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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人所飼」 ，馬是六畜之一，與人類的生活有密切關係。可是，馬從什麼時候被人類領進他們的生活中呢？由中國考古得知，早在公元前六千年的人們已經懂得豢養牲畜為人服務。最早被馴養的動物有豬、狗、雞、牛，豬和狗不分地域普遍可見，雞發現於淮河與秦嶺以北，水牛則是南方重要的家畜。羊和馬的骨骸雖在仰韶文化的半坡遺址即已出現，但數量極少，馬的飼養可能始於龍山文化時代，但在此時遺址中收集到的馬骨也不多，大多數學者就考古發現來判斷，差不多要等到商代馬才成為家畜，而且時間上南方和北方大約相當。
西周中期的〈喙駒尊〉。
1980年出土於廣西貴縣風流嶺31號，西漢墓的銅馬深具漢朝特色。
馬形青銅‧西周始見
到了商代，馬成為人類社會階級的指標，商晚期的墓葬，發現有車馬陪葬的，均為大墓，墓主的身分都是王或貴族。此時的青銅器中可見乘騎之具，但在眾多模擬動物形態的青銅禮器中，卻未見到模擬馬的形象的器形或紋飾。玉器中有婦好墓中出土的兩件小品，比起自新石器時代即可見到的鳥、龜、蟬，甚至於想像動物——龍，都要少的太多。
時代約在西周中期的〈喙駒尊〉 ，一九五五年在陜西郿縣李家村發現，是已知最早的馬形青銅器物。據考證這是一個名為「喙」的人，在周王行執駒禮時得到賞賜騾駒，因此作器誌念；此器胸前有銘文九十四字，仔細記下 的榮寵，腹部的火紋（或稱圓渦紋）是唯一的裝飾，在同址出土的方彝上也發現一樣的紋飾。〈喙駒尊〉的造形正確寫實，不但足以媲美商代小臣艅犀尊，也有助於後人管窺當時雕塑的水準。只是在沒有新發現之前，這件銅器恐怕是個孤例。
不過，在中國「北方系青銅器」中倒是有比較多的例子。過去以黃河中、下游流域為中心的單一文化觀念，在近代考古驚人發現的刺激下逐漸修正，現在對中國文化的看法是：首先，早在新石器時代，現今中國疆域內就有許多不同的文化中心，各有特色，且無所謂的主從關係；其次，歷史紀錄雖以黃河流域的文化發展為主軸，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其實包含多元的文化刺激，尤其是不同時期由西、北方面來的新文化因素。這其中所包括的中國北方騎馬民族的文化，是近年來才興起的一門研究，北方系青銅器就是泛指這些民族所製作使用的青銅器具。相對於所謂傳統中國青銅器之禮器特質，北方青銅器的特色是實用性，而且常以寫實的動物形態為藝術範式。
北方民族‧生活所繫
馬，是這些民族生活上的依賴，在廣大無邊的中國北方草原上，得靠它們才能快速移動，跋涉長途，會成為北方民族喜歡採用的藝術造型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例如在北京昌平縣白浮三號墓出土的一柄短劍，時代大約是商晚期到周初，劍柄首是一個圓雕馬頭；一九八二年內蒙古寧城小黑石溝出土佇立馬形飾件，一共九件，相當於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一九八七年在北京延慶玉皇廟二二六號墓址，出土的一件春秋早期的馬形飾等等。戰國以後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其中一九七四年內蒙古准格爾旗玉隆太出土的佇立馬形竿頭飾，十足可為代表。低頭豎耳的馬兒，長尾下垂，是一派溫馴模樣，馬體中空，立於方形銎上，銎側有孔，想來是為固定用的釘孔。雖說北方民族的族屬相當複雜，並且各自有其文化特色，要進一步分辨相當困難，但其與南方農耕民族的差異卻是相同的。
擅長騎馬射箭的北方民族，自有文字紀錄開始，就一直是南方定居農耕文明的威脅，小臣艅犧尊上的銘文，就提到商與邊陲外族人方的戰事，戰國時代秦、趙修築長城，趙武靈王變胡服騎射，都是為了防禦。史記趙世家寫著武靈王為了變裝而與臣下論辯，當時爭論的是該不該因襲禮法之事，現在就另一角度來看，其實也算一場文化攻防戰。武靈王力排異議：「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遂胡服招騎射。」太史公其後的紀錄是數年後，趙便滅了腹心之患——中山國，而中山可是由白狄建立的國家。
司馬遷確實觀察到此時中國文化的變化，現代中國軍事史家認為武靈王習自騎馬民族的騎兵戰技，影響了戰爭的結果，而戰爭的結果常常是左右歷史的關鍵，新的文化元微妙地影響了中國歷史，反映在藝術上又是什麼呢？
立雕銅馬‧戰國可見
1978年山東平陰孝直鎮出土的戰國晚期青銅馬。
從戰國時代的出土物中看到，與馬有關的藝術造型、題材和器物比以前多了起來，在瓦當上出現馬上騎士圖案，青銅器、漆器上出現寫實風格的騎士狩獵紋、車騎征戰紋，還有玉質的圓雕立馬以及青銅鑄造的立馬，如一九七八年山東平陰孝直鎮出土的一件青銅馬作品，高僅十五公分，馬呈立姿，昂首豎耳，口微啟，短尾，身飾凸起雲紋，腹前部有一篆體銘文「馬土」字。
