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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马是六畜之一，与人类的生活有密切关系。可是，马从什么时候被人类领进他们的生活中呢？由中国考古得知，早在公元前六千年的人们已经懂得豢养牲畜为人服务。最早被驯养的动物有猪、狗、鸡、牛，猪和狗不分地域普遍可见，鸡发现于淮河与秦岭以北，水牛则是南方重要的家畜。羊和马的骨骸虽在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即已出现，但数量极少，马的饲养可能始于龙山文化时代，但在此时遗址中收集到的马骨也不多，大多数学者就考古发现来判断，差不多要等到商代马才成为家畜，而且时间上南方和北方大约相当。
西周中期的〈喙驹尊〉。
1980年出土于广西贵县风流岭31号，西汉墓的铜马深具汉朝特色。
马形青铜‧西周始见
到了商代，马成为人类社会阶级的指标，商晚期的墓葬，发现有车马陪葬的，均为大墓，墓主的身份都是王或贵族。此时的青铜器中可见乘骑之具，但在众多模拟动物形态的青铜礼器中，却未见到模拟马的形象的器形或纹饰。玉器中有妇好墓中出土的两件小品，比起自新石器时代即可见到的鸟、龟、蝉，甚至于想像动物——龙，都要少的太多。
时代约在西周中期的〈喙驹尊〉 ，一九五五年在陕西郿县李家村发现，是已知最早的马形青铜器物。据考证这是一个名为“喙”的人，在周王行执驹礼时得到赏赐骡驹，因此作器志念；此器胸前有铭文九十四字，仔细记下 的荣宠，腹部的火纹（或称圆涡纹）是唯一的装饰，在同址出土的方彝上也发现一样的纹饰。〈喙驹尊〉的造形正确写实，不但足以媲美商代小臣艅犀尊，也有助于后人管窥当时雕塑的水准。只是在没有新发现之前，这件铜器恐怕是个孤例。
不过，在中国“北方系青铜器”中倒是有比较多的例子。过去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心的单一文化观念，在近代考古惊人发现的刺激下逐渐修正，现在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是：首先，早在新石器时代，现今中国疆域内就有许多不同的文化中心，各有特色，且无所谓的主从关系；其次，历史纪录虽以黄河流域的文化发展为主轴，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其实包含多元的文化刺激，尤其是不同时期由西、北方面来的新文化因素。这其中所包括的中国北方骑马民族的文化，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一门研究，北方系青铜器就是泛指这些民族所制作使用的青铜器具。相对于所谓传统中国青铜器之礼器特质，北方青铜器的特色是实用性，而且常以写实的动物形态为艺术范式。
北方民族‧生活所系
马，是这些民族生活上的依赖，在广大无边的中国北方草原上，得靠它们才能快速移动，跋涉长途，会成为北方民族喜欢采用的艺术造型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例如在北京昌平县白浮三号墓出土的一柄短剑，时代大约是商晚期到周初，剑柄首是一个圆雕马头；一九八二年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出土伫立马形饰件，一共九件，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一九八七年在北京延庆玉皇庙二二六号墓址，出土的一件春秋早期的马形饰等等。战国以后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一九七四年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出土的伫立马形竿头饰，十足可为代表。低头竖耳的马儿，长尾下垂，是一派温驯模样，马体中空，立于方形銎上，銎侧有孔，想来是为固定用的钉孔。虽说北方民族的族属相当复杂，并且各自有其文化特色，要进一步分辨相当困难，但其与南方农耕民族的差异却是相同的。
擅长骑马射箭的北方民族，自有文字纪录开始，就一直是南方定居农耕文明的威胁，小臣艅牺尊上的铭文，就提到商与边陲外族人方的战事，战国时代秦、赵修筑长城，赵武灵王变胡服骑射，都是为了防御。史记赵世家写着武灵王为了变装而与臣下论辩，当时争论的是该不该因袭礼法之事，现在就另一角度来看，其实也算一场文化攻防战。武灵王力排异议：“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遂胡服招骑射。”太史公其后的纪录是数年后，赵便灭了腹心之患——中山国，而中山可是由白狄建立的国家。
司马迁确实观察到此时中国文化的变化，现代中国军事史家认为武灵王习自骑马民族的骑兵战技，影响了战争的结果，而战争的结果常常是左右历史的关键，新的文化元微妙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反映在艺术上又是什么呢？
立雕铜马‧战国可见
1978年山东平阴孝直镇出土的战国晚期青铜马。
