上里弄里搞了“街道人民公社”组织的食堂,每个家庭不开伙(实际上也开不出伙,因为每家的锅、铲、勺,凡能与铁器搭上边的全上交给公社去炼钢了)。每家每户必须拿钱与粮票换得饭票与菜票,然后去食堂买饭菜。自然这饭、这菜除了成本,还得加上场地费、人工费用等等,比起自家开伙,支出就多了许多。日子一下变得艰难起来。记得那时,中午就在我们家后门弄堂里(200弄32号)的徐大妈家(里弄食堂所在地)买半斤到10两(旧制,一斤为16两,每两约31克)米饭,买一个菜一个汤。我、弟弟、母亲三人分而食之。母亲总是借口忙着赶活,让我们先吃。11岁的我加上9岁的弟弟正是贪吃的当口,每人盛上一大碗饭,所剩就无几了,最后母亲把我们吃剩的凑在一起默默的吃完,又继续她的缝纫作业。而晚上则是用钢精锅(铝制品,无法炼钢所以幸存了下来)熬上一锅粥,全家灌个饱,留下些许,第二天充当早餐。偶尔能弄到一根油条或一个炊饼,她总是以吃不惯油炸食品为由,让我们俩分着吃。不懂事的我们哪里体会得到母亲心中的甘苦艰辛啊!这样的日子熬了将近大半年,搞得怨声载道,最终食堂垮掉了,每家又可自己开灶起伙了。不料,更艰难的日子也来到了。1958年大折腾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大饥荒”。对我们家来说,真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

1959年秋,我13岁,弟弟读小学四年级,都是能吃能喝的时光。父亲单位的“钢铁基地”折腾了一年多,炼出了一大堆没用的铁疙瘩(也不知道是否被当局统计进1070万吨之内)。最后终于关门大吉,父亲也回到上海。这就苦了母亲一人,仿佛她是女人,饭量就一定会小,每到吃饭的时候,她总是拿起针线坐到一边,让我们三个男人先吃,最终才去收锅底,把剩下的一点锅巴泡上汤水充饥。

那年月每人每月凭票仅仅供应几两肉、几两油,菜蔬也少得可怜。腹中没有油水,全凭那点粮食填肚子,米饭越吃越多,记得那时我和弟弟每顿能吃上两碗饭(近半斤米饭)。粮食越来越不够吃,只好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少吃干,多喝稀”,把干饭改为稀粥。可稀粥不禁饿,而且肚量越撑越大。于是每天天一傍黑,一家人就早早喝完晚粥,躺在床上,以睡眠抵挡饥饿。我们同全国无数家庭一起,陷入了饥饿的灾难之中,承受着人祸带给中国人民的艰难困苦。

饥荒持家不忘本  乐善好施行母仪

1959年底,按规定每家每户换发新的居民购粮证。粮管所的工作人员计算错误,把我家的口粮总数每月113斤,错算成123斤。当时,谁也没在意。

对于一个拥有三个男子汉的四口之家,在缺油少肉的状况下,每月多吃10斤粮食,根本就算不得一回事。直至1960年夏,我考上了中学,要去办理粮食定量更改(从每月的25斤定量提高到每月30斤)。去粮管所之前我自己先算了算,算后大吃一惊,我们每月竟多吃“国家”10斤粮食,至今已多吃了80斤,几乎是一个人三个月的口粮。怎么办?要不要告诉粮管所?我知道:一旦告诉他们,非但全家定量总数会减回到113斤,恐怕还要扣还已经多吃了的80斤。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母亲,想讨个两全之法。不料,她一口咬定:马上告诉人家,更改过来。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不可贪不义之财,也不可取非分之得。”在她的督促之下,我去了粮管所,他们为此也大吃一惊,再三复核,确认之后,基于我们是主动说明,酌情优待处理:每月扣还6斤,一年还清80斤。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处于深度饥饿之中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无奈之中,母亲不得不每天凌晨早早去菜场排队,想方设法搞些菜皮、豆渣之类,回来把菜皮洗净,剁碎和米一起烧成菜粥,再将豆渣合上点面粉捏成饼状,在锅里烤熟,就着菜粥吃,既当下饭菜,又当干粮。可这些东西也不是每天都能搞到的,人人都想买,于是排队的人越来越多,排队的时间越来越早,后来干脆,隔夜先去菜摊前用绳子把菜篮子系在摊位一边,算是排上队了,然后凌晨二点多钟便要赶去,解开绳子,由人站着排队,等五点半钟菜市场开秤。

