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我的母校是共产主义训练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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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9月15日讯】(大纪元专栏作家撰文Loretta Breuning/曲志卓编译)是的,康奈尔大学的学生被培训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

虽然培训中没有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但被洗脑了的学生们相信,一旦他们推翻了“体制”,生活就会变得轻松。在更深层次上,他们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胡萝卜和大棒的训练。胡萝卜是你得到的免费的东西,如果你服从它的要求;大棒则是惩罚,如果你抵制它。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称为“银或铅”:要么接受他的奖励,要么挨他的枪子。(注:埃斯科瓦尔是哥伦比亚有史以来最嚣张的毒枭。)

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在服从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时会得到奖励。他们获得了好成绩,社会认可,并获得了意识形态所控制的好工作。如果他们抵制校园“活动家”,他们就会受到欺凌,而这种欺凌行为会迅速升级。

“社会排斥”的威胁通常足以令人们屈服和接受这些玩意儿。因此,极权主义者可以接管一个机构,而只需要针对少数没有被收买或吓倒的人。

人脑是通过胡萝卜和大棒来学习的。当我们收到奖励或威胁时,神经元会连接起来,这使我们再次遇到类似的胡萝卜和大棒时,不用思考就能做出快速反应。每个大脑都能对环境的刺激做出反应,而不用经过有意识的思考。

这就是为什么学生没有意识到他们被强迫接受某种意识形态。事实上,极权主义者惩罚你,如果你识破了他们制造的恐怖的气氛。他们奖励你,如果你假装你可以为更高的利益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康奈尔大学的一群学生上周大声疾呼。一群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在学校的报纸上抱怨校园限制自我表达。我不想重述导致这种情况的事件,因为勇敢的康奈尔大学法学教授威廉‧雅各布森(William Jacobson)对此次事件进行了很好的报导。我想解释的是康奈尔大学共产主义培训的历史根源。

1971年,我是康奈尔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我“学到了”资本主义是所有问题的根原因,所以推翻它就会让和平和爱像雏菊一样绽开。我接受了“阿梅里卡”(注:“美国”一词的英语谐音)是万恶之源的信念。我并不相信我被告知的一切,但我学会了抑制挑战它的冲动,因为我可以看到结果会怎样。

几十年过去了,我才从这培训中醒来。在那之前,我不幸地把它传给了更无辜的年轻人。(这个故事在我的书《我如何逃脱政治正确性,你也可以》(How I Escaped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You Can Too)里讲过)。然后,我觉得自己很傻而被愚弄了,所以我想更深入地了解它是如何发生的。我的研究发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

1969年,康奈尔大学的一个黑人学生团体占领了学生会大楼。持枪的活动家的照片在各大媒体上泛滥。“活动家”和校方之间的谈判是由一位受欢迎的政治学教授领导的,他不久后自杀身亡。据说,克林顿‧罗西特(Clinton Rossiter)教授对行政人员和教职员工,他的老朋友们,屈服于所有要求的方式感到沮丧。

《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刊登了罗西特谈判的巨幅照片,但当他的儿子——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发现他的尸体时,媒体却一片寂静。

我在他儿子的自传里了解到了这些。可悲的是,他儿子坚持“活动家”是好人这一流行观点。这种观点依然存在,就好像大学从这一事件中获得了声誉。

这些事件发生一年后,我的高中辅导员建议我向康奈尔大学提出入学申请。虽然我很高兴去那里读书,但我强烈怀疑这位辅导员是否受了康奈尔大学大规模的推销的影响。

不久,我就每天走在威拉德‧斯特雷德厅(Willard Straight Hall)前的著名照片现场了(不是1972年被占领的附近的大楼)。在那段时间里,我从未问过威拉德‧斯特雷德是谁,所以想像一下,当我偶然发现他的儿子迈克尔‧斯特雷德(Michael Straight)作为剑桥间谍团伙的成员被克格勃监视时,我有多么震惊。

威拉德死于西班牙流感疫情,他的财富由他的左倾妻子继承。她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去英国,在那里接受左倾教育。她的儿子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剑桥大学。年轻人的幻想常常会导向共产党。一些剑桥间谍逃到苏联,但迈克尔刚回到美国,被小罗斯福总统雇用!

斯特雷德其它头衔包括“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出版商和国家艺术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副主席。和现在一样,那时与共产主义主张保持一致有助于个人职业发展。

历史书把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在大学生中的流行排除在外,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如果你提到它,你会被谴责为麦卡锡式(McCarthyite)的疯子。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的《耶鲁的上帝与人》(God and Man at Yale)为当今知识界的时尚在20世纪40年代的根基提供了一瞥。(注:麦卡锡是上世纪50年代反对共产主义的美国参议员。)

今天的学生从这种根深蒂固的、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中解脱出来还有什么希望呢?

看到康奈尔大学学生的专栏文章拥抱“活动家”的目标,而且所关心的仅仅是他们的策略是否会阻碍其目标的达成,我对此并不抱希望。

听到康奈尔校方计划强制所有学生、教职员工接受反种族主义培训,也令人沮丧。

在我看来,唯一的希望就是让学生自己思考什么是“包容”。我没有在康奈尔大学“感觉被包容”。我觉得自己与那些我认为更富有、更有文化或更有吸引力的学生不同。但我学会了管理这些感受,因为没有人教我把我的感受归咎于别人。当然,没有人授权我惩罚那些我认为排斥我的人。

自古以来,人类就不得不管理“群体内/群体外”的感觉。在动物世界中,一个孤立的个体会很快被捕食者吃掉。这就是为什么在落单时,哺乳动物的大脑会释放出一种威胁性化学物质(皮质醇,cortisol),而安全地处于群体中时,它会释放出一种奖励化学物质(催产素,亦称为“爱素”, oxytocin)。我们对“社会接受”有强烈的感情,因为我们有哺乳动物式的大脑。

但是动物群体不会允许每一只动物都加入进来。群体是由过去的经验所带来的信任来维持的。哺乳动物必须建立信任纽带才能获得群体的接受。哺乳动物有强烈的动机建立信任纽带,因为没有了群体,它将独自面对捕食者。

建立信任是一种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的技能。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很痛苦。如果我看到一个更容易的选择,我就不会去学了。

共产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容易的选择。只要你接受领导者报告的每一个新“事实”,你马上就会被“包容”。

一旦你加入,就很难离开共产主义的群体,因为你已经学会了期望“体制和系统”来满足你的需求,而没有学会自己建立信任。根据我们的新精英们的说法,如果这个系统不能让你感到被包容,那它就会成为一种“创伤”。

如果你接受这种离奇的心态,你也可以成为精英!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我们很幸运,我们仍然有一个选择。

作者简介:

洛蕾塔‧布劳宁(Loretta Breuning)博士是内哺乳动物研究所(the Inner Mammal Institute)的创始人,也是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East Bay)管理学教授。她是许多个人发展书籍的作者,包括《快乐大脑的习惯:重新训练你的大脑,以提高你的血清素、多巴胺、催产素和内啡肽》(Habits of a Happy Brain: Retrain Your Brain to Boost Your Serotonin, Dopamine, Oxytocin, & Endorphin Levels) 和 《我如何逃脱政治正确性,你也可以》(How I Escaped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You Can Too)。布劳宁博士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八种语言,并被主要媒体引用。在教学之前,她在联合国非洲工作。她是康奈尔大学和塔夫茨大学的毕业生(Cornell University and Tufts)。她的网站是InnerMammalInstitute.org。

原文“Is My Alma Mater a Communist Training Camp?”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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