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8月13日讯】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摘自徐志摩《再别康桥》）
史学泰斗余英时8月1日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安详辞世、“悄然下葬”的消息4日被证实后，近日网上悼念文章铺天盖地，正如《纽约时报》中文版11日刊出署名文章指出：“余英时在华语世界的卓越地位跨越了地缘政治的障碍，并延伸到了学术界之外。他的去世在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引起了广泛的悼念，在这些地方，他的书被广泛阅读，尽管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令执政的共产党深恶痛绝。台湾总统蔡英文称赞他为‘史学大师’以及民主理想的守护者。”
然而，在众多悼文中，大多是盛赞余英时在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说他是一位“追求纯粹的学人”，但对他守护民主自由价值所做的一切却着墨不多。尤其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余英时及其太太陈淑平，为六四后被迫去国离家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精英和学运参与者，提供“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一方净土，作为他们的庇护家园，为这些异乡人提供一个温暖的家。
尽管他们中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后来在某种程度上伤了余氏夫妇的心，但余太太用她宽广胸怀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抚慰了因“六四事件”众多流亡人士的伤痛，其中对天安门学运领袖柴玲的关爱，更是恩重如山！而余氏夫妇一向只求付出，不求回报。
《河殇》总撰稿人苏晓康当年是受惠人之一。上周六（8月7日）他与王丹、康正果、胡平在“光传媒”视频平台追思余英时，苏晓康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谈到动情处“涕泗纵横”、声泪俱下，令人动容。
苏晓康说到陈淑平当时陪伴他遭遇严重车祸险成植物人的妻子傅莉种种，“心碎不已”。后来他在余英时夫妇鼓励下，写了《离魂历劫自序》疗伤止痛，才走出阴霾，而余太太陈淑平正是陪伴他们渡过生死劫的恩人，有如再生父母。
1989年“六四事件”后，普林斯顿大学收留了许多流亡美国的中国作家，为了安置他们，余英时等筹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金主是美国创业投资家、普林斯顿大学校董艾略特（John B. Elliott），慷慨地捐赠一百万美元作为成立资金。
余英时获得这笔捐款后，联系他的学生、热心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驻华办事处主任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负责使用这笔资金。“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以下简称“中国学社”）应运而生。董事长先后由艾略特和林培瑞出任；历任主席为“中国的良心”、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执行主席为苏晓康、陈奎德。
当时与刘宾雁一起居住在普林斯顿的除苏绍智外，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前副局长李洪林（后返北京，2016年6月1日因肺癌病逝）等。
从1989年六四事件后至1993年间，“中国学社”前后共庇护26名曾具一定知名度的知识分子及学生，包括刘宾雁、苏绍智、苏晓康、陈奎德、孔捷生、郑义、北明、阮铭、阮志明、张郎郎、白梦、赵蔚及张伯笠等。
1992年，艾略特的百万捐款用完，余英时为了这班流亡人士的生存和前途问题，变成了“丐帮大帮主”，利用个人威望，设法帮忙中国学社通过各种渠道筹措经费，包括来自台湾三民主义大同盟的预算经费，使“中国学社”得以继续维持。
由于普林斯顿大学政策规定不能接受外国政府资助，因此自1992年7月开始，“中国学社”脱离普林斯顿，成为独立学术机构。其后“中国学社”赞助者还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2012年赞助“中国学社”计划共约75万美元，其中包括人权计划49万美元；出版《纵览中国》费用19万1500美元；以及民主演变计划6万9100美元。
2011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赞助“中国学社”总计约103万美元，包括人权计划49万美元；出版《纵览中国》17万1500美元；中国数位网络37万美元。
当时民运山头林立，各派系纷争不断，难得的是余英时对这些争议保持超然立场，他秉持的是“养士”传统，为乱世中的知识精英提供庇护和滋养，保存火种，希望他们在时局好转时有所作为。
作为人道主义者和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公共知识分子，余英时还应邀参加多个学术机构及民运组织的无报酬名衔，奉献大量时间和精力。
柴玲199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硕士学位，我应邀出席她的毕业典礼。当天看到余英时夫妇就像自己女儿毕业那样，全程参加。
柴玲跟我说，在她孤立无援那段时间，尤其在她因养狗引起舆论哗然的艰难时刻，余太太给了她很多母爱般的关怀，并为她大声疾呼“柴玲为什么不能养狗？”
柴玲对在普林斯顿大学这段经历显然心怀感恩。在“六四”20周年时，柴玲创立的尖子班基金会“Jenzabar Foundation”，宣布捐款一百万美元援助中国人权民运事业，她表示，感谢艾略特当年捐款一百万美元支持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她才有机会借此毕业与创业。
林培瑞深有体会形容，余英时对异议人士而言，“就像北极星，提供方向而且可靠”。
当年我是台湾联合报系美加新闻中心特派记者，由于工作关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是我经常前往采访的站点之一，有机会见证它由盛极而衰的历史。
我仍清楚记得，“六四”不久，普林斯顿收留了首批十多名流亡人士，他们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余太太一声号召，发动普大教职员工捐献家中剩余物资。刹那间，反应热烈，大家纷纷响应踊跃捐献，衣服物品家用品、锅盘瓢碗等应有尽有，将孔捷生、张郎郎、赵蔚等人聚居的屋子堆得满满的。由于东西太多，而且许多都未用过，他们还让我搬了一车东西回纽约，分给在皇后区落脚的流亡人士。记得当时陈一咨刚逃到美国，落脚纽约皇后区艾姆赫斯特，我还给他送去东西“借花献佛”。
顺便一提，余英时不但催生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而且更促成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组建“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其初衷希望网罗一批有志者推动中国制度变革和民主进程。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最大特点，在于聚集一批热心推进中国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学贯中西的多学科人才和中国问题专家。成立之初，阵容鼎盛，旗下研究员三百余人，分布世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或专长涵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个分支。该中心还在各主要国家设立分部或联络员，与三百多个学术组织以及近两千名学者建立学术联繋。
中心董事会由九位世界著名学者组成，包括丘宏达、余英时（学术顾问委员会主任）、沈君山、古梅（M. Goldman）、陈一咨（副董事长）、许倬云、费景汉（董事长）、黎安友（A. Nathan）和苏绍智，执行局主席为陈一咨，副主席为程晓农、宦国苍；研究与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田国强，副主任委员兼项目主任为洪朝辉。 均为一时之选，惜后来由于经费难以为继，兼且陈一咨于2002年发现患淋巴癌，壮志难酬，“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如今，对“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和“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两个组织贡献良多的余英时，也实践了他生前追求的“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人生境界，潇洒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地走了，他的太太和两名女儿遵从他生前遗愿，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悄然下葬”。
然而，他虽死犹生，他一生坚持学术研究，强调“知识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追求民主人权价值，“死而不亡者寿”！这是余英时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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