看见母亲凌晨早起,踮着小脚颤巍巍地出门,我心中有点不忍,好几次提出要替她去排队,可她总是以“起得太早睡眠不足会影响上课”为由阻止我。偶尔几个星期天,我抢着替她去排过一两次队。天哪,这哪是排队买菜,简直是在抢啊。尤其是刚刚开秤的一瞬间,人群蜂拥而上,个个踮起足、举起手,将手中的篮子越过人头,想尽可能地递送到售货员手中,你推我搡,拥来挤去。我简直不敢相信:母亲那一双小脚,怎能抵挡这潮涌般的人流。有次我问她:“那么拥挤,你能站稳吗?跌倒怎么办?”她淡淡一笑说:不碍事,别人看见她是小脚,也就不会十分用力地挤她!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不禁要问自己:“当时我信了吗?我是真信了?还是自己想偷懒,多睡点觉?”反正那时排队买菜的事几乎是母亲一人包下了,我们兄弟俩没排过几次队。如今回想起来,真是悔恨不已,我多么想能够再替母亲去排上几次队啊!

到了1961年,粮食的亏空越来越大。每个月的定量,几乎只能吃二十来天。有将近十天必须要用瓜菜、杂粮代替。弄堂里不少人因营养不良,患上了浮肿病,父亲也因长期劳累加上营养不良,导致肝脏肿大,继而影响了听力,半聋了。母亲的脚面出现了肿胀。每天仅吃那么一点点东西,又要操持家务,又要盘算着怎么才能不让全家挨饿,真叫她操碎了心!母亲以她伟大的母爱天性,承担起了支撑全家的重担。她开始夜以继日地为亲朋好友裁剪缝纫。

那时节每人每年的用布也是定量的,那点“布票”买了被面,就别想再买衣服了。于是大部分人开始自己买布料,找人裁剪。因为只要裁剪得当,精打细算一件外套布料或许能拼裁出一条裤衩。母亲给人裁剪时,总是前思后想,比比划划,尽量省下一点布料,哪怕多做成一个假领子(中国上海50年代末60年代初特有的衣物品种。用一点点布料做一个衬衫的领子,再加上二条背带,可以戴在脖子上,外面穿上外套。外表看了就像是里面有一件衬衫,实质上是一个假领子代替了衬衣)。除非在裁剪之外还要缝制衣服,母亲对那些单纯找她裁裁剪剪的人是从不收钱的,所以找她裁剪的人总是很多。他们也不好意思让母亲白干,有时送上个一斤、半斤粮票,有时带来一点饼干、小蛋糕之类的点心。 那对我们这个严重缺粮的家庭来说,也算是“雪中送炭”了。

母亲对于别人给予的点滴帮助会始终记在心里,伺机回报。她常常告诫我们:“要懂得知恩图报,哪怕别人给了你一丁点儿小小的帮助,也要记在心里,有机会就要尽全力回报人家。”逢年过节家里偶尔包个水饺、馄饨什么的,她总是要我们先给左邻右舍送上一点,然后自己再吃。有家姓陆的邻居,家里有七个孩子,最大的和我差两岁,最小的还没有断奶,粮荒比我们家还要严重。母亲有时就把他们家小孩叫来,把我们少得可怜的点心、饭菜分一点给他们充饥。可惜,那时的我,还不理解她的举动。看着被分去的点心感到可惜,有时还会背地里生闷气。记得有年冬季的一天,我看到她把两张整斤的粮票和几块钱给了一个上门乞讨的老大爷。老大爷千恩万谢地走了,我却生气了,冲着她埋怨了起来:“自己还吃不饱呢,充什么好人哪?他们应该有政府管,你管得了那么多吗?”她朝我笑了笑,淡淡地说了句:“比起他来,我们不强多了吗?”亲朋好友、隔壁邻居不管是谁,只要有事找上门来,她一准答应。她愿意以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去帮助任何人。

在那个艰难的年月里,母亲几乎为整个弄堂里的所有姑娘和孩子们都做过针线活。(Fotolia)
在那个艰难的年月里,母亲几乎为整个弄堂里的所有姑娘和孩子们都做过针线活。(Fotolia)

和我同年龄的邻居一定清楚地记得,在那个年月里,母亲几乎为整个弄堂里的所有姑娘和孩子们都做过针线活。小到衬衣、衬裤,大到姑娘们出嫁的大红棉袄。我曾亲眼看着她为邻居颜家新媳妇淑贞缝制嫁衣。大红织锦缎的面料,乌绒滚边,那盘龙状的纽扣每一对都要花上半天时间去盘结,再花个把小时用细密针脚钉上去。衣服完工,穿在身上,门襟一排六对盘龙扣,显得耀眼夺目,分外艳丽,让人称羡不已。

