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3日讯】重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笔者记下了这么两句话，其一是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其二是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对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用这两句话来比照中央电视台一年来推出的几部还算出色的国产电视剧，不难发现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迄今为止的大缺失和大空洞：“自我规定的意志”的缺乏和“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现代人道的缺位。
《大宅门》、《康熙王朝》、《桔子红了》都属于历史题材，其主旋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把人不当人。
《大宅门》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是二奶奶白文氏生下的那个只会笑不会哭的宝贝儿子白景琦。揭穿了看，白文氏的奇与白景琦的奇中之奇，只在于他们有意无意中把握到了中国传统宗教神道战无不胜的根本点：抢占“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制高点以理杀人。用白文氏的说法，就是把对手“一个个咬死”，用白景琦的话说，就是“杀他个干干净净”。通观全剧，被以理杀人的白文氏“咬”得最“死”的是妓女出身的弱势人物杨九红，被以理杀人的白景琦“杀”得最“净”的则是太监出身的已被“净”身的弱势人物王喜光。对于强势朝廷和强势官府，母子二人表现出的却是不择手段的攀附巴结。对于日本侵略者，白景琦也并没表现出面对面的英勇抗争，反倒关起来门继续抢占“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制高点对付起了自家人。
《康熙王朝》中的康熙，是宗教神圣化的“天”的儿子和天下人独一无二的主子， 8岁登基时，孝庄太后就有过“大清的天由你来撑，大清的地随你来踏”的豪言壮语，16岁除鳌拜时，康熙就知道运用买下大臣苏克沙哈的人头换取朝廷两个月太平的治人权术。康熙所谓的“天意”、“王道”、“天下人的大清”，说到底只是包装他一人独裁下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极权专制的骗人鬼话，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理和“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现代人道格格不入。在这样一个专制暴君的统治下，国家统一反倒比地方自治来得更为恐怖。
《桔子红了》中“春去春又来，花落花又开，冥冥之中安排……”的主题曲连同剧中一系列富于诗情画意的煽情场面，所渲染出的无非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无奈宿命和黑色诗意。在这无奈宿命和黑色诗意的大空洞、大圈套里，所凸现出来的并不是男女双方平等相爱又敢作敢当并且需要相当经济基础的“真爱情”，而是比旧式的一夫多妻更不人道的通奸有理的假“觉醒”和假“爱情”。通奸有理的耀辉和大伟，所扮演的是远比老一辈的耀华和大太太更为无耻也更为恐怖的角色。文化大革命中打人吃人还自以为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就是耀辉、大伟之流的登峰造极。
《大法官》和《刘老根》是歌颂所谓改革开放的现实剧，落到实处的依然是剧中人物“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的不能自主和“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现代人道的大打折扣。
《大法官》中最大的法律盲区，就在于一方面把金城县县长王玉和与《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及王连举挂起钩来，一方面又把法院院长陈默雷与《赤桑镇》中敢于告御状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包龙图挂起钩来。剧中拥有执法权的司法人员不但执法不力而且自身难保，只能够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更高或最高级别高官身上的做法，无非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旧式清官包拯、海瑞之流的借尸还魂。
由当红笑星赵本山导演并主演的《刘老根》，显然是把男主人公刘老根当作改革开放年代的英雄人物和模范人物来塑造的，大煞风景的是，这位当了一辈子村支书的老光棍，并不是靠着本人独立自主的“自我规定的意志”和本村人自生更生的资本积累取得成功的，而是先在城里巧遇一位名叫韩冰的有钱寡妇，然后靠着韩冰来历不明的投资回村办起温泉饭店；在本乡官员一再干扰温泉饭店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又靠着结识更高级别的现代清官县委书记，来寻求凌驾于市场规则之上的政治庇护和权力支援。这种既要靠外来的金钱又要靠外来的权力才能够大团圆的情节模式，正是传统戏曲“戏不够，神来凑”、“做戏无法，出个菩萨”之类神道设教的老戏法的现代流变，与“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现代人道根本不是一档子事。
对于这样一个没有自由传统和人道观念的人种和国家，除了像五四先驱所主张的那样，从文化精神到社会制度全面地西方化、民主化之外，再没有第二条出路和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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