从战国时代的出土物中看到，与马有关的艺术造型、题材和器物比以前多了起来，在瓦当上出现马上骑士图案，青铜器、漆器上出现写实风格的骑士狩猎纹、车骑征战纹，还有玉质的圆雕立马以及青铜铸造的立马，如一九七八年山东平阴孝直镇出土的一件青铜马作品，高仅十五公分，马呈立姿，昂首竖耳，口微启，短尾，身饰凸起云纹，腹前部有一篆体铭文“马土”字。
这件铜马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它和前代的青铜器有一个基本差异，就是不能盛物，譬如前文西周的〈喙驹尊〉就是一个盛酒器，这件战国作品仿佛是专为陪葬而制作的。类似的铜马在中外的收藏中还有数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高二十九公分，也是端立竖耳，并且马尾上还绑了个结，这件东西虽然出处不明，但专家判断为战国时代；此外，美国堪萨斯市尼尔森艾特金博物馆和旧金山市亚洲艺术博物馆也各有一件。
第二点是它身上的云纹。山海经这部既是神话又是地理志的奇书，约在战国晚期编成流传，书中记载着许多奇异的生物，是多种动物的合体，例如：“其状如鱼而鸟翼” 、“其状如狐而有翼”（山海经东山经）；“其状如人面而豺身，鸟翼而蛇行”（山海经中山经）；有些还能飞行：“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山海经北山经）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就曾出土两件带翼兽，仿佛是为山海经的神异世界作见证。因此铜马身上的云纹，是否也是一种飞行能力的表现方法呢？会飞的马是不是更能带着逝者穿越阴阳的分界呢？
1974年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出土的战国晚期〈伫立马形竿头饰〉，现藏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秦代短短十五年，始皇陵浩浩荡荡的马俑群，无论质与量，都远远超过战国，尤其两乘完整的彩绘铜车马，至今无出其右者。单就马的塑形而论，战国的铜马好像还残留着牺尊的厚重感，腿短而重心低。反观秦代铜马，不仅尺寸接近真马，写实的程度也近乎逼真。这样大的差异，教人一边儿纳闷，一边儿期待可以衔接两者的新发现。
汉初承续前代旧制，以兵马俑陪葬帝王将相，在陕西咸阳市杨家湾和江苏徐州市狮子山汉墓均发现大量陪葬兵马陶俑，但已发掘的西汉铜马却不多，一九八一年陕西茂陵东侧的一个无名塚中曾出土一件。茂陵是武帝的陵墓，汉朝武功在武帝时最盛，东达朝鲜，南至越南北部，在北疆更是大破宿敌匈奴，打穿一条向西的通路。为了打败长于骑射的北方民族，武帝向乌孙、大宛求马，先得乌孙马，名曰“天马” ，后得大宛汗血马，觉得较乌孙马更好，便改乌孙马曰“西极” ，称大宛马为“天马”；这匹武帝灵寝近侧的鎏金铜马，虽然无法确知属于那种马，但工艺精湛，艺术与技术兼优，不输秦皇铜马。
不过一九八○年出土于广西贵县风流岭三十一号西汉墓的铜马似乎更有汉的特色。高度一一五点五公分，分九段铸造套合而成，塑造出一匹肌肉丰满、气势昂扬的健马形象，大马昂首嘶鸣、一腿微举，凝蓄着蓄势待发的动感。不只是马俑，汉画像砖、画像石、壁画里也多见会走、会跑、飞驰着的马，而且一如人物，也有着质朴而生动的情态。
马踏飞燕‧想像无限
1969年甘肃武威县北郊雷台一座大墓出土的西汉铜奔马〈马踏飞燕〉。
东汉时期铜马的发现，比前代为多，出土地点分布东西南北，在铜器时代已近尾声之时，不晓得这是否意味着马匹的使用比过去普遍化。已知的例子中，〈马踏飞燕〉独具巧妙匠心，把汉代艺术中的动感特色成功地传达出来。一九六九年甘肃武威县北郊雷台一座大墓，一举出土了铜马三十九件，〈马踏飞燕〉一马当先地带领着一队出行的仪仗车马。这匹马得到一致赞叹，也引发一些讨论。
首先是它的名称。有人说此马非凡马，是称为“天马”的神马，足下飞燕亦为“龙雀”之误，因此称为“马超龙雀”才能点出它的不凡。也有主张足下飞物实为“飞乌” ，马踏飞乌的文字意象大约不够悠美，故更正其名为“马踏飞鸟” 。其次是主张足下为乌鸦的缘由，因为真实生活里不可能出现马踏飞鸟奔跑的情状，而放置其后的车马仪仗却是生活写实场景，所以这件铜马其实是依照相马法式制作，用来当作相良马的比对范本，它的超写实描写手法是在表现良马的能力，若依据马王堆出土帛书《相马经》所载，就是能够追及乌鸦的驰走速度。其他的讨论还有马的品种，以及由马腿跨伸的状态判断属于何种奔驰姿势等；这些有趣的看法，无论是非，着实表达了今人对两千年前无名匠人的由衷赞美，高仅三四点五公分的奔马所蕴涵的巨大动力，竟然可以跨越时空的隔阂，启动无限的想像，一如蒙娜丽莎永远的微笑。
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呈现，马虽然很早就与中国人为伍，但要到战国后才渐渐成为中国艺术中的要角，汉代是一次高峰，这与国家将马视为战力，积极地培育繁殖有关。古时称铜为金，是一种贵重的材料，以铜作艺术媒材，盛行在商周，至汉已渐式微。商周鲜见的铜马，到汉朝却不乏佳例，可见得马终于成为中国人喜爱的艺术题材，并且在汉以后持续成为艺术家的创作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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