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藏书家钱曾在《读书敏求纪》中记载,晚明著名藏书家赵清常(即赵琦美,号清常道人)死后,其子孙变卖他的藏书,书尽归于牧翁(钱曾称其师钱谦益;钱谦益号牧斋,晚号绛云楼主人)的“绛云楼”,那时武康山(今浙江德清县境内,旧时为武康县[1])中,竟在白昼传来鬼哭之声。纪晓岚说,明代寿宁侯旧宅在兴济,后代人卖去大半,仅剩厅堂,在拆卸时,工匠竟听见柱子里传来哭泣声。可见恋恋于书、宅的千古痴魂,真不是空穴来风。
纪晓岚曾经和好友董曲江(董元度,乾隆壬申恩科进士)谈起此事,感叹道:“天地山河,佛家尚视为泡影,何况区区书籍屋宇?若百年后,我的图书器玩散落人间,被人摩挲于掌指尖,说‘这是纪晓岚的遗物’,那也算一段佳话,何必遗恨?”
曲江有不同的看法:“你这话,‘名心’犹存。我则认为人生消闲遣日藉图书器玩自娱,一旦我不在了,万物与我何干?任它们喂虫喂鼠、埋泥沙吧!所以我的书不刻印记,我的砚也不题铭号。这正如名花明月、胜水名山,与我偶然相逢,便属于我;云烟过眼,再不必问曾属于谁!何必镌号题名,留给后人计较呢?”纪晓岚觉得曲江的胸襟洒脱,更胜一筹。
世人胸襟洒脱的表现还有这样一种形式,来说说唐代名臣马周的例子。马周是唐朝开国之初的名臣之一,机敏善辨,能辨析问题的根源与利害关键,上奏内容脉络清晰条理分明,说无不中。马周论事上奏,每每扣响唐太宗的共鸣。太宗打心底爱听马周论国家大事、分析事理对策,到了念念不忘的程度,太宗曾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
举一例,如下面这则马周论如何治理天下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奏疏,深得太宗之心。马周说:
“君临天下,最重要的是百姓。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全在于刺史与县令的政绩。一国之中县令人数繁多,不可能人人贤明,但若每州能得一位贤能刺史,则一境之内即可休养生息,社会安定;若天下的刺史都能贯彻君主圣意,奉君令理民政,则陛下只需端坐朝廷,垂拱而治(形容天子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不用担心百姓生活不安乐。
“自古以来,刺史、县令都是慎选贤德之人,若要擢升宰相,往往先考验他治理地方当父母官的能力,或经过二千石之职(如郡守、刺史)的历练,再从其中选拔宰辅。然而当今朝廷却独重中央官员的选用,而对外放刺史、县令的选任反而轻忽。刺史多是武夫或是有功绩之人,或是不称职京官才外派到州县。而武官中的折冲都尉、果毅都尉,体格壮硕的先被选入宫为中郎将,其次才补任州刺史,其余的派到远地边疆。刺史中真正以德行才术被擢用者,十人之中难得其一。因此百姓不得安居,关键在此。”
唐太宗对马周此奏称善良久!
马周临终之时作了一件事,完成他“洒脱”的心愿。他索回先前所呈的那些被太宗赞美有加的奏章,有厚厚的一卷,自己亲自烧了它,慨然自语道:“像管仲、晏子那样以彰显君主的过失来谋求身后名誉的事,我不愿做。”
结语
这种不以显示君主的过失与不足而来表彰自己功劳的胸襟,不让自己的事功留名于史册的洒脱,真是超越凡人的层次,能让人打心底起敬也!
注[1]:德清县旧时为武康县,武康的县名因武康山而来。据德清县历史沿革:“因县内有铜官山(又称武康山),故得此武康县名。”《吴兴志卷四》:武康山,在(武康)县西一十五里。旧名铜官山,唐天宝六年敕改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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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阅微草堂笔记‧卷七 如是我闻一》《旧唐书‧列传第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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