我在上高中以前身上穿的,从里到外,上上下下无一不是出自母亲手中。真是“慈母手中线,顽童身上衣”。少年时我个子长得很快,一条裤子穿上没几个月,就嫌短了,母亲就会用零碎的布料接上一段裤脚。记得我上初中三年级那年,有一回母亲在为我的裤子接裤脚时,实在找不到颜色相同的布料,就用了一段不同颜色的布接了段裤脚。不料,我怕同学们见了会笑话,坚决不穿,还把裤子摔在地上,气得母亲差点哭了出来。后来亏得常接济家里的堂房大姐姚根娣找来一块颜色相近的布,重新接了一段,我这才穿上去学校。实际上,从我会走路起,直到上高中之前,我穿的衣服很少有没打过补丁的,裤子也很少没有接过裤脚的,也很少有过为此跟母亲不愉快。可那一回不知是怎么了,是真的因为颜色差别太悬殊,怕同学笑话?还是因为初中三年级了,再穿接了裤脚的裤子上学怕丢面子?反正,我那无知的虚荣心,是深深地伤害了母亲的。打那以后母亲就再也没给我的裤子接过裤脚,短了,不能穿了就给弟弟穿,再为我去买条新的。当我穿上新买的裤子而兴高采烈的时候,无知的我怎么会明白,那条裤子将夺去母亲口中多少食粮,要让母亲在灯下多熬几个夜晚。接下来的高中三年,母亲更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尽量不让我再穿打补丁的衣服。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她看着我穿戴整齐地步出家门,和同学一起有说有笑地上学,脸上会绽出一丝笑容,但那笑容背后,却又深藏着多少辛酸甘苦啊!

父艺精湛不为财 忙里忙外结善缘

就和民立路200弄的绝大部分人都记得母亲为几乎所有姑娘和孩子们做过女红一样,弄堂里的所有邻居都不会忘记,父亲也几乎为这里的每一个人家修过家具、门窗,或做过桌椅、厨柜。尤其是春、夏、秋三季里的晴好天气时,父亲总是把一个简易的工作台放到后门口的弄堂里,在夕阳下,又是锯、又是刨,忙得不亦乐乎,有时还要拉上个电灯,晚上连轴转。我和弟弟时常上去帮个手,但奇怪的是我怎么也弄不像样,可弟弟却干得有板有眼,锯子拉起来几乎能不走线,父亲总夸他有手艺人的本性。父亲手里出的活是绝对不用铁钉的,全是古老工艺,榫头加骨胶。那榫头(卯眼)和榫子必须紧密配合丝毫不差,再加上传统的骨胶,那样一来,家具零部件的集合点虽不用铁钉之类的加以紧固,但使用起来仍然结实、牢固,且外表格外美观,绝无钉眼之类的瑕疵。可惜这样的技艺现在恐怕已经失传,每念于此,我多么想让父亲再多活几年,让我或者弟弟多学上几招啊。

父亲手里出的活全是古老工艺,榫头加骨胶,结实牢固且格外美观,绝无钉眼之类的瑕疵。图为等待组装的榫头。(赖友容/大纪元)
父亲手里出的活全是古老工艺,榫头加骨胶,结实牢固且格外美观,绝无钉眼之类的瑕疵。图为等待组装的榫头。(赖友容/大纪元)

邻居颜家准备娶新媳妇大喜的那年,父亲应邀为他们家新做一张古老样式的八仙桌。仅仅桌沿下的四对拐衬,就足足花了他近十个晚上的时间。他先是画好拐衬图样,然后下料。图案是一种叫“吉祥如意钩”的老样式,许多镂空部分必须用刻刀去雕刻出来,然后再拼接起来,最后用榫头工艺加固到八仙桌桌沿的拐角上。整个工程足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最后这一张20世纪60年代,由单一的工匠独立加工而成的仿古工艺品八仙桌终于完工了。上完清漆桌面镜明瓦亮,见过的人无不为父亲的手艺惊叹。颜家大少(准新郎)惊喜不已,花了许多钱和布票买了一套“的确良”(60年代的一种化纤纺织面料)的中山装送给父亲作为酬谢,父亲坚辞不受,新郎只好委托新娘淑贞悄悄塞给了母亲。记得父亲后来就是穿着这一身衣服去参加他们的婚礼的。(待续)◇#

──转自《新纪元》周刊

责任编辑:林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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