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6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庄瑷筠台湾台北报导）韩剧《铁拳教育》引发台湾教育界共鸣，台湾近年亲师冲突频传，本意为公正处置不适任教师的校事会议，成为滥诉工具，教师因担心遭申诉，对学生出现“不敢管、管不了”现象。律师指出，法律能规范行为，而道德与品格教育才是更高层次的约束力量。
校事会议投诉案1年逾800件
“校事会议原本是为了处理不适任教师而设计，但程序本身若被恶用，就会造成滥诉。”律师刘韦廷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提到，曾有高中教师表示，学校一年进入校事会议的案件超过800件，平均每天都要处理2至3件案件，每个案件都必须开会、调查、制作纪录与撰写报告，耗费大量时间与人力，“光是做这些事情，就足以让整个学校系统瘫痪掉。”
在此情况下，部分教师因担心遭家长或学生申诉，被迫进入冗长调查程序，而采取防御性教学，导致教育现场出现“不敢管、管不了”现象。
刘韦廷指出，这与过去医疗界面临大量诉讼时所产生的“防卫性医疗”十分类似，许多教师承受的压力并非来自最终调查结果，而是从程序启动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光是被通知遭到申诉或检举，就已经很不舒服了”，进入程序本身就是一种负担。
他认为，未来修法应建立更明确的分流机制，将涉及体罚、性平、重大违法等案件与一般管教争议区分处理，避免所有案件都进入同一套程序，并将相关标准明确写入法规。
学生权益过大 法律上需再平衡
除校事会议制度外，《铁拳教育》也引发针对教师管教权限缩的反思，刘韦廷说，现行规范其实都有其历史背景，过去在法律上所称的“特别权力关系”概念下，认为教师拥有较大管理权限，因此透过修法逐步转向强调学生权利。
不过，他认为，这种制度调整往往存在“钟摆效应”，以前觉得老师权力太大，就往学生权益倾斜；现在又觉得学生权益太强，就要再往中间拉回来，教育界现在正面临的是，重新寻求平衡的课题。
这种现象也反映在近年相关法规修订上。刘韦廷以新北校园割颈案为例，教育部在事后修正《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增订教师正当防卫免责条款，也放宽特定情况下检查学生书包等物品的规定，不过实务上仍要求全程录影、第三人在场等。
对此，刘韦廷说，许多规范立法目的都是好的，但教育现场往往充满突发状况，例如怀疑学生偷窃、持有危险物品或其他紧急状况时，理论上需要立即处理，但在客观上，会遇到来不及录影的特殊状况，因此法规设计仍应保留适当弹性，否则就变成一个根本无法执行的规定。
他指出，教育现场面对的问题，并非单靠增加程序就能解决，从校事会议到辅导管教等诸多规范，许多制度都是在争议发生后持续增订的条文与程序，法规内容也愈来愈细致，但未必能从根本改善问题。
“法律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个工具。”真正要解决问题，最后还是要回到教育本身。
刘韦廷认为，法律提供的只是一套程序，让争议能够被公平处理，本质上，外在的限制只能规范行为，无法改变人的价值观，如果一个人从内心就不认同这套价值，法律只能限制他不要做，而不能让他真心相信，他直言，“很多时候，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对于近年社会呼吁重视品德教育的声音，刘韦廷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规范，而道德与品格教育则是更高层次的约束力量，“如果只是一直告诉学生不能做什么，他可能会想办法钻漏洞；但如果他从内心认同这些价值，很多问题自然不会发生。”
教育真正重要的仍是价值观的建立，才能让学生从“他律”走向“自律”。
刘韦廷也强调，学生权益保障与教师合理管教权并非对立关系，未来制度调整的重点不在于偏向教师或学生任何一方，而是在保障学生权益、维持教师专业及教育功能之间重新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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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桦