這件銅馬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它和前代的青銅器有一個基本差異，就是不能盛物，譬如前文西周的〈喙駒尊〉就是一個盛酒器，這件戰國作品彷彿是專為陪葬而製作的。類似的銅馬在中外的收藏中還有數件：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高二十九公分，也是端立豎耳，並且馬尾上還綁了個結，這件東西雖然出處不明，但專家判斷為戰國時代；此外，美國堪薩斯市尼爾森艾特金博物館和舊金山市亞洲藝術博物館也各有一件。
第二點是它身上的雲紋。山海經這部既是神話又是地理誌的奇書，約在戰國晚期編成流傳，書中記載著許多奇異的生物，是多種動物的合體，例如：「其狀如魚而鳥翼」 、「其狀如狐而有翼」（山海經東山經）；「其狀如人面而豺身，鳥翼而蛇行」（山海經中山經）；有些還能飛行：「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其名曰天馬」（山海經北山經） 。河北平山戰國中山王墓就曾出土兩件帶翼獸，彷彿是為山海經的神異世界作見證。因此銅馬身上的雲紋，是否也是一種飛行能力的表現方法呢？會飛的馬是不是更能帶著逝者穿越陰陽的分界呢？
1974年內蒙古准格爾旗玉隆太出土的戰國晚期〈佇立馬形竿頭飾〉，現藏於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
秦代短短十五年，始皇陵浩浩蕩蕩的馬俑群，無論質與量，都遠遠超過戰國，尤其兩乘完整的彩繪銅車馬，至今無出其右者。單就馬的塑形而論，戰國的銅馬好像還殘留著犧尊的厚重感，腿短而重心低。反觀秦代銅馬，不僅尺寸接近真馬，寫實的程度也近乎逼真。這樣大的差異，教人一邊兒納悶，一邊兒期待可以銜接兩者的新發現。
漢初承續前代舊制，以兵馬俑陪葬帝王將相，在陜西咸陽市楊家灣和江蘇徐州市獅子山漢墓均發現大量陪葬兵馬陶俑，但已發掘的西漢銅馬卻不多，一九八一年陜西茂陵東側的一個無名塚中曾出土一件。茂陵是武帝的陵墓，漢朝武功在武帝時最盛，東達朝鮮，南至越南北部，在北疆更是大破宿敵匈奴，打穿一條向西的通路。為了打敗長於騎射的北方民族，武帝向烏孫、大宛求馬，先得烏孫馬，名曰「天馬」 ，後得大宛汗血馬，覺得較烏孫馬更好，便改烏孫馬曰「西極」 ，稱大宛馬為「天馬」；這匹武帝靈寢近側的鎏金銅馬，雖然無法確知屬於那種馬，但工藝精湛，藝術與技術兼優，不輸秦皇銅馬。
不過一九八○年出土於廣西貴縣風流嶺三十一號西漢墓的銅馬似乎更有漢的特色。高度一一五點五公分，分九段鑄造套合而成，塑造出一匹肌肉豐滿、氣勢昂揚的健馬形象，大馬昂首嘶鳴、一腿微舉，凝蓄著蓄勢待發的動感。不只是馬俑，漢畫像磚、畫像石、壁畫裏也多見會走、會跑、飛馳著的馬，而且一如人物，也有著質樸而生動的情態。
馬踏飛燕‧想像無限
1969年甘肅武威縣北郊雷台一座大墓出土的西漢銅奔馬〈馬踏飛燕〉。
東漢時期銅馬的發現，比前代為多，出土地點分布東西南北，在銅器時代已近尾聲之時，不曉得這是否意味著馬匹的使用比過去普遍化。已知的例子中，〈馬踏飛燕〉獨具巧妙匠心，把漢代藝術中的動感特色成功地傳達出來。一九六九年甘肅武威縣北郊雷台一座大墓，一舉出土了銅馬三十九件，〈馬踏飛燕〉一馬當先地帶領著一隊出行的儀仗車馬。這匹馬得到一致讚嘆，也引發一些討論。
首先是它的名稱。有人說此馬非凡馬，是稱為「天馬」的神馬，足下飛燕亦為「龍雀」之誤，因此稱為「馬超龍雀」才能點出它的不凡。也有主張足下飛物實為「飛烏」 ，馬踏飛烏的文字意象大約不夠悠美，故更正其名為「馬踏飛鳥」 。其次是主張足下為烏鴉的緣由，因為真實生活裏不可能出現馬踏飛鳥奔跑的情狀，而放置其後的車馬儀仗卻是生活寫實場景，所以這件銅馬其實是依照相馬法式製作，用來當作相良馬的比對範本，它的超寫實描寫手法是在表現良馬的能力，若依據馬王堆出土帛書《相馬經》所載，就是能夠追及烏鴉的馳走速度。其他的討論還有馬的品種，以及由馬腿跨伸的狀態判斷屬於何種奔馳姿勢等；這些有趣的看法，無論是非，著實表達了今人對兩千年前無名匠人的由衷讚美，高僅三四點五公分的奔馬所蘊涵的巨大動力，竟然可以跨越時空的隔閡，啟動無限的想像，一如蒙娜麗莎永遠的微笑。
藝術是現實生活的呈現，馬雖然很早就與中國人為伍，但要到戰國後才漸漸成為中國藝術中的要角，漢代是一次高峰，這與國家將馬視為戰力，積極地培育繁殖有關。古時稱銅為金，是一種貴重的材料，以銅作藝術媒材，盛行在商周，至漢已漸式微。商周鮮見的銅馬，到漢朝卻不乏佳例，可見得馬終於成為中國人喜愛的藝術題材，並且在漢以後持續成為藝術家的創作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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